100岁协和:自省、专注和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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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像一个过时但仍自律

  甚至有点孤傲的旧式知识分子

  静静地散发着某种无言的力量

  

  老协和病房。图/作者提供

  协和:自省、专注和慈悲

  《中国新闻周刊》文/常青

  本文首发于总第825期《中国新闻周刊》

  协和医院静静地站立在北京东单三条。它已经在此站立了100年,并将继续站立下去。有时,班车会在繁华的东单三条和西单的协和西院(前身为北京邮电医院)之间穿梭,提醒着人们“西协和”这个新时代产物的存在。

  在热闹非凡的“金街”“银街”和长安街之间,它看上去像一个过时但仍自律、甚至有点孤傲的旧式知识分子,静静地散发着某种无言的力量

  在100年历史中,它曾用过很多名字:北京协和医学院、北平协和医学院、中国医科大学、中国首都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而其英文名却一直是“PUMC”。它经受了各种政治和文化挑战,在几个历史时期都被关闭过,但还是坚持了下来,老协和的核心特征,也延续了下来。

  恢复长学制

  协和被新中国政府接管后,关于重数量还是重质量,争论再起。

  调整中,协和被当成一个“人才宝库”,曾抽调出不少骨干去协和之外建立新的医疗机构。当时,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张孝骞就担心,这样的调整是“拔萝卜”而非“割韭菜”,破坏了协和技术队伍的结构和完整,不利于高级医学人才的培养。

  对协和医学院1953年停止招生,张孝骞也一直持不同意见。那时中国医学教育普遍趋于短学制,重数量,主张迅速扩充三至五年制医学教育,尽快解决医务人员的短缺,质量退而求其次。因为面对中国有 5 亿多人口并且大部分人在农村的现实,协和医学院每年培养的30名学生,实在微不足道。

  张孝骞却认为,新中国仍然需要一所较长学制和高水平的医学院,致力于培养高水平的医、教、研人才。当时有多位中央领导接受着协和医生的治疗,但这些并未转变成对协和长期教育计划的政治支持。

  协和课程的核心是八年制教育,三年医学预科再加五年临床教学及研究。协和对维持其顶尖地位的“八年制”极为珍视,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协和医学院拒绝了扩招,拒绝了三到五年制的课程设置,同时也付出了巨大代价。

  1954-1959年,没有招收新班级。

  1966-1979年,没有招收新班级。

  1968-1987年,没有毕业生。

  1957年之前毕业的学生,还是接受了与前辈类似的“协和式教育”,即三年在北京大学读医预科、五年在协和医学院,之后是系统的住院医生培养。

  1957年秋,一组英国医生来中国访问,其中一位是《柳叶刀》杂志的主编,对世界各地的医学教育有独到见解。他在访问报告中描述协和:“虽然历经变迁兴衰,(协和)仍被认为是中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尽管世易时移,国际教员也已离去,但协和依旧保持了一流的水准,执中国医学界之牛耳。”他也描述了苏联模式对中国医学教育的影响:当时的中国学习苏联模式,大大增加了行医者的数量;缩短学时,课程缩短3年或4年,过度扩张学校规模,降低了医学教育的水平。

  1957年11月25日,卫生部正式通知:中国协和医学院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合并,称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称北京协和医院,接受中国医学科学院领导。1933届协和毕业生黄家驷被任命为院长。

  这一年,张孝骞毅然向中央上书,建议恢复协和的长学制医学生教育。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国家的迫切需要,医学教育不得不照顾数量,缩短年限,因而降低了质量,这是一时的权宜,原是迫不得已的。其中主要的缺点是错误地强调了全国医学教育的一致性,没有在某些具备条件的医学院为国家培养一部分质量较高的医学生。这个错误的影响,在医学科学研究亟待开展的今日表现得特别明显。现在医学院学制仍为五年制,而且医预课程极不充实,生物、物理、化学三门课的总时数只有504学时。在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方面,由于学生人数过多,师资、设备、病床都感缺乏,教学也很不够理想。”他写道。

  张孝骞极力主张,从速开办几处年限较长、学生人数较少、基础课程较好、教学质量较高的医学教育中心。他分析了协和医学院的状况,认为协和虽在短期内脱离了医学生教育,还是具备了恢复这项工作的有利条件:多年的教学经验与教学方法还没有遗忘;教学组织与较高级教学人员还没有完全拆散;不少教学设备,还是原封未动。

