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攸关的抉择:斯大林刚愎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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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文:伊恩·克肖

  翻译:顾剑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1940年中至1942年末可谓是至关重要的两年半。在这段时期,英国决定坚持抗击德国,德国决定在珍珠港事件后向美国宣战,希特勒决定消灭欧洲大陆上的犹太人,一系列的决策把欧亚大陆上的两场互相分隔的战争,转变成一场真正全球化的冲突。尽管在1941年底,战争仍有三年多的进程,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在此时就已经注定了。

  《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决策》(后浪·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用十个章节的篇幅考察了1940年5月至1941年12月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美国、苏联、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六个主要国家做出的十个互相关联、具有巨大军事影响的政治决策。这些决策的制定都受到一系列条件的限制。政治体制、决策机制、意识形态、决策者所能掌握的情报信息、国内舆论、国际环境、决策者的理智与情感……无一不影响着“二战”中这些决策的形成过程。作者伊恩·克肖充分分析了这些因素在这十个决策中的作用与影响,试图为读者还原当时战场之外看不见的硝烟。

  以下文字受权摘自该书第六章《莫斯科,1941年春夏 斯大林的刚愎自用》。

  

  “列宁留给我们伟大的遗产,可我们——他的继承者——却他妈的搞得一团糟。”斯大林面对他的手下暴跳如雷。此时正是德军 6 月 22 日入侵苏联,打了苏联一个措手不及以后的第六天,斯大林和他的一小群亲信匆匆结束视察,走出国防人民委员部。苏联政府犯了一个可怕的判断错误,结果德军以令人窒息的高速在 10 天之内长驱直入 300 英里,第一波攻击就打死或俘获了大量的苏军士兵,击毁了数千辆坦克、数千架飞机,而斯大林从未公开承认过自己的判断错误,以上这些话,是他最接近承认错误的公开表示。当天和斯大林在一起的有以下这些高级领导人:莫洛托夫(强硬的外交人民委员,当其他同志叫他的绰号“石头人”的时候,他总爱纠正说,斯大林一直叫他“铁人”)、马林科夫(苏联共产党错综复杂的官僚机构的大总管)、贝利亚(冷酷无情的国家安全机构首脑)和米高扬(外贸事务专家)。3 不知道这些人对斯大林在破口大骂的时候把他们也包括在分担责任的小团体里面是不是高兴。莫洛托夫至少是很高兴为斯大林分担责任的,他对斯大林像狗一样忠诚,即便在斯大林死后很久还是始终如一。如果别人持有不同观点,那最好还是闭嘴,不要指出大家都心照不宣的事实,那就是斯大林一个人做出了给他的国家带来巨大灾难的关键性决策。

  虽然来自方方面面的预警不计其数,而且对德国进攻计划的细节言之凿凿,甚至连入侵的日期都指出来了,但斯大林依然置若罔闻。就在进攻开始前 5 天,国家安全人民委员梅尔库罗夫转呈给斯大林一份来自苏联间谍的情“梅尔库罗夫同志,你去告诉你在德国空军总部的那个情报员,就说见鬼去吧。这根本不是情报,这是散布谣言。”这是斯大林在自信满满而别人向他提 出不同意见的时候,他典型的粗鲁回答。正因为他早先智珠在握,当 6 月22 日凌晨德国发动入侵的消息打破了他的稳瓶的时候,斯大林的震惊和愤怒就越发不可遏制。灾难发生后 6 天,他无意中以独特的方式承认错误,虽然把责任推到领导集体头上,而且用的是粗鲁的语言,但毕竟还是默认了一点,那就是原本可以采取不同的政策,而苏联领导人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现在回顾起来,斯大林事先得到过一切警告,而且这些警告预示着巨大的灾难将降临到他的国家头上,他仍然如此刚愎自用,选择置若罔闻,无所作为,这是整个战争中最无法理解的决策失误。就是这么一个永远在怀疑别人的妄想狂,居然被希特勒的虚情假意所蒙蔽,这尤其让人难以理解。如果斯大林做出其他选择的话,历史的走向肯定会为之改变。但斯大林有哪些其他的选择呢?仔细分析起来,其他的选择在当时来说,也并不那么显而易见。斯大林对此所做出的命运攸关的抉择,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他难以置信的盲目,或者固执己见的愚蠢。我们将对这个故事加以仔细的分析,先从苏联政府体系如何做出决策和苏联如何进行统治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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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希特勒在 1939 年 9 月 1 日入侵波兰,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帷幕之时,斯大林将要度过他的 60 岁生日,他在苏联执政早已超过 10 年了。

  希特勒夺取权力的日子非常清楚,他是在 1933 年 1 月份一系列戏剧性的事件之后当上德国总理的。与此相比,很难用某一个时刻或者某一次事件来明确标示斯大林掌权的时间。斯大林的掌权过程是缓慢的,但却是无情的,他从列宁手下一群布尔什维克政权的领导人之一,按照苏联的统治方式逐渐上升为不容挑战的权威。

  希特勒的统治基于这样一种信条:整个国家要服从于一个永远正确、不可触动的“伟大领袖”。但是苏联的情况与德国不同,因为这和建立苏联所遵循的集体领导原则背道而驰。虽然列宁本人的权威从未遭到过挑战,但他还是遵循了集体领导原则。党内经常会对重要的政策问题进行激烈的辩论,列宁在建立政权最初的那些年里也乐于接受这种争论。在 1924 年列宁逝世之后,斯大林经过严酷的党内权力斗争,才建立起自己的权威。在这个权力斗争过程当中,关键的因素是他掌握了党的书记处和行政机构。在 1928 年底开始计划,1929 年春正式执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强制执行农业集体化和重工业发展;在这些年里,斯大林的地位只是平等的几位领袖中的首席。集体领导仍然是国家制度的指导原则。1929 年初,有 3 名政治局领导人指责斯大林专权,有些决定按照惯例应该由党的中央 “反对把集体领导变 为个人领导。”他们行动得太晚了。斯大林已经掌控了权力机构和所有的实权,他也没放过那些反对过他的人。

