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后70后中年危机的三大特点：贪、斗、空|青春期|80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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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打开了十分心理第 778 篇原创文章

前言：当代中国的精英人物很大一部分来自60后70后（当然，80后已经崛起），但中年危机对这部分人的冲击也最为严重。60后、70后的贪、斗、空成为目前困扰着这一代中年人的最根本原因。下文来自幸福研习社《中年危机》系列音频课——中国首个接地气的中年危机心理课，由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主席施琪嘉主讲。

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中年危机的产生，与人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有关。一个人成长中所经历的重要事件，可能会对其中年造成影响。

著名的发展心理学家埃里克森认为，人的整个成年过程，就是一个认同形成的过程。你逐渐认同自己的性别，以及自己的社会角色。可以说，我们到30岁的时候，需要定位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在家庭中的角色，被社会和家庭所认可。

于是，在整个中年阶段，一方面我们说“三十而立”。一个人会逐渐形成自己的人生观——它部分源于学校和父母的教育，但也有一部分来自于自己的生活阅历。这必然会产生一种冲突。为什么呢？人在逐渐成熟的过程中，可能会突然发现以前学到的东西，不能说全部是错的，但和自己成长中体验经历到的都不太一样。

举个例子来说。人之初性本善，你对所有人都要好，如果你姥姥这样教你，到社会上后你会发现不一定是这样。最近英国乔治小王子去上了一个学校，这个学校主要就是培养人向上、善良的品格。在我们的社会里，如果你小时候受到这样的教育，当你到了成人中年时，你可能会发现善良会吃亏。

但反过来说，如果你从小被教育对所有人都要提防，不要跟陌生人讲话，到中年时，你可能会发现其实他人也是可以信任的，你多少会有几个好哥们、好闺蜜，或是特别知心的朋友。这和你从小所受的教育是截然不同的。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在中年时能够形成有异于父母学校灌输的，自己的人生观，那么恭喜你——你开始真正成为一个个体了！

不过，这其实是一件非常艰苦的事。因为你要一直坚守自己的信念，一直做自己喜欢的事，有时候并不是那么容易成功的。

荣格在讲中年时，提到了两个名词。一个叫“阴影”——人类与生俱来的，贪婪、杀戮的冲动、嫉妒的特性，到了中年以后，这些阴影可能就会出现，因为你有了一定社会地位、一定经济基础，原先压抑的部分可能会显示出来，小时候它被父母、学校所压制，到了中年，这些渐渐不再能约束你了。

另一个名词是“自性化”——指自己做什么事情从而自己承担责任。自性化和阴影部分有时候会是重叠的，比如你既能感觉到恶魔的、阴影的那部分，又有经验看到有些事情在社会上是需要自律的。

康德说了一句很著名的话：“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顶的星空和内在的道德律”。当你往天上看时，会产生特别浩瀚的感觉，宇宙如此之大，这个世界如此浩瀚无边，可是你内心中还是有某种约束，那就是内在的道德律。

中年危机有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就是源于“成为自己”，当你发现你能够摆脱约束、成为自己时，它可能会带着某些创伤的痕迹。

按年龄段来看，如果把中年从30岁扩展到45岁、50岁，算起来基本就是60后中期到70后末期这两代人，在他们成长过程中，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可能会对其中年造成影响呢？

60后70后中年危机的第一个特点：贪

我们回到70年代，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买什么东西都要票，布票、粮票、油票……记得当时人们找对象找的不是门当户对，而是找工人、军人，工人是根正苗红，军人就跟高干有关系。还有一个倾向，就是找粮店职工、肉联职工、火车乘务员……如果你能找到这样的对象，他能给家里带来切实的好处。所以，我们说经济基础有时候会决定上层建筑，只有搞到吃的才能当家作主。

但匮乏的感觉会给人造成潜意识的影响。二战结束后，荷兰曾对1945年这一波出生的婴儿进行随访，当时物资极度匮乏，甚至有很多粮食都是通过美国空投的。随访发现，这一代婴儿长到青春期时，贪食症的发病率比其它年龄组的发病率更高，骨子里留下的物质匮乏印象使得他们做出了适应性的选择，就是要多吃一点、多拿一点。

今年热播的《人民的名义》这部电视剧中，开头有位国资委处长，家里满墙全是钞票，一张没花，他就是一个来自物资匮乏年代的人。他自己描述：“我当时就是缺粮食，在稻田上看着麦子熟了，风吹麦浪的感觉就像我现在看到满墙钞票，我一分都舍不得花，只是看到就满足了。”

这样导致的一个危机是总觉得不够，贪婪，幼年时的感觉延续到中年，变成了危机。

这种危机的表现之一，就是他没办法克制自己要吃要拿要贪的欲望。矛盾的地方在于，从位置上来说，他已经“够了”，60后、70后可能已经到了工作的重要岗位；即便在社会上不太成功，基本生活也不成问题，较二十年前、三十年前有了很大的长进，但从社会心理来说，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够”，当官的想当更大的官，买了房子的想买更多房子，赚了钱的想赚更多钱，有时候甚至是不择手段地做这些事情，但他得到了也没多少用，只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