  他建议协和早迈一步,尽快招收医学生。协和教务处组织全院进行讨论,临床科室一致赞成,但终因基础科室更愿意搞科研出成绩、反对浪费过多时间在教学上而否决。

  直到1959年国家提出“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张孝骞的教育思想才逐步为人们所理解。

  这一年,在原协和医学院的基础上,恢复了八年制,协和被命名为“中国医科大学”。卫生部委托医科院党委负责筹建和领导,提出了一个特殊的领导体制:一个领导班子(党委)、一套组织机构、二块牌子、二个任务,简称“一一二二”。校长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黄家驷,张孝骞是副校长之一。

  复校后的协和教学大楼,教室、实验室、学生宿舍、食堂等内部建筑都是黄家驷按照老协和的标准设计的。他亲自选聘老协和毕业生、长期在老协和工作的教授担任医大的教研室主任,自己参加胸外科讲课。一些“拔萝卜”时的骨干力量被调回,恢复了部分正规医疗制度。

  三年医预班学习安排在北京大学生物系。解剖、生理、生化等需要的显微镜和实验设备,一个学生一套。人体解剖两个人一组,每组一具尸体。进入临床后,每个学生一副听诊器、一套血常规化验用具。

  张孝骞上世纪80年代时的日记中写道:“医院在60年代初起始有所整顿,可以说是解放接收后医院的最好时期,现在科内领导和骨干主要是该时期培养出来的。”

  协和内科主任沈悌是1959年复校后的第一批学生。他回忆,小时候只知道协和医院的医生是高级的,发烧了要找诸福棠看,眼睛有病要找张晓楼看。在基础课上,他才真正开始领略协和的风采。协和的医生不仅医术高,而且绝大多数都是非常优秀的老师。解剖学第一堂课由张鋆教授讲。他是中国解剖界第一人,当时已快80高龄,不仅知识渊博,最拿手的是双手画解剖图。吴蔚然教授讲肛肠疾病,从直肠齿状线开始,讲到肛瘘的形成,从解剖到临床,循循善诱,深入浅出。

  复苏期很短暂。1965年,黄家驷被下放农村,带着协和医学院的一批教师。对他的一条指控是:“一直对八年制教育念念不忘。”

  1966年,教学停止。1970年,协和奉命停办。

  洛氏重入中国

  

  “文革”期间,妇产科专家宋鸿钊被当作反动权威批斗。他站在高凳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但批斗会一结束,他马上戴着口罩回到病房。有一次,学生杨秀玉忍不住问他:“他们都批斗你什么?”他笑说:“我也没听清楚,我光顾着保持平衡来着。”

  宋鸿钊后来因研究绒癌方面的成就而被评为院士。绒癌在1956年列入国家科研规划肿瘤研究专题,1963年修订时被取消。他回顾,长期以来,恶性肿瘤有了转移就被当成不治之症,医生不再治疗,这已成为一种天经地义的事情。而治疗绒癌这种高度恶性的肿瘤,还要保留病人的生育功能,更被认为是“痴人说梦”,是个人名利思想作祟。因此,不仅绒癌病人难以入院,化疗后病人血象下降,需要输血,也被认为是浪费。是病人给了他最大的鼓励。他们主动写了保证书,自愿配合治疗试验,有的病人不幸不治身死,家属不但无怨言,还含泪捐献病人尸体进行解剖研究,尸检率高达65%。

  协和医生们也尽最大的努力给病人以帮助。在协和医院的病案中,至今仍保留着张孝骞与河南省延津县丰庄农民赵玉兰的通信。赵玉兰在协和住院期间,被确诊为慢性活动性肝炎。临出院时,张孝骞再三叮嘱,回去后常写信来,及时报告病情。

  赵玉兰写道:“张主任,按您的治疗方案用药,现基本情况尚好,我们全家都很感谢您。”“张主任,我想和您谈谈内心话,您在中国内科方面是最高的。”

  在1973年12月、1974年11月和1975年10月的三次回信中,张孝骞写道:“建议做血小板计数,如果低可暂停服6MP,血象回升再试服,服克尿塞时须补钾。”“两次低热大约和原病无关,治疗方面无须更改,仍需查血。”“病情稳定,不必来京复查,建议酌情减剂量,尽量避免感染和发热。”

