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食饮今夕，我想要的不过是那一地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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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阳县小岔乡是典型的“山大沟深”， 一亩地产200斤的麦子勉强够乡亲们糊口，大伙儿忙活一年到头手里剩不下多少积蓄，而我的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个靠天吃饭的地方，不知度过了多少岁月，土地和粮食是他们永远的牵挂。

1

我家有10口人，除了爷爷奶奶和父母，还有兄弟6人，我是老大。当时家里也分了100多亩地，可是广种薄收，种下的连肚子都吃不饱， 从我记事起，每到播种的季节，也是我们家最愁的时候。

农历三月正是播种的好时机，可是播种的时候也得看老天爷的脸色，如果他心情不好，我们家也跟着遭殃。每遇到干旱的天气，天刚泛起鱼肚白，父亲都会带上我去山里查看地里的情况，作为家里的老大，虽然只有十五岁，但我已经能像个男子汉一样，帮家里分担农活了。

那天，我和父亲翻越了几里山路到了地里，站在山头，山下的一切一览无遗，以前百亩的绿色，已经变成土黄色，父亲看着眼前的土地，因没有下雨而逐渐变得皲裂，父亲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又看了看天，好像是在祈求又像是在诉说。

“又不下雨了吗？”看着父亲的神情 ，我已经猜到了答案。父亲看了看我，没有说话，转身走下了山头。

在我们卷槽村，因为地貌的原因，所以田地一般都会分在半山坡上，虽然每家都会有很多亩土地，但在春季若没有雨的滋润，根本无法耕种，而村民们只能等到秋天再次耕种，可这一等，就是半年。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种了一辈子的地，他常说，“鸡、猴、饿狗年，想吃个饱肚子，等个哼哼年”，这是老一辈人传下来的，传到父亲这里，虽然生活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依然适用。

“我们又半年没有收成了？”父亲走的快，我在后面追着父亲，忍不住问道。

“那咋闹？只能等…”面对眼前的现状，父亲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那时候，碰到少雨的季节，我们只能靠着以前的存粮过活，好容易等到秋高气爽时，一场秋雨像是甘霖一样，降临到村子里时，整个村子沸腾了，有的跑出去畅快地淋一场雨，有的到山里的庄稼地里看看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活过来”的模样，有的把家里地窖打开，存上一地窖的雨水。而父亲等雨水停了，土地晾几天，则把家里的小麦种子准备好，犁和牛都拉到田地里。

到了田地里，被雨水灌溉的土地已经湿润，只见父亲在牛身套上绳索和木棍，犁放在牛的身后，双手一边扶着犁，一边赶着牛，而母亲则在父亲的身后，把准备好的种子放在篮子里，随着平整的土地翻成一隆隆长线时，把种子放在翻开的土里，算是播种成功，接下来，父亲把家里的磨拉过来，替代犁把一隆隆的土拉平。像这样的操作，父亲要连续劳作半个月才能把一百亩地耕种完成。

一般遇到雨水充足的时候，小麦一亩地能打300来斤，要是赶上干旱时，一亩地只能打50来斤。可等到六七月份收割的时候，我们家的粮食大部分一亩地也只能打100来斤，除了留作口粮，便是交公粮，那时候，一口人需要交80来斤，而我们家十口人，要交800斤的粮食，来年遇到干旱天气，粮食根本不够吃。

2

眼看以前囤积的粮食已经见仓低，父亲发了愁。

“爸，要不…我不上学了，回来帮家里的忙吧。”我涩涩地说道。以前家里虽然揭不开锅，但是对我们的教育问题，父亲从来没有放弃过，直到我考上高中，但是现在，不得不面对现状。

“哎，为了全家，委屈你了…”父亲一脸无奈地说着，旁边的母亲眼泪在眼眶打转，默默地没有说话。

这一年，我十七岁，在高中上了一个月，我辍了学，也是在这一年，彭阳县王洼煤矿招工，我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煤矿当工人。

那时候，我在矿上做维护工、采煤工、服务工…只要能挣上钱的，我都尝试一遍。刚开始，试用期每月能挣到67.2元，半年后长到160多元，除此之外，每月还能领到54斤的粮食补助，吃不完就兑换成粮票，攒起来带回家。当时，这不仅为家里带来了很大帮助，而且还用赚的钱，把青梅竹马的媳妇儿娶回了家。