早年物质的匮乏，有可能是他到了中年以后产生危机的原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一定风险，他也不是不知道风险，自己好不容易奋斗到这一步，但他无法控制自己内心的贪婪。

我举另外一个例子来说，一个国企的一把手，他妻子对他却很不满，主要原因在于，虽然他的经济收入很可以，但就是喜欢买便宜打折的锅碗瓢盆，只要看到外面有这些东西在打折，他就一定要拎一堆回去，所以家里厨房堆的到处都是便宜货。他跟家人沟通，经常问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是不是该去买菜了？”这让他妻子特别不满，因为她觉得除了买菜吃饭以外，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可谈，星星、月亮、大海……但他永远问的都是“我们是不是该买菜了？”

他才50多岁，为什么总有这个倾向呢？因为早年时，他来自一个特别穷困的家庭，很早就没有母亲，吃饭都成问题。在他中年以后，即便经济稳定的状况下，对物质的“贪”还是会表现出来。当然，他自己花自己的钱买东西，事情还不算严重。但如果是在重要岗位上贪婪，很可能就会变成贪官，如果是在生意上特别贪婪，很可能就会做出一些铤而走险的事。

所以我们说，贪，是60后、70后中年危机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斗

第二个特点，就是斗。从文革年代过来的人，单位里的气氛总是勾心斗角，总是要经常开会，某某同志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听到的都是激昂的话语。

在单位里斗、在家里也斗。斗就导致防，人与人之间，甚至是亲人之间的基本信任都被打破了。

所以到中年以后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在于——工作需要团队，需要一定社会信任，需要理解人性中虽然有恶，但也有善的部分。可是很多40开外的中高层领导，不是特别信任下属，因为他们来自一个斗争年代，最希望的就是底下的人互斗，这样ta就觉得安全了。

同时，ta的人际关系也不好，当然，一般大领导也不希望别人跟ta的关系太近，但斗的感觉是来自于早年的记忆，换句话说，即便ta换到不同单位，ta一定是惹事的那个。我们可以看到，现实中是有这样的人，ta到什么地方都会搞得一塌糊涂，把冲突搞得特别大，要斗嘛，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所以在中年以后一个很大的危机是，ta的斗志没有了，一个人斗需要有点身体作为铺垫，我们看到临床上的边缘性障碍，20岁到30岁，每次ta来找你做治疗的时候就是，在公共汽车上今天跟谁吵架了、在单位里跟领导吵架了，哪个同事开玩笑摸了她一下，她觉得别人猥亵了她，把所有关系一路吵下来，而且声音很大，在跟你讲话时她的眼神很直，声音很大。可是到30多岁以后，以前的吵架打架事情明显减少，声音也变得柔和了，搞不动了，因为激素水平没那么高。

前不久我看到有个新闻说一群广场舞大爷大妈和篮球少年因为抢场地打了起来，你看到那些四五十岁的大爷大妈，他们打起来的时候是下狠手的，打年轻的孩子，因为他们要占这个篮球场跳广场舞，反复协调都没办法，他就是要占领别人的篮球场，最后就开始打了。

你可以看到他们打的时候好像还挺有劲的，有些人说“坏人变老了”，不过我在这儿说的危机是，他斗了一辈子，可能到了中年时觉得自己有点力不从心了，这倒是会产生危机的，所以他会以其它方式来斗。

什么方式呢？比如在群体事件中露头，就是我们说的广场舞，在一些群体事件中，艾瑞特·霍夫写了一本书，叫《狂热分子》，他说主宰这个世界运动的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精英分子、知识分子、政治家，还有一部分你想象不到，没什么文化的，像暴民一样，社会地位也不高，他在底下闹点事，迅速扩大为群体事件。你可以看到，来自于文革的有造反派、有不得志的，在文革时他可能一下子上到了共青队的头儿，甚至上到了领导，1976年以后肯定下来了，在社会上很有失落感，到了这个年龄退休了，四五十岁，对他们来说机会也不多了，这就是危机，我不仅失去了社会上的机会，还失去了体力上的机会，但什么东西能让我闹起来呢？就是借助群众、群体。

你可以看到社会上的围观现象，鲁迅先生七八十年前说过一番话，一群人围观人砍头。这个事情在现在社会上还是存在，不是去帮忙，而是去围观，甚至有人跳楼的时候下面有人用手机拍，说你怎么还不跳啊？我们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所以我们也要警惕以这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危机。

第三个特点：空

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空。什么是空呢？60后、70后小的时候，正赶上上山下乡，抓革命促生产，街道上很空，就像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那样。十几岁的60后、70后小孩就在街上骑自行车晃荡，也不上学，很自由的样子。他们在显得特别空旷的街道、城市中恣意穿行，倒是也有伴儿，但人不是特别多。

到了中年时，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空的表现。

一种比如跳广场舞，大家在一起锻炼身体，在一起聊聊天，类似于过去那个年代特别常见的群众运动，一起跳忠字舞，一起挖水库，一起做广播体操……ta会找人多的地方来应付ta的孤独。