  “文革”后再次恢复协和八年制,黄家驷和张孝骞是积极推动者。1979年国家批示,恢复协和,改名为“中国首都医科大学”,设医学专业,学制八年,医预科在北京大学。6年后改为“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恢复高级护理教育。

  中断28年后,协和与美国的洛氏驻华医社重新建立了联系。洛氏驻华医社即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创始于1914年,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项目,后改组为独立的基金会,是老协和的创建和运营机构,1950年离开中国。

  1980年,洛氏驻华医社再次进入中国。麻省总医院院长、洛氏驻华医社董事如此描述对北京协和医学院的首次访问:“当我们在协和参加第一次会面时,我震惊地看到所有与会者都是长者,非常年迈。没有一名会讲英语的年轻医生……和我们见面的都是60岁以上、70多岁的人……唯一能与之重建医学的,就是这些长者,但其西方医学知识显然已经过时了。”

  这一年,洛氏驻华医社拨给协和155万美元,其中55万美元专门用于更换协和老建筑中的旧管道。

  只是,在曾经的协和教育长章央芬看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医科院和医大彻底合二为一,所有领导都兼任两个职务,取消教育长……谁也没有时间专门负责领导医大的工作,实际上是医科院‘捎带着办医大’,以至发展缓慢。”

  大病历和大查房

  协和有“三宝”,其中之一是病历。

  2005年初,80年前在北京协和医院出生的李锦明忽然接到通知,请他回医院进行一次体检。一起接受体检的共有2000多人,均是1921年到1954年间在协和诞生的。这次大规模体检的结果,还将用于一项关于“胎儿宫内发育与老年慢性病关系”的研究。

  2006年8月10日,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协和病案展。协和建院以来的240万份病历全都完整保存,包括孙中山、梁启超、张学良、蒋介石、冯玉祥、宋氏三姐妹、林徽因等名人的病历。丢失的只有几份。

  协和医院在创建时复制了约翰·霍普金斯的病历系统,其中从1920年到1951年的全部住院病人的10万份病历,以及门诊病人的55万份病历,都用英文写成。协和病案室的第一代掌门人王贤星确定了“整体制”的病历管理原则,即一个病人在各科看病的病历都要放在一起。

  在多次政治运动和战争中,协和病历好几次濒临销毁的危机。1942年侵华日军占领了协和,曾打算把病案销毁;60年代国家经济困难缺乏纸张,曾有人提出将部分老病案送到造纸厂;“文革”时,病案室更是成了重灾区,病历被斥为“一堆废纸”。几代病案室主任据理力争,扛过了危机。

  内科大查房也是协和的传统

  20世纪80年代初,张孝骞已经80多岁了,但他仍认真参加每一次内科大查房。自从他在20年代进入协和医院做一名住院医生以来,这个习惯已经刻进了他的生物钟。

  由于全院行政上的安排,1979年12月25日的例行全科巡诊被取消了,张孝骞非常生气。在这天的日记中,他写道:

  “闻本周三又因评比工作停止举行大查房,不禁不能抑制,盛怒之下,又不择言。到病房后又大发牢骚,虽然讲了一些临床工作方法,有似对牛弹琴,但仍有语病。事后追悔不已而且影响心脏,期前收缩频繁,下午休息了二到三小时才平息。夜间只睡二到三小时(服两次睡药),真是何苦!当然有不平之气,但发泄是取祸之道,奈何!可能已有精神病了!今天圣诞节!”

  “大查房”最早称为“大巡诊”,英文是“medical grand round”。最初医生人数少,病房即可容纳全部医生的巡诊。后来,协和内科医生越来越多,内科大查房的地点从病房转移到了能容百余人的老楼10号楼223阶梯教室,一直持续到1995年。

  到了今天,内科大查房场面更加壮观。内科各专科医生几乎全部到场,同时还会邀请放射科、病理科、检验科、外科等科室参加,有时还有基础学科同仁和外院医生出现,各病房的护士长和护士也会参加。查房一般持续两小时,参加人数多在100人以上。从前是每周三上午,后来变为每周三下午。下午3点,协和内科的医生们从各个病房陆陆续续赶到会场,如果晚到可能就没了座位。

  大查房的第一步是选择病例,先行公布。所选的病例是较复杂疑难或是罕见的,或在诊断和治疗中有不易解决的问题,或有某种新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大查房时,病人被带到大查房现场,医生现场对病人进行体检和病史询问。