结了婚，压力也变得更大，我除了在矿上工作，还要帮家里干农活，因为害怕误班挣不上钱，有时在晚上11点半下班后，骑自行车往60里之外的家里赶，晚上天黑，我一只手里捏着手电，单手握把，后座上捆着发下来的粮食，经过崎岖不平的山路，到家已是凌晨3点多。

等到第二天，要去田地里收割麦子，农历六月分的天气，总是那么不饶人，太阳顺着山坡直射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汗一滴滴地往下流，我和兄弟几个头戴草帽，脖挂毛巾，一镰刀一镰刀的割着，可是，经过长时间的劳作，我脑袋已经不是自己的，手里割着麦子，眼睛已经慢慢闭上，不停地打盹。

就算这样，我从来没有放弃过，终于经过几年的打拼，我成为了村子里最早的万元户。那时候，在政府的支持下，乡里的坡田已经改成了梯田，这为我们节省了不少力气。我也利用这几年攒下的钱，买了一辆手扶拖拉机。

虽然依然靠天吃饭，但是有了机器的帮忙，我们从以前每天每人播种一亩地，变成了一天可以播种十亩地，效率大大提高。这时候，随着四弟结婚，我们一家五口也从之前那个大家庭搬离出来，分了三十亩地，有了自己的小窝，

“交粮食税的钱，你准备好了吗？”妻子一边纳鞋底，一边提醒我道。

“已经准备好了。”那时候，有了手扶拖拉机，我不仅可以帮家里犁地、拉麦子、也可以帮村民们碾麦子，可以挣一些外快。

那时候，我们便不再交公粮，而改成了粮食税，每口人要交60元的粮食税，虽然粮食逐渐增多，但是，到手的也仅够家里日常吃饭。

3

随着年龄的增长，矿上的工作早已力不从心，从矿上退休后，乡政府找到我，想让我“给老百姓办办事”，我答应后，被派到村委会当上了一名会计。后来又当上了我们村的村主任兼村支书。

那时候，西部大开发，我们村被要求退耕还林，倾斜度20度以上的坡地不准再种粮食改种树，国家每亩补贴160元钱。

“肚子要拿面粉灌，种树不能当饭吃！”邻居老安和众村民并不能理解这一政策，反映很激烈。

“你可得挺住，为大家留住土地。” 他们纷纷找到我，希望我为他们做主。

可我心里明白，按照以往种小麦的方式根本无法改变全村人贫困的生活。在村子里的村民，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大山，他们的传统观念以及信息来源都相当封闭，而我，在外工作那么多年，见得多了，经验也随着增加，深知其中利弊。

当时，正当播种时节，老安还是执意要种小麦，拉着牛便往田里走，我实在没辙，上去把老安地里拉犁的牛头死死抱住，大声的喊。

“种坏了我给你赔！”

“你这是纯属胡干啊”老安不乐意了，扯着嗓子骂开来，在我的强烈要求下，还是改种了玉米。

按照国家要求，我们村不到1.1万亩田地，共退出6000多亩。剩下的，由乡政府出资，将坡地推成梯田，不再种植小麦，改种产量高的玉米和土豆，以往最多年产200斤小麦的一亩地改种后能产1000斤玉米。

“这挺好啊，一斤玉米挣个8毛，一亩地能挣到800块，比种小麦强多了。”妻子虽然不识字，在我的“熏陶”下，逐渐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在妻子的支持下，我第一个响应响应政策，将自己的10亩梯田种上玉米。不过由于卷槽村属山区地表干旱，很多人并不看好我的这10亩试验田。

那个时候政府提倡打井窖集水，每逢秋季雨水多，我就用地膜将自己的10亩地盖上，这叫“保水”，到第二年春季，再把井水拉到地里，将地膜砸眼，放入玉米种子，需要灌水就舀瓢水进去。在我绞尽脑汁之下，我家的玉米地在村民眼皮子底下有了收成，村民们慢慢放宽了心，陆续跟进效仿。

随着村民们种植经济作物，卖上了不错的价钱，家里的经济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善，使人没想到的是，好消息一件件传来，使人“头大”的粮食税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我们家也不再为粮食问题而发愁。

现如今，村里大部分土地，除了退耕还林的部分土地外，有的村民也逐渐转变思路，种植经济作物，有的自己留一部分土地自己耕种，其余的直接把它承包出去，等待着年底分红。

“现在不交粮食税不说，还给补贴啦，儿子都承包了几百亩土地呢。”妻子说道。

“是啊，不交啦，我们的好日子也该来了。”我不禁感叹到…

文 ｜李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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