  5 年以后,深受爱戴的列宁格勒的党委书记基洛夫被刺,这成为斯大林集权道路上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有传言说斯大林是这次谋杀的幕后黑手,这一点从未证实。他可能和这桩阴谋无关。但是基洛夫被很多人视为党的领导人的有力竞争者,基洛夫被消灭,斯大林肯定是主要受益者。基洛夫的被刺加剧了斯大林对身边所有人病态的不信任感,他害怕周围有人会刺杀自己。这次刺杀标志着对所有被怀疑为反对斯大林的人的大清洗已经开始。大清洗的确起了作用,后来再也没有针对斯大林的谋杀企图,对希特勒的谋杀企图后来倒是有不止一次。很快,席卷整个苏联的恐怖浪潮变得无法遏制。斯大林对别人的怀疑通常没有任何理由,但却是无法控制的。这种病态的怀疑引发了规模巨大而残忍的清洗,不仅除掉了列宁时代的老同志和主要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而且蔓延到全党的各个阶层,更消灭了红军的大批高级将领,导致的后果不但严重,而且持久。在这个过程中,斯大林本人的权力得到极大加强。

  这场清洗被恰如其分地称为“大恐怖”,是自上而下开始的。在 1937年至 1938 年间,斯大林本人批准了 383 份清洗名单,总共涉及党和政府、军队、情报机关以及其他政府机构的44000 名被害者。这仅仅是在大清洗中遭受迫害的所有牺牲品中的沧海一粟而已。因为斯大林要为他对政权的唯一继承权扫除其他竞争者,党内领导层曾追随列宁的老资格成员是第一批被清洗的对象。有报道说,斯大林说过,现在是“清除我们的敌人的时候了,他们渗透进了军队,进了机关,甚至进了克里姆林宫”。同时,大清洗也意味着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的各个级别上,产生全新的领导干部队伍。所以大清洗绝对不缺乏帮凶,无论是出于个人野心,还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认同,还是两者兼有,全党的各级党员都会有人乐于诬陷老同志,甚至是朋友和家人,把他们出卖给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的秘密警察任意处置。

  内务人民委员部是斯大林控制苏联政权的主要机构,拥有特殊地位。它的首脑只对斯大林个人负责。这个机构的工作和它对领袖的忠诚受到慷慨的物质奖励,但是当它组织内部蔓延的腐败和犯罪活动被揭露出来的时候,也会受到严厉的惩罚。1937 年 7 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向政治局提出清洗计划,并要求巨额预算。这个计划要处决 75000 人,把 22 万 5000人送进劳改营。政治局批准了这个计划,可它只是为大清洗提供了最低限度的框架而已。大清洗一旦开始,就获得了自己的动能,无法停止。党内所有的那些小人全都获得了把“国家敌人”清除掉的许可,他们疯狂迫害自己所能迫害的一切人,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工也忙于达到迫害指标。在 1937 年至 1938 年间,将近 70 万人被处决,150 多万人被逮捕。

  党的干部队伍很快完全换了一批新人,这批人全都是斯大林份子。但是,大清洗对红军造成的灾难影响更为深远。军内清洗的目的和全国大清洗是一样的,旨在消灭所有真正的或者想象中的反对者,把军队变成对政治领导唯命是从的工具。党的新干部队伍虽然比较容易训练,但军队所需要的军事素质和技术能力却不是一夜之间就能被替代得了的。这些领域的损失极为惨重。在 1937 年至 1938 年间被逮捕或者开除军籍的 34301名军官当中,大约 30% 在1940 年以前都官复原职了。但是有 22705 名军官被枪决或者失踪。 在对红军的“斩首行动”中,高级军官的损失尤其惨重。 在 101 名最高级将领当中,91 人被逮捕,80 人被枪决,其中有5 位 苏联元帅中的 3 位(苏联的最高军衔),4 位一级集团军级将领中的 3 位, 所有的军区司令员,几乎所有的师级将领,所有的空军司令员和两位海军 上将。16大多数人的罪名都是空穴来风,是莫须有的反苏联活动。

  斯大林没有忘记自己掌权过程中经过的权力斗争,也很清楚他的个人统治违反了集体领导的原则,因此在整个 30 年代,斯大林实际上一直都和其他领导人一起签署法令(而且经常不签在第一位),坚持认为“是党和相应的党的机关,尤其是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在进行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以上说法早就是天方夜谭了。 党的权力机构中央委员会多年前就名存实亡了。列宁时代的中央委员会有46 名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自那时以来,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大大增加,而开会次数却越来越少。它实际上已经完全被斯大林控制,成为执行他的意志的工具,为他的权力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在大清洗达到高潮的 1937 年,中央委员们甚至随时准备在中央全会上公开出卖同僚,以博取斯大林的青睐。

  最著名的受害者是米哈依尔·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他是苏联最杰出的军事战略家,倡导并组织建立起一支现代化、经过高度训练、齐装满员、拥有先进技术的军队。对他的迫害是最典型的事例,说明军队的大清洗到了何种自我毁灭的程度。斯大林超群的记忆力绝不会忘记,在 1920 年波兰占领基辅以后,斯大林作为西南方面军政委没有能向方面军司令员图哈 切夫斯基提供所需的骑兵部队,由此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直率的图哈切夫斯基在 30 年代就对一支职业化军队应该受多大程度的政治控制问题又和斯大林发生过一场争论。他在1936 年至 1937 年间短期担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和斯大林的死忠亲信、无能的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关系极为恶劣。181937 年 5 月,图哈切夫斯基被捕,经严刑拷打供认参与了推翻苏维埃国家的阴谋活动,并被处决。斯大林指责他是德国间谍,“把我们的作战计划,最神圣的机密中的机密出卖给德国国防军”。斯大林命令把他的妻子、女儿和其他家庭成员要么处决,要么发配去劳改营。

