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曾经我为你振臂呐喊，如今我情愿清醒旁观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崔健

01

1985年，为给非洲大饥荒赈灾，

流行乐天王迈克尔·杰克逊，

联袂摇滚歌星莱昂纳尔·里奇，

共同创作了歌曲《天下一家》。

在长达16小时的摇滚音乐会上，

45名歌星接力演绎了这首单曲，

全球共有15亿观众收听这首歌。

一年后，台湾音乐人罗大佑受此影响，

创作了同为公益主题的《明天会更好》，

60位知名歌手联合录制了这首单曲，

仅港台两地销量，便突破25万张。

受到同样的启发，

1986年，北京首都体育馆，

开办“世界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

孙国庆、李玲玉、毛阿敏、

韦唯、郑绪岚等名嗓悉数到场。

内地乐坛百位歌手的这次集结，

是为了演唱郭峰的单曲《让世界充满爱》。

而在压轴登场的这首联唱之前，

108位歌手中，将有20位独唱。

其中有一个二十出头没什么名气的小伙子，

名字被列在演唱名单的倒数第三排。

那天夜里，陆续进场的观众和领导们，

怎么也想不到，就是这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

将用一首歌震撼全场，拉开一个时代的序幕。

他的名字，就叫做崔健。

02

崔健原名不叫崔健，叫崔建军，

父亲是去过朝鲜的侦察兵兼小号手，

母亲是朝鲜族舞蹈团的一名成员。

1961年8月2日，崔健呱呱坠地，

出生没几个月，就闹了场大病，

连续数天高烧，身体严重脱水。

被父亲送到空政总医院输血的时候，

全身上下连可以扎针的血管都找不到。

情急之下，护士只好一顿“暴打”，

趁着崔健哇哇大哭额头血管突出，

这才在他脑门上扎了一针。

父亲将崔健抱在怀中，

琢磨着该给他取什么名字时，

心想：“你要是早一天出生就好了，

早一天就是8月1日建军节了！”

作为一个老派的军人，他希望在儿子身上，

能继承军队优良的品质和坚毅的荣光，

想来想去，他索性把儿子出生日期改了，

直接改成了8月1号，

然后给了他一个名字：崔建军。

但是，长大的崔建军觉得名字缺乏个性，

于是给自己另起了一个名字：崔健。

两个名字，发音一字之差，仿佛奇妙的隐喻，

暗示着崔健日后会发出怎样的呐喊。

因为父母有频繁的排练、表演任务，

崔健很早就被送进了全托幼儿园。

在幼儿园里，他显得特别不一样，

比同龄的孩子有更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习惯性地去独立观察和思考。

4岁那年，他跟父亲去东四人民商场，

看到一个老头在路上吃冰棍儿，

迅速挣脱了父亲的手，冲到老头面前：

“大爷，这么冷，你还吃冰棍儿？”

老头被吓了一跳，没理他，笑着走了。

崔健扭身又去找他爸，问：

“冰棍儿不是夏天吃的吗？”

15岁那年，社会上有种老式录音机，

崔健特别想要一台，直接跑去找他妈：

“我想买台录音机，你借我464块钱，

我保证以后还给你。”464块钱，

在那个年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当妈的看儿子这么认真，真就借了。

崔健喜滋滋地将录音机买回家，

第二天，便好奇里面到底怎么回事儿，

于是拿来刀子、改锥把录音机拆了。

拆是拆了，但装了一天也装不回去。

晚上父亲回来，崔健本想撒谎，

谎话还没说出口，脸就憋得通红。

崔健父亲曾说：“我儿子就那德行，

宁愿挨打，也不愿说一句谎话。”

03

崔健12岁那一年，

上山下乡的狂潮仍旧汹涌。

为了不让儿子跑去当农民，

崔健父亲想着让他学一样乐器，

这样便能名正言顺地进文艺团体。

那天，父亲给崔健一架手风琴，

“你把这个练好，以后会派上大用场。”

崔健懵懵懂懂地练习了几天，

最后把手风琴撂在父亲面前：“不喜欢。”

父亲又朝同事借了一支双簧管回来，

崔健坚持吹了两天，又给扔了。

父亲见状，气不打一处来。

就在这时，崔健却拿起他的小号，

费劲地吹了两声，说：“我喜欢这个。”

