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的反思与建构——读三位学者大作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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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互联网时代,年轻的新闻传播学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引起了众多学者的焦虑和困惑,大家不断陷入沉思并提出各种诘问,但鲜有纵深感很强且有新意的文章。近日读到三位学者的大作,不禁感到欣然为之叫好。这三篇文章分别是香港城市大学李金铨教授的《美国主流传播文献的两大真空》、浙江大学吴飞教授的《中国大陆传播学知识生产场域透视》和四川省社科院新闻所研究员张立伟的《构建意义:超越新闻传播的信息范式》。

  众所周知,我国传播学是从国外引进的,其中受美国传播学影响最大。然而,在我们亦步亦趋的学习吸引中,有没有想到美国主流传播自身也存在问题?深受美国传播学教育影响的李金铨教授显然比我们更了解美国传播学的最新发展。他在李金铨: 美国主流传播文献的两大真空一文中对美国传播学研究提出批评,他指出存在两大问题:一是美国主流传播研究逐渐窄化,二是美式传播理论的局限性。对此,他提出回归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的观点。近年来,李大师不断地对传播学研究进行梳理,我有幸聆听过李老师的演讲,我想对于哪些言必美国的年轻学者恐怕更需要听听。

  

  吴飞教授的中国大陆传播学知识生产场域透视(上)中国大陆传播学知识生产场域透视(下)中,他认为对传播学知识生产活动的反思,可能从如下线路图思考,即,中国的传播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场域?它位于什么样的社会时空里?有一批什么样的学者?他们通过什么样的渠道?以怎样的手段和方法?研究了怎么的问题?生产出了什么样的知识?并取得了怎样的效果?当中国传播学界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有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那么,创造传播学的事业辉煌就有可能成为现实。他批评道:“中国的传播学研究经常苦于问题之发现,因此,许多“研究”要么是老生常谈,要么是伪问题,有些甚至根本是在无病呻吟——连问题都没有。大量的研究,其实类似于贴牌术,即将西方的理论通过乾坤大挪移到中国本土,不加区别地套用,诸如所谓的现代性、频道专业化、后现代主义等等。还有一些学者,误以为给媒体公司开药方就是理论联系实践了,他们热衷于在企业那里拉课题,并以此作为成功的标志。但除了一些所谓的对策外,有什么样的理论贡献呢?”对此,我也有同感。

  

  如果说吴飞重在传播学批评,那么张立伟则重在新闻学建构。他在四川省社科院新闻所二级研究员张立伟——构建意义:超越新闻传播的信息范式(上篇)四川省社科院新闻所二级研究员张立伟——构建意义:超越新闻传播的信息范式(下篇)中讨论了媒体生产和传播意义。他认为意义的媒体生产就是去信息碎片化,意义的社会效果就是去受众碎片化,最终指向多家媒体讲述共识真相。与吴飞的理性反思相比,张立伟的诗意建构别有一番味道,但都同时指向现实问题。“意义”是一个元问题,从意义出发能够更深入抵达问题的本质。我的传媒经济的本质是意义经济异曲同工,都是从意义出发,只是我的文章稍微难读一些,因为它已超越传统新闻传播学的知识场域。

  

  顺告:谭天教授新著《融合与转型:重构中国电视》约半月后网上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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