  要想从这么一场精心策划、严密组织的对军队领导层的大清洗当中恢复过来,绝不可能是一时半刻的事情。在 1938 年到 1939 年欧洲战云密 布的时候,有人听到斯大林询问掌管国防事务的伏罗希洛夫,还有没有剩下胜任指挥哪怕是一个师的军官。前一年秋天,苏联制订过一份军队重组的计划,预期直到 1942 年底苏军都不可能做好作战准备。1939 年到 1940 年苏联和芬兰之间的“冬季战争”是令苏军蒙受羞辱的战争,它充分揭露了军队的弱点。在 1941 年夏天德国发动“巴巴罗萨”行动的时候,苏军 75% 的战场指挥官和 70% 的政委在当时的岗位上还没待满一年。在各级指挥岗位上的人员缺乏经验的现象是大清洗的直接后果。

  党内外无数的苏联公民支持并积极参与了大清洗,相信这是清除“内部敌人”的必要手段。大清洗不但没有削弱斯大林的统治基础,反而加强了它,虽然大多数苏联人不是发自内心地支持斯大林,而是出于对伟大领袖的恐惧和害怕。如果说在德国,群众的支持是希特勒权力的主要支柱的话,那么在苏联,恐惧对每一个个人都是潜在的威胁,无论这个人的地位有多高,他都遭受到这种朝不保夕的恐惧的折磨。

  政治局在名义上是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在理论上是党的决策核心,大约有 15 名成员。它在 20 年代每周都开会,到 30 年代末,开会的频率逐渐降低,虽然政治局委员的人数基本上还是维持不变。1930 年到1934 年间政治局开过153 次会,1934 年到 1939 年间只开过 69 次会,以后3 年总共只开了三十几次政治局会议。政治局的某些功能交给了相应的下属委员会或者人民委员部。在 1937 年大清洗之前,斯大林就已经开始 削弱政治局主要成员的权力,把他们派往远离莫斯科的地区工作,进一步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政治局的权力日益萎缩。斯大林更多地倚靠按照自己的意志在政治局成员当中临时组建的小集团来行使权力。在 30 年代后期,政治局正式会议召开的次数益愈减少,1938 年只开过 6 次正式会议,1939 年和1940 年分别开过 2 次。 这个时期政治局成员的非正式会议常常是在斯大林和不同的委员之间,在斯大林的别墅吃饭酗酒的时候召开的。到开战的时候,基本上所有斯大林想要和他最信任的亲信讨论的事务——他们称为“具体事务”——尤其是当时最急迫最紧要的外交政策事务,基本上都由 5 名政治局委员会商决定,他们是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和米高扬。29 在这 5 个人里,谁的意见能够一锤定音是 显而易见的。

  在战前的几年当中,和革命刚刚胜利在列宁领导下的时期相比,党的 组织机构日益完善,越来越多地干预政府机构的运作。列宁最重要的权力基础是他担任了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基本上相当于政府总理。斯大林从 1929 年起就已经是苏联最高领导人,但是他直到 1941 年才出任这一职务(1941 年以后的战争岁月里,国家政府的职能大大加强了)。从 1930 年到 1941 年,莫洛托夫是人民委员会主席。无论他自己还是别人都把他看作是斯大林的附庸,因此,谁是权力的真正拥有者自然不言而喻。党和政府的机构在各个层面上都错综复杂、盘根错节,但两者的关系基本上是党控制了政府。党、政府、军队和安全机构等组织全都高度中央集权化,而斯大林控制了党,就把权力都握在自己的手中。

  因为斯大林的权力一再扩张,他所有部属的权位甚至生命都依赖斯大林个人的赏识和恩典。因此即便在党和政府的最高层也存在着对他个人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现象,并最终必然发展到个人崇拜的程度,这种个人崇拜在战时和战后的几年发展到顶峰。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已经普遍存在着把斯大林描绘成一个超人的现象。那些军队官僚和党员干部——那些 各省的“小斯大林”与党内寄生虫们——如果拒绝执行“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战友斯大林同志”的个人意志,将面临可怕的后果。出于恐惧,也出于对领袖表忠心的奖赏,加入个人崇拜大合唱的干部自然越来越多。在政权的最高层也是一样。恐惧和依赖导致了服从和恭顺。斯大林对权力异常敏感,精于算计,无论对敌人还是身边的人,都经常试探他们性格当中的弱点和坚韧性,喜欢让这些人互相内斗,喜欢利用他们性格上的弱点或者政治上的污点。虽然斯大林本人疑心极重,但其实 1937 年的大清洗 保证了斯大林的地位不可动摇,权威无法挑战。大清洗也极大地降低了军 队总参谋部和政治领导人打交道时的地位,尤其是削弱了军方挑战斯大林权威的能力。除此之外,大清洗的另一个重灾区在外交人民委员部。1939年 5 月初,莫洛托夫取代李维诺夫出任外交人民委员之后 ,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中进行了大清洗,不仅损失了大量有经验的外交人员,而且在这样一个历史关键时刻,正需要谋略来谋划苏联的对外政策的时候,外交人员的职业判断被唯命是从所取代。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同时也意味着恐惧和顺从,这不可能形成一个好的政府管理机制。斯大林谨慎、多疑且冷血无情,他的战战兢兢的下属们也就不断地告诉他那些他们认为他想要 听到的话,这是导致 1941 年 6 月的灾难的重要原因。

  所以,在德军发动“巴巴罗萨行动”之前关键的几个月当中,苏联所有重要的决定都出自斯大林一人之手。他有时候和自己小圈子内部不同的人进行讨论,这些讨论一般都是非正式的,有时候还很冗长。但是那些经常能够面见斯大林的人互相之间把对方看作竞争对手,所以他们之间不是一条心。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地位不稳,完全依赖斯大林本人的信任,所以他们对斯大林也是无限忠心。这样根本不可能在他们和斯大林之间形成真正的意见交流。即便是斯大林长期以来最信任的战友(如果斯大林真的能够信任什么人的话)在发表意见的时候也都小心翼翼,生怕自己的意见被斯大林当成批评。斯大林本人在会议上通常都等别人说完了才发表自己的意见。这种做法只能让那些被迫先发表意见的人更加恐惧。所以斯大林的观点一定会被其他人所附和。当外来入侵即将发生的时候,这是决策机制的一个弱点,绝非优点。

  