令崔健父亲深感诧异的是，

身体瘦弱的儿子在小号上，

居然展现出了异于常人的天赋。

崔健抓起小号没几天，

就能吹出流行歌曲《我爱我的台湾》，

开始没日没夜地练习。

这时，老师找上门来，拿出崔健的作文，

对崔健父亲说：“别让他吹什么小号了，

这孩子有文学天赋，你该让他看书写作。”

崔父一听，动摇了，可崔健偏不：

“不行，我就要吹小号！”

半年后，崔健就在文艺小组吹《长征组歌》，

一年后，更是吹出贝尔曼小号协奏曲。

崔健父亲顿时被儿子的才华给震住了，

那首曲子，多少人吹了半辈子也吹不好，

15岁的崔健却磕磕绊绊吹了下来。

没多久，沈阳文工团来人了，

想让崔健去那边当小号演奏员。

结果崔健母亲一听：“不行，

孩子从小就没在我身边长大，

以后跑那么远我更见不到人了。”

又没过几天，北京文工团来人了，

崔健这下变机灵了，瞒着母亲，

先跟父亲把事情给定了下来。

正要去，学校却又不同意了，

“你们说走就走，像什么话？”

到最后崔健哪儿也没去成，

中学毕业，上山下乡是结束了，

可崔健却成了一个待业青年。

父亲看他整日无所事事，也不催他：

“不想工作你就先在家待着，

待到有了适合你的事你再去。”

直到1981年，崔健考入北京歌舞团，

这才成为了一名专业的小号演奏员。

这时候，他身上的反叛性也跟着出来了，

进团不久，他就留起了一头长发，

父亲看了：“你这像个什么样子，

流里流气的，赶紧去给我剪了！”

崔健跟父亲顶了两句，拗不过，

最后跑去理发摊给自己推了个光头，

回家给老爸一看：“这下您老满意了？”

又没过多久，崔健回家的时候，

身后背着一把弦乐器，也就是吉他。

父亲看了：“怎么？小号你也不吹了？”

崔健说：“吹着小号我怎么唱歌？”

那时，崔父用忧虑的眼神望着儿子，

怎么也想不到，儿子会用手边的乐器，

令中国成千上万的青年痛哭流涕。

04

最开始教崔健吉他的，

是个只会三首曲子的蒙古工人。

毋庸赘言，没过半个月，

崔健会弹的曲目就超过了他，

并开始四处求教，花大量时间摸索，

白天在团里吹小号，夜里找地方练琴。

在一次外地演出上，表演完毕后，

崔健跟几个同事在后台休息，

说话间，他顺手抄起吉他，

深情款款地翻唱了那首《草帽歌》。

苍凉深沉的歌声瞬间让空气凝固了，

一个姑娘居然听得掉下了眼泪。

曲毕，身边的同事黑子对他说：

“你小子可以啊，以后有机会上台唱唱。”

但很快，崔健不满足翻唱，

他觉得总是翻唱外国歌曲没什么意思，

于是哆哆嗦嗦地提起笔来，

写下了《我爱我的吉他》和《艰难行》。

同年，他和刘元等六人组成“七合板乐队”，

偶尔搞搞小创作，大部分时间还在模仿。

1985年，崔健录制了一盘《梦中的倾诉》，

1986年，又拿十首歌集结成了《浪子归》。

但这张专辑并没有强烈的摇滚色彩，

更多的是一些乡村和民谣的旋律，

甚至带着一点舒缓、哀怨的小情小调。

那时的崔健，还在发育之中。

要知道，当时在北京地下的摇滚圈，

崔健虽然有名，但还没到首屈一指的地步，

即便在乐队里，他也是三个主唱之一。

虽然出了磁带，但在许多大人眼里看来，

他更像是个没什么正事的“小混混”。

那时玩儿摇滚的，基本上都被父母讨厌，

崔健父亲算是比较宽容的，没给多少脸色。

玩儿摇滚的朋友曹平来家里玩儿，

崔健父母也会客气地留他吃饭。

可有一天，曹平刚敲门进屋，

崔健直接就黑着脸把他叫到了外面：

“今天不在家里，我们出去吃。”