  随后的自由讨论是大查房最精彩的部分。申请大查房的专科医生先发表自己的看法,其他科室医生就相关问题作出解答,发表意见。最后是大内科或专科主任总结性发言,并指示下一步的诊治措施。

  未尽的问题留作进一步观察检查,或等待外科手术的发现。如病人不幸死亡,则可能从尸检中得到答案。如有新的资料,在以后的大查房时做追随报告。

  大查房洋溢着学术自由的空气。方圻教授回忆,常常是病历摘要一下来,很多教授就跑图书馆,然后在会上争论交锋。

  “前两排就座的都是老教授,后排是青年医生。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教授才有发言权。相反,主任们会随时站起来点名让年轻人发言,同时也鼓励大家提问题。所有的讨论都结合病人的实际,不是脱离实际的泛泛空谈。”著名血液学专家张之南教授如此回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协和大查房。

  邓家栋担任内科助理住院医生时,有一位男性病人,30多岁,因心力衰竭而数次入院,每次经短期卧床休息、治疗,即可恢复。每次诊断都怀疑他为动脉硬化性心脏病,但并无证据和明显的动脉硬化体征。

  有一次晚间巡诊时,邓家栋用听诊器听到病人的心尖区有如二尖瓣狭窄的典型的舒张期杂音。次晨,主治医生前来查房却没有听到,邓家栋自己再听时也听不到了。他怀疑可能是自己听错了,但过了一天,他又听到了同样的杂音。于是,他把检查经过如实地记在病历日志中。

  病人出院几天后又再次入院。一次他在床上坐便盆大便时,突然死亡。后来尸体检查发现,左心房有一黏液瘤,有蒂。这瘤因为有蒂的关系,可能在某一时间阻碍了血液从左心房流入左心室,起了类似二尖瓣狭窄的作用,但在另外一些时间瘤体离开,病情又得到解除。

  在一次内科大巡诊时,这一病例被提出来。内科主任狄瑞德并没有责备他们未能在病人生前诊断出来,因为这种病例在国内外都很少见,但他强调:“我们任何时候都要实事求是,相信自己的观察和事实,不要从主观臆想出发,先入为主,轻易否定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不犯错误。”

  跨学科的碰撞绘成了一幅关于医学的完整图景。以2001年协和内科大查房为例,在提交大查房的病例中,16例诊断不明,查房后10 例获正确诊断;27 例疗效不佳,查房后16 例病情改善或治愈。

  新协和的传承

  21世纪初,协和公共卫生学教授黄建始曾列出过“协和现象”能坚持的4个理由:清晰的使命、全世界认可的约翰·霍普金斯模式、独特的文化和传统、持续的改革和创新精神。除了这4个理由外,还有“认知共同体”,即对价值、规范有共同观念的知识共同体。

  也有人说,今日的北京协和医院在靠名声而活。它的“近亲繁殖”体系,已容不下年轻人的创造力和自由的思想。它身上过分沉重而严格的传统,和身外这个高速变换的世界,显得越来越脱节。

  2006年,协和与清华大学合并,诞生了两个名称并列的新机构:北京协和医学院和清华大学医学部。这是在先前几度其他形式的合并意向受到强烈抗议之后的产物。协和的重建,以及与其他医学院、综合大学的合并,一直充满了争议,常常有来自协和民间的坚决反对意见,甚至集体联名反对。求质量还是求数量的问题,被一再提出。

  今天的协和,生存在并入综合大学成为“学院”的大气氛中,自身还存在管理上的缺陷。它睁着一双多少有些保守、过时的知识分子的眼睛,尝试在新时代走出自己也觉得无解的困境。

  作为一个有着洋背景、非正统出身的医学院,协和几次停办,几次复校。延续的是生命力,但难以延续的是一以贯之的办学精神和为医标准。年轻医生从业内在动力不足,社会也没有给予足够的职业承认和物质保障。

  每个老去的协和人,都会像盘点财富一样,回味亲身经历的或者传说中的那些高年资医生的指导和教诲。他们身上,有着这个时代罕见的自省、专注和慈悲。

  老协和远矣,新协和需要新一代人凝聚新的智慧,传承,突破,超越。

  (经授权摘编自湛庐文化2017年9月出版的《协和医事:协和百年纪念版》)

  

  值班编辑:陶小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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