  在 3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苏联领导层一直都专注于斯大林主义革 命和处理革命对内带来的后果。但外交事务从来没有被遗忘得太久,尤其在希特勒于 1933 年 1 月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以后。外交事务持续地对国内建设发挥着重要但是间接的影响。苏联共产党的核心信仰之一就是要让工人阶级的政党准备好未来和资本主义的决战,而斯大林和他的同僚们预期这场决战将在不久的将来来临。在 1938 年,正当斯大林起劲地消灭他自己军队的整个领导层的时候,战争突然之间变得近在咫尺了。斯大林比谁都清楚,苏联没有准备好开战,尤其是人才枯竭的武装部队更没有准备好。但是现在外交事务成了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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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考虑到斯大林极端多疑的个性,那么 1941 年 6 月苏联对德 国的进攻毫无准备这件事就更加难以理解。还有一点,自从 20 年代以来,苏联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就是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这是俄罗斯传统的外交思想,只不过在 20 年代以后被披上了一层意识形态的外衣。任何愤世嫉俗的谋略与机会主义的弄权行径都可以找到意识形态上的借口。有鉴于此,苏联就更不应该对德国的进攻毫无防备。

  从 1921 年俄国内战结束以后,苏共就放弃了原来“输出布尔什维克 革命,推翻世界资本主义”的目标。从那以后,托洛茨基所主张的革命外交政策逐渐被传统的外交思想所取代,托洛茨基本人的影响力也在减弱。 在 20 年代中期,苏联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有两大主题。一是帝国主义在为争夺全世界的资源而互相斗争,因此战争不可避免。战争将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进行,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因此对苏联的利益和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是有益无害的。但是帝国主义野心家也肯定会对苏联贼心不死,战争会直接威胁苏联。因此,第二点指导思想就是,社会主义必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在苏联国内建成,而不是期待世界革命(因此 1924年国家名 称里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字样),而苏联将逐渐强大起来,在帝国主义不断增长的敌意和贪婪面前变得不可战胜。

  当然,党没有完全放弃向其他国家输出共产主义革命的信仰。建立 于 1919 年的第三国际—也就是共产国际的整个工作就是要利用资本主 义制度的内在危机,为将来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做好一切准备。但是这项工作是一个缓慢长期的任务(不过早在 1925 年,斯大林就预言欧洲将在 未来某个时间爆发长期的大战,这将会加速世界革命胜利的到来)。32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在其他国家的工作重点一直是为苏联的国家利益服务的, 因为苏联是唯一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获得了胜利,并为未来的社会创造出一个新的框架的国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苏联和帝国主义大国相比,在军事上和经济上仍然是虚弱的。认识到这一点,就要求苏联必须迅速增强其军事和经济实力,同时在国际关系方面采取务实灵活的方针政策。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在意识形态方面有多么实质的分歧,都必须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进行合作。这样苏联才能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进行最大限度的贸易和经济往来,尽管两者在政治上还是互相敌对的。

  以上思想具体落实到外交政策上,就是苏联必须打破自从 1917 年布 尔什维克革命以来所处的孤立状态。苏联在这个问题上做得非常成功。仅仅在 1924 年至 1925 年间,苏联就与 13 个国家正式建交。苏联和很多其他 国家,尤其是它的邻国建立了友好关系。到 20 年代末,在列强里面,只有美国还拒绝承认苏联。资本主义世界并没有出现针对苏联组建攻守同盟 的迹象。同时,苏联和主要欧洲国家签订了很多双边贸易协议。

  德国在苏联战后对外关系当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因为 1922 年的《拉帕罗条约》修补了俄国革命之后两国关系的裂痕,为两国进行经济合作与秘密的军事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础,这种合作一直持续到 11 年之后希 特勒上台为止。布尔什维克政权经过了严酷的国内战争才最终建立起来,而德国的自由民主党政权在建立之初也不得不度过好几次危机,它们之间在意识形态上原本不是天然的盟友。但是世界局势迫使德俄结盟,这样对 双方都有利。苏联想要打破在国际上的孤立状态,而德国想对严厉催促自己缴纳战争赔款的英法等西方列强显示,自己还有在东方找到新的盟国这样一个选择。从苏联这方面,和德国结盟可以防止西方列强像在国内战争 中那样结盟干预苏联政局,不过这在实际上早已不可能了。而从德国的观 点来看,与苏联结盟可以防止英法和苏联再次结成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样的军事同盟,虽然这种同盟比西方联手干预苏联更加不可能。《拉帕罗 条约》在政治上的象征意义大于它的实际意义。这个条约在军事和经济上的意义更加重要。苏德两国都认识到双边贸易关系的好处,到 20 年代末, 德国成为苏联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在军事方面,《拉帕罗条约》签订之后苏德双方签署了秘密军事协定,使得双方都能够绕过战后国际秩序为两 国所设的限制。在苏联一方,这种限制是指苏联的孤立状态 ;而在德国一 方,是指《凡尔赛和约》加诸德国军队的种种限制。有些军事协定后来一直没有付诸实施,比如德国容克飞机公司要在苏联设立飞机制造厂,还有

  双方合资制造毒气。但是双方在互相观摩军事演习、化学战试验和情报交 流方面的合作进行得非常顺利。

  到 20 年代末,《拉帕罗条约》逐渐丧失了它的政治意义。虽然德国和苏联在 1926 年 4 月于柏林签署了中立条约,但是在此之前 5 个月签署的《洛迦诺公约》标志着德国与英法等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有了改善。德国于1926 年加入国联,标志着德国彻底走出了战后的孤立状态,这大大降低了 4 年前和苏联所建立的关系的重要性。但是双方继续进行军事合作。在经济上,此时苏联进入农业大规模集体化的阶段,而德国正在经历最终导致了民主制度死亡与希特勒上台的一系列政治危机,双方的经济纽带反而增强了。1932 年来自德国的进口占据苏联进口总量的一半。

  但是在当时,双方的关系已经开始笼罩上了乌云。苏联国土的两翼 同时出现了新的威胁。在远东,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之后,苏联越来越常听到宿敌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叫嚣。同时在德国,极端仇视布尔 什维克主义的希特勒,已经快要上台了。