两人来到河堤上，崔健突然说：

“曹平，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这两句话，后来成了他第一首摇滚作品，

《不是我不明白》里的歌词。

过去的所作所为我分不清好坏

过去的光阴流逝我记不清年代

我曾经认为简单的事情现在全不明白

我忽然感到眼前的世界并非我所在

想当初，中国摇滚圈的人，

有的苦练吉他，有的想做鼓手，

有的把披头士的歌唱得倍儿溜，

唯独崔健一个人选择了走原创。

他每天蹬着自行车去音乐学院旁听，

花了大量时间自学几乎没用的英语，

就是为了弄明白如何写一首曲子。

曹平回忆说：“那时他真是一无所有，

跟父母住在一套老的两居室里，

手边放着吉他、小号、乐谱、磁带，

连吃饭都要去父母的卧室。”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逼仄和窘迫中，

崔健开始了自己穿透性的呐喊。

05

1986年5月9日晚，

“世界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

很多人都说那是中国摇滚的诞生之夜。

上台前，崔健觉得穿西服太别扭了，

贝斯王迪指着自己身上的开襟大褂：

“那你穿我这个吧，我爸冬天套棉袄的。”

崔健匆忙换完，挽起宽大的袖子就登台，

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的两条裤腿一高一低。

担任伴奏的键盘手梁和平永远记得，

当他在键盘上摁出第一个长音后，

崔健唱出第一句“我曾经问个不休”，

他感到浑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

因为在那个年代，在很多人心中，

这样一个声音被盼望了太久。

我曾经问个不休

你何时跟我走

可你却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我要给你我的追求

还有我的自由

可你却总是笑我

一无所有

崔健开口唱《一无所有》时，

台底下好多人听着都傻掉了。

因为没有人这么唱过歌，

也没有人听过这样的歌。

片刻安静后，掌声和口哨如雷涌动，

人群的欢呼声一直持续到演出结束。

每个人都对台上这个青年感到好奇，

这个看上去邋里邋遢的小子是谁？

而当时，也有不少人愤然离席，

其中一位是看演出的官方最高代表，

斥责演唱会的负责人王昆说：

“你看看你看看，像什么样子！

怎么连这些牛鬼蛇神也上台了？”

《一无所有》之后，

首先带来气场改变的是音乐圈。

主流人士对这种唱法不置可否，

地下摇滚圈有人兴奋、有人嫉妒。

崔健在圈子里的地位迅速变重，

以至于当初想跟他竞争的人主动放弃，

连主流乐坛的人也在偷偷唱《一无所有》，

这首歌传到美国，艺术家陈丹青听了，

当即就热泪盈眶，一言不发。

乐评人金兆钧私下拿磁带转录了一盘，

一个朋友来玩儿，他拿出歌一放，

朋友说听不清唱的到底是什么，

金兆钧就把歌词一字一句写下来，

那个朋友读了两三行，嚎啕大哭。

那时，几乎所有听了《一无所有》的人，

第一反应就是震撼，心头血液叠涌，

无怪乎后来黑豹乐队的主唱秦勇说：

“唱完《一无所有》，大家都跟崔健走了。”

随后，崔健多次进北大表演。

第一次去的时候，效果一般，

气得北大才女作家、音乐人刘索拉大骂：

“我对北大的观众失望透顶！”

第二次出现在北大，崔健轻声问：

“北大的学生，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说罢，飓风般的音乐声坠击四落，

整个现场都变成了狂欢的海洋，

学生们站在凳子上疯狂地叫喊。

所有没听到崔健的人都追悔莫及。

于是北大再次找到崔健，要他务必再唱一场，

这一次，三千人将现场挤得水泄不通，

北大学子发疯一般在舞台下狂呼乱喊。

不久后，崔健再次在首体演出，

“北大崔健后援会”也随之登场。

崔健一上台，后援会成员突然起身，

打出标语开始欢呼，全程站着看完演出，

保安多次劝阻也抑制不住他们的热情。

这一幕，成了崔健演唱会司空见惯的场面，

只要是听崔健唱歌，人们就很难不站起来。

以至于很多晚会没人敢排在崔健后面，

因为没谁相信自己能比他更镇得住台。

而在另一方面，在很多主管领导眼里，

崔健的演出实在太具有“煽动性”了，

这是最让他们感到头疼的。

06

《一无所有》给崔健带来的，

除了赞誉，还有巨大的社会压力。

1987年初，北京交响乐团贴出海报，

以“不务正业”为由将崔健劝退。

年底，曹平帮崔健在北京一所大学张罗演出，

向校方提出要给崔健和乐手演出报酬，

校方党委书记听了，问：“给多少钱？”