中年以后其实是一个人很孤独的时候，一是逐渐有家有孩子了，你要自己承担家庭重担，所以以前的朋友、好哥们儿都远离了，可能有十年时间都不一定见面，因为每个人都要忙自己的事儿。所以这是一个撤退，以前喝酒、到街上闲逛的日子过去了；二是父母老去了，他们能跟你谈的话题无非跟生老病死有关，你有很多事情要去照顾，如果你在单位里遇到业务问题，也无法跟家人沟通，这实际上是一个孤独的时段。

这时候，一个人是否耐受孤独就很重要了。在对自己的人生有了经验、体会、看法以后，ta是不是能够安静地坐下来思考，并且把自己过去的经历和现在的体验做一个总结？很少有人这样做。ta可能一路赚钱赚下去，养孩子养下去，一直往前奔。

在做心理治疗时，有些人因为自己的症状停滞不前，倒是有机会谈一下自己的过去。除此之外，很多人可能都没有读小说、读学术书，很安静地坐下来思考的机会，也就是耐受孤独的机会。

有句歌词是“人群之后他是最孤独的”，一切都很辉煌、鲜艳、耀眼，很多人围在你身边，可是那一刻你觉得你是最孤独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危机。但很多人处理危机的方法不是学习，而是找人多的地方，像刺猬一样在一起抱团取暖。这个比喻非常形象：刺猬因为冷而抱团取暖，可是因为身上有刺，再怎么抱都抱不拢。

空的另外一种表现，与此正好相反。我不止一次看到，很多40岁以上的中年男性，不管家里，工作也处于半退休状态，他干嘛呢？他骑车出去，去徒步或会驴友。

这和前一种应对危机的方式不一样，前者是找人多的地方去，这是找人少的地方去，最好这些地方都没人去。

这两类人，用匈牙利籍精神分析师巴林特的理论来说，就是“亲客体倾向”和“疏客体倾向”。

亲客体倾向就是要找人多的地方，打麻将也好，到居委会社区中心也好，他要闹哄哄的。现在最好的一种方式就是跳广场舞，你可以看到有些跳广场舞的地方，不少男的也在里面跳，他的姿势可能比女性还婀娜多姿。这就是找人多的地方，凑团抱团。

巴林特在描述亲客体现象的时候主要指的是，早年由于在关系中缺少关系（以前要抓革命促生产），父母经常在孩子脖子上挂一串钥匙，（孩子需要）自己开门、自己做饭做菜，我们那时候7、8岁就要自己生炉子，自己淘米煮饭，我做第一顿饭米没加水，直接把米放到锅里面用火烧，还会生蜂窝炉子。那时候的孩子看起来很独立，就像《红灯记》里讲的，“穷人孩子早当家”，但在心理学上是埋下了延迟孵化的种子。

什么是“延迟孵化”呢？小时候没得到的，（比如）母爱、吃的东西，到大了以后我就拼命拿，关系不够我就找关系，在关系中的表现，跳舞、找人多的地方、玩太极、打拳，这是一种找关系的方法，另外一种找关系就是找小三、找小四，早年关系不够也会表现为他反复找关系。

还有一种找关系的方法，他找医生去了，我们可以看到在医院里有很多久治不愈，诊断又没有什么器质性问题的，往往是中年的，男女都有，但男性还比较多，肠道不舒服、打嗝，屁股发冷，皮肤有疹子，莫名其妙头疼。女性也有，相对而言年轻女性（这些情况）也是蛮多的。

对于中年男性来说，他不承认自己情感上有问题，但他可以接受自己躯体上有问题，我就是有病，你要给我检查出来，如果你没检查出来，我要找你。这是亲客体的表现，你可以看到，找群众在一起做些群体性运动，在亲密关系中找小三儿、找性工作者，或是现在在外面有更多机会约炮，到网络上去，他很容易找到一段关系，再把这段关系抛掉，没有一段关系是深刻的关系。这是亲客体。

另外一个是疏客体倾向，比如探险家、极限运动者，他们的特点就是远离人群，往死里作。他做的事情都很危险，但是在做这些事情时他内心却充满了自豪，因为没人能做到，只有他才能做到。但往往他做这个事情的其中一个风险就是有可能没人做到，因为最后他的道路就是死路一条。

前不久喜马拉雅山有一位登山家无防护登山，就用钉鞋和冰镐，他体力当然很好，连续四到五个小时在垂直冰壁上往上爬，最后死路一条，只要有一个闪失就掉下去，因为他没有任何防护，基本上就是“找死”。

总而言之，我们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一个人的中年危机时，要回到ta重要的成长和发展时期去看，那个年代造成的影响，会铭刻在ta的思维、行为和情感中。

这些影响有两个爆发的节点，一个是青春期，一个就是中年时。后者爆发出的危机为什么会更严重？因为人到中年时，你的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虽然对于很多中年人来说还有机会，有很多梦想可以实现，但有很大一个危机来自于——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没有年轻时那么多了。这是一个必须接受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