  纳粹掌握德国政权这件事彻底改变了苏联外交关系的格局。对战争的担忧成了苏联外交政策的主要基调。到 1933 年底,在希特勒的直接干预下,两国的外交关系趋于冷淡,这反映了德国新政府的反苏意识形态。

  《拉帕罗条约》已死。德国在 1934 年 1 月和波兰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 个事件再清楚不过地表现出德国外交政策的重大改变和对苏联的新态度。 在德国,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共产党都有很多人认为,希特勒只不过是个夸夸其谈的政客,很快就会走下政治舞台,或者至少会向务实的方向调整 自己的政策。共产国际的官方理论一直坚持,希特勒代表了垂死的资本主 义最后的绝望反扑。但是苏联领导人以非常严肃的态度对待希特勒的威胁。早在 1933 年 3 月,苏联政府的官方喉舌《消息报》就评论道:“(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党制定了反对苏维埃国家的外交政策。” 一个月以后,苏联驻柏林大使馆政治参赞谢尔盖·亚历山德罗夫斯基从柏林发回报告称,希特勒未来的外交政策意味着“军事冒险主义,并将导致反苏战争和干预”。苏联的领导人们清楚希特勒在 20 年代中期的著作《我的奋斗》里写了些什么,他们不会轻易就把希特勒的言论当成政治上头脑发热的狂言呓语。在 1934 年 1 月 31 日召开的苏共十七大上,布哈林提到法西斯德 国或者日本帝国主义有可能对苏联发动反革命进攻。布哈林本人后来成为斯大林大清洗的受害者之一。布哈林在苏共十七大的讲话中从《我的 奋斗》一书里摘录了希特勒大量从苏联手中夺取土地,为德国获得生存 空间的言论作为佐证。布哈林得出结论:“因此,希特勒公然叫嚣要毁 灭我们的国家。他公开宣称,德国人民必须拿起武器,从苏联手中夺取 他自称必需的东方土地。”布哈林认为,这样一个敌人“将会是我们历史 上最为凶残的敌人”。

  苏联的外交政策显然需要做出重大调整。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主 张和英法等西方民主国家合作,在欧洲建立起共同安全体系。李维诺夫的外长职务在 1939 年被莫洛托夫所取代。1933 年 11 月美国也承认了苏联, 1934 年苏联加入国联,并强烈地支持建立一个“国际和平统一战线”,以对抗来自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侵略威胁。在 1935 年 5 月苏联和法国签 订互助条约,稍后不久又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类似条约(不过只有在法国首先行动的条件下,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互助条约才能生效,而 法国在先前已经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互助条约)。在 1936 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以后,苏联向西班牙共和政府军提供武器,并且是制裁墨索里尼 的最强支持者 ;1937 年日本全面侵华,苏联立即向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提供了援助。

  在苏联的逻辑中,共同安全体系只能推迟但不能避免帝国主义战争。 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肯定会直接或者间接地把苏联卷进来。苏联认为,未来战争很可能是一场世界大战,由帝国主义国家结盟从东西两个方向向苏 联发动进攻。苏联人总是掩藏不住地怀疑西方国家的某些势力想要通过绥靖政策祸水东引,甚至和纳粹德国联起手来,发动针对苏维埃国家的反动“东征”。因此,支持共同安全体系只不过是争取宝贵时间的一种手段。但是,西方列强每一次想要和希特勒达成协议的努力失败和国联的共同安 全体系每一次失败都加深了苏联对西方国家的疑虑。当西方在1938 年向 希特勒的扩张主义屈膝投降的时候,苏联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又一次明显地暴露了出来。李维诺夫本人在当年 10 月份公开承认,“国联和共同安全体系已经死亡。国际关系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强权主义、野蛮和暴力至上的时代”。

  当西方民主国家的弱点暴露无遗的时候,苏联对被迫卷入一场毫无准 备却不可避免的战争的恐惧也被无限放大了。在 1938 年夏季发生苏台德危机的时候,苏联进行了国内部分动员,声明准备为保卫捷克斯洛伐克免 受侵略而战。这种自告奋勇在实际上肯定不会被接受,因为苏联要进行军事干预,必须先让部队通过波兰和罗马尼亚领土,而波兰肯定不会答应, 罗马尼亚拖到很晚才给予有保留的批准并附加了严苛的限制条件。无论如 何,如前所述,红军在前一年的大清洗当中伤筋动骨,它在 1938 年无论 如何不可能做好准备参与一场大战,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红军本身的计划机构估计,要到 1942 年至 1943 年间军队才能做好战斗准备。而且斯大林非常清楚,只有在法国准备履行它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条约义务的前提下,苏联才有可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势进行军事干预。在整个夏季, 法国和英国绑在一起,而张伯伦使尽浑身解数想和希特勒达成妥协,因此苏联不可能让红军真的投入战斗。再加上西方对苏联一直极其厌恶,也不 可能让红军卷进来。最终,英法向希特勒的勒索屈膝投降,和德国合谋在 1938 年 9 月 29 日至 30 日召开的慕尼黑会议上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以上 这一切在苏联眼里只有一个含义 :战争正在临近,而苏联不可能从西方得 到任何帮助。

  1939 年 8 月苏德签订了令全世界震惊的臭名昭著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上这些考虑就是苏联方面签订这个条约背后的基本逻辑。在 1939年 3 月 10 日,斯大林在党的十八大上做的报告指出,当英法拒绝对希特勒采取共同的直接敌对行动以后,集体安全体系已经宣告破产,“新的帝国主义战争”成为越来越严重的危险。斯大林在报告的结尾声称,战争贩子们惯于让他人为他们火中取栗,而苏联绝不会被卷入这样一场冲突之中。斯大林的讲话指出,苏联对西方民主国家不敢和希特勒斗争的失 望和苏联对西方国家动机的怀疑相辅相成。克里姆林宫总是怀疑西方国家 希望苏联和德国打一仗,甚至会支持德国进攻苏联。