曹平想了想，说：“一百元。”

书记大怒：“怎么？刚唱完《一无所有》，

他崔健就想要应有尽有啊？”

甚至在1989年崔健的一次演唱会上，

一位著名笑星听到一半就愤然离席：

“什么东西，不就是一群流氓嘛！”

1988年12月3日，

“新时期10年金曲回顾”演唱会。

崔健的获奖作品是《一无所有》，

但他却打算唱一首新歌。

因为规定一个人只能唱一首歌，

崔健就没有带乐手们上台。

当追光打到他身上时，

观众惊奇地发现他用一块红布蒙着双眼。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

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

临近结束时，崔健使劲摘下红布，

狠狠地扔在了地上，潇洒地离开舞台。

这首新歌，就是著名的《一块红布》。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

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

你问我看见了什么

我说我看见了幸福

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

它让我忘掉我没地儿住

你问我还要去何方

我说要上你的路

第二年，《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出版，

原本这盒磁带几周就可以搞定，

崔健却力求完美，录了整整一年。

最后仅在四川省就订出了40万盘。

正因为《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发行，

崔健在北展的同名演唱会门票一抢而空。

2年前，他的门票也就七八毛一张，

这次演出居然被黄牛炒到20块一张，

尽管如此，依然一票难求。

散场以后，现场座椅被观众踩坏了六十多张，

主管单位一再强令现场不许出售啤酒，

所以清场时，地上堆了厚厚的一层可乐罐。

我光着膀子我迎着风雪

跑在那逃出医院的道路上

别拦着我我也不要衣裳

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

给我点儿肉给我点儿血

换掉我的志如钢和毅如铁

快让我哭快让我笑哇

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

崔健何以能有这样的魅力？

很多人想用一两句话表述清楚，

可是发现自己根本就做不到。

● 导演张元说：“可能就是一种力量。”

● 音乐家梁和平说：“崔健是人性的觉醒，

很多人不是把他当偶像，而是从他身上，

看到了自己，听见了自己内心的声音。”

● 美学家高尔泰说：“崔健就像是但丁，

他完成了一个时代的启蒙，通过音乐，

达到了其他艺术形式完全达不到的作用。”

● 学者李皖说：“崔健歌曲表达的困惑，

高度契合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病症，

这在任何一个艺术门类中都堪称典范。”

这些评价，都对，但都不全面。

而就在学者和文化人研究和凝视崔健时，

官方对崔健的态度却表现得极为模糊，

直到他开始那场声势浩大的“摇滚巡演”…

07

1989年7月的一天，

在深圳的一家宾馆里，

崔健和梁和平等人闲聊时，

突然有人说：“明年是亚运会，

我们能不能借此机会，

组织一次为亚运集资的巡演？”

举行一次遍及全国的摇滚巡演，

这是崔健长期以来的一个愿望，

如果能成，对中国摇滚的意义不言而喻。

最终，通过各方面的商榷和沟通，

崔健终于得到了这次全国巡演的机会，

一场伟大的摇滚长征正式启程。

你说我世上最坚强

我说你世上最善良

我不知不觉已和花儿

噢......一样

这场巡演造成的轰动效应，

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难以想象。

首站，1月28日的北京工人体育场，

随着崔健一句“大家准备好了吗？”，

成千上万双手跟着节奏一起挥舞，

许多人含着热泪唱完了《一无所有》，

整个会场的空气都在剧烈燃烧。

演出结束后，无数人堵在门外，

只是为了求得崔健的一张签名。

接着，3月17日的河南郑州，

这个全国出了名搞不好演出、

票价从来没敢定到高过10元的城市，

团队把票价定到了12元，依然爆满。

崔健唱《一块红布》时，全场人点燃打火机，

在会场中奋力燃烧着他们全部的激情。

在西安，费翔的演出卖掉6成票，

崔健人还没到，票就被抢售一空。

女大学生闫凯艳，喊得嗓子哑了一个星期，

几年后她毅然退学，考上了艺术学院。

如今，她叫做闫妮。若不是崔健，

她不会下决心走上艺术道路，

也不会出演电视剧《武林外传》。

在成都，姑娘唐蕾冲上舞台狂吻崔健，

她后来成为著名的“成都摇滚教母”，

专门资助新生摇滚乐队演出。

“中国最好的人像摄影师”肖全，

那时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摄影爱好者，

也是在成都遇到了崔健。演出当晚，

崔健用摇滚方式翻唱《南泥湾》，

肖全站在人群中，泪流满面…

这次摇滚巡演带来的深层意义，

直到多年后依然在大地上萌芽…

然而，1990年4月12日，

崔健团队回北京休整，按计划，

将在5月奔赴上海、南京巡演。

可没几天就接到通知：演出就此结束。

而在这之前，便早有人赶到成都，

专门给崔健传达过“三条精神”：

1、不许说煽动性的话语。

2、演出过程中不要下舞台。

3、不要让观众们站起来。

没有人明确地告诉崔健停演理由，

但从这三条指示中已可窥见一斑。

摇滚长征之路就这样中断了，

盈利得来25万元以征税名义被扣。

此后10多年，崔健在北京的演出，

要么被无故取消，要么很难拿到批文。

当《一无所有》拉开摇滚时代的序幕后，

黑豹、唐朝、魔岩三杰相继出现，

直至1994年香港红磡的演唱会，

中国摇滚在迎来辉煌的一笔后，

却又迅速关上了春天的大门，

当初那个令千万人热泪盈眶的崔健，

也在时代的幕布下转过了身去…

充满愤怒、批判和质疑的摇滚乐，

最终没能在时光中汇成一条巨流…

08

对于无法在北京开演唱会，

崔健从没有公开抱怨过什么。

虽然他再不能像当年那样振臂一呼，

但1990年后，还是干了不少事情。

在唯有港台歌手才能卖疯全场的广州，

崔健1991年的一场演出依旧掀起风暴，

成为90年代《一无所有》最后的呐喊。

而随着大大小小的演出越来越多，

崔健那股较真的劲儿又上来了。

因为电视台和商演提供的设备太差，

呈现的效果根本达不到他的要求，

崔健干脆推掉了各方面的邀请，

数量大约占全国演出的四分之一。

崔健说，90年代末，

自己开一辆桑塔纳去接外国朋友，

那个朋友看了他开的车之后说：

“如果中国最好的摇滚歌手只能开一辆桑塔纳，那说明中国根本没有摇滚。”

崔健听了，笑了笑自嘲道：

“这件事的根本责任在我，

按常理来说，我的确应该成为一个富人，

一个亿万富翁，然后再去带动整个圈子。”

三十多年来，崔健从没说过不接受商业，

但就个人而言，他很少接什么广告代言，

曾经有一款洋酒想找他代言，出价500万，

谈了两个月，各方面的细节都到位了，

最后时刻，崔健还是拒绝了签字。

因为他不能接受自己的头像出现在商品上。

崔健希望有外界力量积极地推动摇滚，

但不希望任何因素去腐蚀艺术。

他知道在新时期的浪潮下，商业很重要，

但艺术不能为商业无限度的下跪屈膝。

崔健真正在意的，

还是艺术上的那个“真”字。

2002年8月7日，

崔健在北京发起“真唱运动”，

罗大佑给他敬了一个军礼，带头签名。

随后，崔健全国巡演，四处宣传真唱。

很多好事者见了，都冷笑说：

“崔健完了，自己开始炒作自己了。”

可谁都知道，崔健根本不屑那一套，

就如同郑钧说的：“崔健就是崔健，

他该做的都已经做了，他站在那儿就够了。”

崔健之所以要在“真唱”上下功夫，

一方面是觉得唯有真，才能拯救音乐，

另一方面，是出于对自身的领悟：

“明星在很多人心中，就是个宠物群体，

很多人其实并不把他们当成独立的灵魂，

所以也就对这些明星没有什么高的要求，

我不想成为宠物，真才是个人该追求的。”

在《晓松奇谈》里，

高晓松谈到摇滚圈“老炮儿”时说：

“当年很多摇滚圈的人，如今都是老炮儿，

他们曾经战斗过，如今都变得云淡风轻了，

唯独崔健不是。崔健一开始就是大哥，

这么多年过去了，崔健依然是大哥，

而且依然保持着当年的战斗姿态。”

多年来，崔健反崇拜、反偶像，

80年代末，北大学生上门朝圣，他不见，

杨澜的一个同学到他家里拜访他父母，

崔健看了，正眼都不瞧人家，丢下一句：

“我不太喜欢跟外面的人接触。”