  斯大林讲话之后 5 天,希特勒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剩余的国土。这个事件最终引发了英法的行动,他们对波兰以及之后的希腊和罗马尼亚的领土完整做出了保证。但是苏联拒绝英法提出的结盟条约,这个条约要求在 英法主动进攻德国的时候苏联出兵协助,在此之后英法才能向苏联提供 援助。苏联则向英法提出了完全不同的建议 :三国签订攻守同盟,无 论德国进攻三国中任何一个国家,其他国家都应给予全力援助。但是 英法对此并不积极。反苏情绪和对苏联军事能力的轻蔑,仍在英法两国 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西方拖拖拉拉的答复证实了他们一贯的“祸水 东引”政策。所以,用战争以外的手段制止希特勒的最后一线希望也破 灭了。西方民主国家一直拖延到1939 年 8 月 23 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署把国际外交界震惊得目瞪口呆。

  其实,这个条约已经秘密酝酿了好几个月了。两国之间的谈判始于经济方面的接触。在希特勒掌权以后,尽管两国的外交关系恶化,纳粹领导人又不断高调发出反苏言论,但是两国的经济关系并未中断。苏联在 1935 年至 1936 年间主动提出改善苏德经济联系的倡议,并以经济为依托, 和德国保持某种政治上的接触。但是德国没有回应。德国拒绝了苏联通过新的信贷安排从德国购买武器的申请。有人曾经希望纳粹政府的高层有人对苏联的敌意轻一些,或许可能减轻希特勒强烈的反苏政策。这个希望也 很快就破灭了。到 1937 年初,苏德关系降到了历史最低点,并一直持续 到 1939 年春季。此时经济接触又一次成了试图建立政治关系的基础,而这一次的尝试获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功。

  因为这次不仅苏联,就连德国也想改善双方关系。而且随着夏天的 消逝,德国方面的兴趣变得越来越明显和急切,因为德国认识到这次进攻波兰的计划很可能导致和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爆发全面战争。和苏联结盟可 以一举数得,既防止产生一个反对德国的“大同盟”(1914 年战局的重现), 还能威慑英国让它不敢干涉波兰战局 ;这样,波兰就任凭强大的德军宰割了。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长期以来就热心于此举,而希特勒一开始有所犹 豫。从苏联的角度来说,如果能和德国改善关系,至少能使苏联获得经济 上的好处,而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尤其是军工企业非常需要德国的产品。从德国进口的工业品从 1932 年占据苏联进口总量的 46% 骤降到 1938 年的4.7%。斯大林本人对苏德贸易能给军备带来的好处也有极大的兴趣。 但是苏联想和德国改善关系的动机远远不止于获得经济利益这么简单。 苏联领导人们(不止斯大林一个人)完全清楚共同安全体系已经瓦解了,他们对西方列强的政治目的充满怀疑,对来自东方的日本威胁忧心忡忡, 而且坚信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德国终将对苏联直接发动进攻,因此亟须 争取备战的时间。出于以上种种理由,苏联和纳粹德国达成政治谅解越来越有利。斯大林和希特勒一样,经过长时间犹豫,最终在 8 月份迈出了 决定性的一步。

  在春天的贸易谈判中,双方互相怀疑,谈判的基调很不友好;而到了秋天,它变成了通向政治谅解的积极步伐,这种政治谅解还伴随着两国对于对方领土要求的互相理解。英法两国在春夏两季对苏联所提出的共同 防御条约的建议一直拖延着不答复,这令莫洛托夫更加相信,他是在和“骗 子”打交道 ,这也给斯大林本来的多疑性格火上浇油。巴黎和伦敦都没 有派出身居高位的部长或大臣,没有赋予谈判代表全权,而是派出了规格很低的代表团,他们每一步都闪烁其词,也无权做出任何有效的承诺,这 被苏联视为对谈判不认真,缺乏严肃的态度。8 月中旬,波兰危机已经发展到了最紧要的关头,苏联认识到希特勒随时可能出兵进攻波兰 ,很明显苏联不可能从西方那里得到任何帮助,因此必须采取备用方案。

  在苏联中止和英国代表的谈判的时候,斯大林已经告诉希特勒他准 备好尽快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了。574 天以后的 8 月 23 日,里宾特洛甫抵达莫斯科,一次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外交行动很快就完成了。它对双方都有利。希特勒在伯希特斯加登附近的阿尔卑斯山别墅里听到外交上的最新进展,高兴得一拍大腿。在莫斯科郊外别墅里的斯大林同样兴高采烈。但是他对德国并不抱有任何幻想。时任政治局委员和乌克兰党委书 记的赫鲁晓夫后来回忆,斯大林那天晚上在餐桌上对和他一起共进晚餐的政治局委员们说 :“这当然是个游戏,就看谁能骗得过谁了。我看得穿希 特勒在玩什么把戏,他以为他能骗过我。实际上是我耍了他。因为这个条约,战争会晚一些降临到我们头上,我们可以保持中立,保存实力。”

  苏联和德国政府代表了意识形态上的两极,斯大林粗鲁地形容为“一直起劲地互相往对方头上扣屎盆子”,这次两国通过互不侵犯条约联系 到了一起。条约的秘密条款把波罗的海划分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在波兰领 土正中央划了一条分界线,分界线以西归德国。克里姆林宫唯一考虑的就是苏联的利益和安全,这是一以贯之的。这次的交易虽然无耻,现在看来 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为苏联提供了安全保障。斯大林知道他将在波罗的海 地区获得安全的边界。最重要的是,他使苏联避开了来自德国迫在眉睫的威胁,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他必须利用这宝贵的时间让红军备战。在和 希特勒签署条约之前,斯大林曾经读过《我的奋斗》的片段。他在德国需 要从苏联那里获得东方的新生存空间的那些段落下面划了重点线。他知道未来等着他的是什么。但是他认为苏联至少还有 3 年时间为此做准备。 到1942 年底,红军应该准备好了和德国摊牌。在这段中间时间里,苏联将在物质上和领土上从这个以前的终极敌人那里获益。

  3

  苏联领导人有理由对他们国家和纳粹德国之间建立新友谊的最初那几个月的成果感到满意。在两国条约签订的前夕,1939 年 8 月 19 日苏德还签署了双边贸易协定,根据这个协定,苏德之间的双边贸易迅速从 30 年代末的最低点,恢复到希特勒上台之前的水平。这个协定在 1940 年 2 月进行了补充,并在1941 年 1 月进行过重新谈判以制定新的交货时间表。德国从苏联得到了数百万吨的谷物、木材和石油产品,还有数万吨稀有元素锰和铬。苏联得到了机械、建筑设备、化工产品和其他制造业产品。德国从经济交流中得到的好处更多。苏联基本上按时交货,而德国方面在交付制造业产品的时候经常有延误现象。而且德国仍然基本上不提供苏联所要求购买的军火武器。不过对苏联来说,贸易在双边协定里只是次要的部分,主要的收获是安全。在这方面,苏德合作的第一阶段硕果累累。莫洛托夫在 1940 年 3 月底向最高苏维埃做的报告里宣称 :“我们在保卫国家安 全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苏德条约,特别是它的秘密条款,除了让苏联得以置身于欧洲战事之外,对苏联的另一个主要好处是打开了领土扩张之门。苏联领土扩张的主要目的是保卫国家安全,这一点和纳粹德国不同,当然被苏联占领的土 地上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和被德国占领的土地上的人们是一样的。苏联在 1939 年 9 月中旬占领了波兰东部,这是苏联所采取的在西部边境建立缓冲地带的一系列步骤中的第一步。在月底之前,里宾特洛甫就再次来到莫斯 科,和苏联签署了《苏德边界与友好条约》,同意把立陶宛划入苏联势力 范围,以换取苏联占领的波兰中部。除了立陶宛以外,以后的数周内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共和国也被迫向苏联屈服,接受苏联在他们的领土上驻 军。但是芬兰没有向苏联屈服。秋天苏联向芬兰人施加压力,想迫使芬 兰割让土地,以加强苏联的北部边境防御。这些压力没有使芬兰人退缩,反而引起了反抗,到 11 月底演变成了全面的战争。两国在严冬打的这场 残酷的战争确保了芬兰的独立。到 1940 年 3 月份芬兰人求和的时候,20 万苏军士兵阵亡。红军在战争中出动了百万大军,却被小小的芬兰军队所 羞辱。“冬季战争”的后果之一是德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严重低估了苏 军的战斗潜力。

  在欧洲战争的这个最初阶段,斯大林希望纳粹德国和西方民主国家 进入僵持阶段,打得两败俱伤。他担心双方在某个阶段会握手言和,联手对付苏联。64 这个希望在 1940 年五六月份被德军进攻的神速打破了。同时,这也增加了斯大林的担心。

  法国的迅速崩溃让苏联领导层完全措手不及。所有的计划都被迫相应改变。整个西欧除了英国以外全都匍匐在希特勒脚下。(英国在被德国征服之前又能坚持多久?或者,英国会像苏联长期以来所预料的那样,向德国投降并加入德国一边对苏联作战?)苏联的处境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危险。斯大林立即就认清了整个形势。当法国被打败的消息传来的时候,赫鲁晓夫正和斯大林在一起。他后来回忆斯大林的反应,说:“他明显对于我军抵抗德国人的能力完全失去了信心。在希特勒粉碎了法军的抵抗占领巴黎之后,他好像是绝望地举手投降了……他说了一连串俄罗斯国骂,声 称希特勒肯定会把我们打得屁滚尿流。”

  芬兰战争非常明显地暴露了红军完全没有准备好应对战争的威胁。在冬季战争的灾难结束以后,苏联采取了步骤尽可能适应新的形势,大大加快了扩张军备的步伐。工人比以前更常加班加点工作,以增加武器产量。武装部队进行了重组,一些以前被清洗掉的军官又被召回。下一代的年轻指挥官走上了关键的岗位,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后来的战争中崭露头角。同时,苏联毫不迟疑地终结了波罗的海诸国摇摇欲坠的独立状态。 6 月,苏联以莫须有的反苏活动为借口吞并了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三国。这三国被正式合并进苏联,以改善苏联北部边境的防御状况。 在 1940 年 9 月,苏联甚至还制订了对芬兰再次发动战争的计划,但是后来 并未得以实施。

  苏联在欧洲南部也加强了外交活动,主要是在巴尔干地区。在法国被 打败以后,苏联领导人认为英国可能很快也会被迫跟德国和谈。苏联必须在德国主宰整个西欧和中欧的形势下,强大到足以保卫自己国家利益。苏 联在传统上从沙皇俄国时代就对巴尔干半岛、黑海和土耳其海峡有领土野心,他们认为德国对这个重要的地区也有同样的野心,因此必须加强苏联对这个地区的影响力,以防止来自南方的入侵。而且英国在这个地区也有战略利益,一旦英国和德国在和平谈判中达成某种默契,就会对苏联造成 极大的威胁。苏联迫切需要在多瑙河盆地跟巴尔干半岛地区扩张它的控制范围,这表现在苏联于 7 月吞并了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地区。比萨拉 比亚在革命之前曾经是俄国领土,1919 年割让给了罗马尼亚,而北布科 维纳在历史上一直是罗马尼亚领土,从未属于俄罗斯。1940年夏季,苏 联甚至一度希望通过意大利居间调停,把巴尔干半岛拆分为各国的势力范 围。这对德国当然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德国急于把苏联排除在这个战略上 至关重要的地区之外,尤其是德国特别想控制罗马尼亚——对德国武装部 队来说不可或缺的普洛耶什蒂油田就在罗马尼亚境内。

  德国和意大利在 8 月底对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边界争端进行了仲裁, 这一行动没有苏联人参与,并把罗马尼亚直接拉入了德国的势力范围。从苏联的角度来看,这次仲裁有明显的反苏动机,苏联宣称它违反了前一年签订的苏德条约当中,在事关双方共同利益的事务方面苏德应该共同协商的条款。德国自然无视苏联的抗议,而苏联对多瑙河盆地和巴尔干半岛的觊觎也就终结了。在 9 月份,德国军事“使团”“应邀”进入罗马尼亚, 当月晚些时候又进入芬兰,苏联的利益明显受到了威胁。