93年去石家庄演出，因为拒绝签名，

崔健被一个女歌迷哭着指责。

但他却告诉那些喜欢他音乐的人：

“这种偶像的东西非常讨厌，

它是音乐带来的副作用，是一种病，

如果一个人自己不能尊重自己，

就更没有人能够尊重你。”

崔健拒绝当偶像，

也拒绝被外界的力量绑架。

哪怕这种绑架是“善意、正义”。

2004年，崔健的女歌迷韦志华，

组织起一批同样热心的崔健歌迷，

为一批国民党老兵救助捐赠。

最早的时候，他们使用的集体名字，

本是“北京摇滚乐爱好者”，

但后来跟老兵和当地政府一接触，

索性就用上了“崔健歌迷”，

并在每张宣传单上提到崔健的名字，

更在崔健的音乐论坛里带动更多人参与，

最终为老兵们提供了大量的救助资源。

不久后，“崔健”这个名字，

在老兵群体中家喻户晓，

很多老兵家属也开始感激“崔健”，

连当地媒体都把崔健捧上了天。

可崔健知道后，联系到韦志华说：

“这是好事儿，应该多支持，

但请不要用我的名字。”

很多人感到不解，韦志华则意识到：

“崔健之所以要对这件事说不，

是因为他本就没有做，就绝不攀附。”

在崔健看来，“真”大于一切，

他无数次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艺术的真实是不能妥协的，

这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标准，

而该成为一个不能逾越的底线。”

09

2005年9与24日，

崔健再一次站上首体的舞台，

举办演唱会“阳光下的梦”。

多年来的“封杀”状态彻底解除了，

当年听他歌的人走进熟悉的场馆，

再一次听崔健唱起《一无所有》，

有的人动容，有的人沉默。

当岁月沉淀，时光匆匆流去，

听歌的人只能在回忆中打量青春。

而与此同时，崔健重回首体那一年，

一档名为《超级女声》的节目引发收视狂潮，

一个新的时代偶像凭借350万张选票诞生。

崔健的愤怒、摇滚的批判，似乎都不重要了。

摇滚乐没能开出当初人们预想的结实的花朵，

而一个崭新的娱乐至死的时代悄然来临…

崔健说现在的自己，

批判性尖锐性比以前强100倍，

但每一次演出，别人口中提起的，

依然是《花房姑娘》《一无所有》…

他有了更为成熟的编曲技巧，

每一次现场都像是一场音乐盛宴，

最新的歌曲总是坚持完美主义，

稍微不满意就全部推翻了重来。

可大众最能够接受和引起共鸣的，

还是他以前专辑里的那些老歌。

一开始，崔健也跟观众较劲儿，

后来，他慢慢理解了观众们的怀念，

也理解一个时代是如何往前走的。

为什么如今崔健再也无法引起狂欢呢？

持续采访崔健多年的王小峰曾说：

“如今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时代，

别说是崔健，谁也说不清楚。”

到而今，我们能够做的是感谢崔健，

感谢他曾将中国的音乐带到那样一个高度。

曾经在一个商业晚会上，

崔健应邀到场压轴表演，

就在台下的人反应冷淡时，

崔健忽然说：“大家站起来吧！”

结果呢，台下没有一个人响应。

尽管如此，接下来的每一个小节里，

崔健都力求完美地表演了全部曲目。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2011年的演唱会上，

当他挽起袖子叫观众们站起来时，

再没有多少人像当年那样狂热呼应。

那一刻，崔健知道，在新世界的浪潮下，

他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去改变眼前的现实，

但至少，在这个混乱、高速膨胀的世界里，

还可以选择做好自己该做的一切事情，

选择清醒地观察时代，做一些坚实的思考，

而不是为虚荣和光芒去做任何媚俗的妥协。

北京交响乐团的指挥谭利华曾说过：

“我说不上来什么是所谓的摇滚精神，

但崔健身上，一直有他自己的精神。”

对一个脚踏实地的创作者、艺术家而言，

曾经山呼海啸的辉煌早晚都会成为过去，

但对自我、对艺术的追寻永远不会止歇，

那颗宝贵的、求真的心，始终熠熠闪光。

而高贵的艺术，一如真实的英雄那般，

永远不会被世界的喧嚣所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