  以上牵涉到苏德之间利益冲突的领土问题不可避免地在夏秋两季加 剧了两国之间的紧张状态。9月 27 日,德意日三国签署了同盟条约,虽然 这个条约主要针对的是美国而不是苏联,但因为日本是苏联在东部最危险的敌人,这个条约进一步加剧了苏德之间的紧张态势。10 月底,墨索里 尼发动了对希腊的入侵。它虽然以意大利的灾难结尾,但却引爆了巴尔干火药桶,导致英国干预,之后肯定会导致德国直接卷入这个敏感的地区,而德国的干涉肯定会为之前几周在苏德之间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火上浇 油。这就是 11 月 12 日莫洛托夫应里宾特洛甫之邀访问柏林,和帝国外交 部长及希特勒本人进行会谈的国际背景。

  会谈进行得非常糟糕。里宾特洛甫想要说服苏联加入三国轴心同盟, 成为他所谓“欧亚板块”的一部分,在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苏联之间划 分全世界的势力范围。他鼓励莫洛托夫让苏联向波斯湾、中东和印度方向 扩张。希特勒最想做的是试探苏联的真实战略目的。但是莫洛托夫对细节问题的坚持使他看上去像个迂腐的小学校长,希特勒对此越来越不耐烦。 双方的会谈只是加强了希特勒对苏联的负面看法,也许希特勒本来就是在下意识地为这种负面看法寻找依据而已。

  莫洛托夫和斯大林详细讨论了德国之行的议程。此行的目的非常具体 和直接,就是想要解决在最近几个月里导致苏德关系紧张的一系列问题。芬兰、罗马尼亚和巴尔干半岛都是特别敏感的区域;在这些问题上,苏联 感到自己有抱怨的理由。但是双方没有找到任何解决方案。互相的不信任 和潜藏的敌意让谈判搁浅。希特勒认为,苏德直接的利益冲突永远不可能 和平解决。双方的冲突不可避免。希特勒把莫洛托夫的来访看作是又一个发动从 7 月就在计划之中的对苏联的进攻已刻不容缓的理由。我们已经看到,希特勒在 12 月中旬发布了军事指令,把入侵日期定在来年春天。 从苏联这一方的观点来看,这次会谈既没有任何成果,也没有改变任何事情,没有任何重要的意义。

  莫洛托夫回到莫斯科的时候当然会为一无所成而感到失望。苏联的首脑们尤其对德国在罗马尼亚和芬兰的行动感 到愤怒,他们认为德国严重违反了苏德协定。他们在巴尔干半岛——尤 其是在罗马尼亚被德国人欺骗了。从 7 月份开始,甚至在希特勒向手下将领披露明年入侵苏联的目标之前,苏联高效的情报机关就已经给莫斯科陆 续送来报告,指出德国正在准备进行对苏战争,德军正向苏德边境的东普 鲁士大规模集结。 但是无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对德国的长期目标抱有什么样的怀疑,这两个决定苏联对外政策的关键人物都没有想到在最近的将 来会爆发战争。他们现在比以往更加急于争取时间,因此主要的目标是维 持 1939 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别无选择,这部分 是由于德国在欧洲大部分地区建立霸权的速度太快了,苏联来不及做出反应。另一部分原因是苏联咎由自取:红军在两年之内都无法准备好进行一 场大规模战争,红军的可悲状态限制了苏联政府的选择余地。斯大林本人 应对此负主要责任,因为他 3 年前对红军发动的大清洗清除了大量有经验 有能力的红军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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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 年 1 月 1 日,苏联武装力量有 1605520 人,其中陆军占四分之三

  弱。这和斯大林计划到 1942 年底军队完成全面备战时的目标人数相差不远。但是欧洲战事一开,形势的迅速变化使得这个计划很快过时了。苏 联占领波兰东部后,尤其是苏芬战争期间,苏联动员了大量后备役人员入 伍,把军队员额扩充至接近 200 万人。但是难以理解的是,苏芬战争结束 之后,大约 70 万后备役军人退伍,因为政治局下令大多数部队转入和平编制。德国在法国取得胜利后,苏联才停止了复员行动,重新开始全力扩 充军队数量。

  但是大清洗之后军事指挥方面所缺乏的经验和技能却很难迅速得到 补充。在大清洗时期被逮捕的大约 4000 名军官被释放,重新走上各级领 导岗位。但是在德国进攻开始之前,那些新上任的数以千计的高级军官根本没有时间来获得必不可少的军事经验。 苏军在军队组织结构上也有弱 点,而且在芬兰战争中,这些弱点暴露无遗。武装部队各个军种的现代化武器装备严重不足。尽管当年夏天希特勒在西方胜利以后,苏联开足马力 生产武器装备,但是军事工业仍然难以满足军备需求。当希特勒发动进攻 的时候,苏军仍然存在严重的武器短缺问题。斯大林的领导和苏联政权的特点是造成以上问题的部分原因。

  不管斯大林在言谈和外表上如何粗鲁,他其实和希特勒一样,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卓越的记忆力能让他对很多事情的细节了若指掌。他对军事事务的理解仅仅处于消息灵通的外行的水平。他缺乏职业军人的训练和专业知识。这导致他一方面喜欢凭直觉干预很多细节的事务,比如某一种大炮的型号 ;另一方面,他时常不得不依赖于他手下亲信的判断 力,而他的亲信圈子为数寥寥。无论哪种行为都不利于苏联的军备工作。 从 1940 年夏天红军开始大规模扩充和重建以后,他经常深夜在他的别墅里听取红军将领的汇报。这些将领也定期向他提交关于军队状况的书面报告。斯大林通过秘密警察首脑贝利亚和其他一些人来监视红军将领。但是,既然他很少离开克里姆林宫和他的郊区别墅去视察部队的真实状况,他只能听信别人告诉他的信息。

  伏罗希洛夫元帅是斯大林在重要军事问题上的主要耳目,这一直持续 到 1940 年 5 月,他因为红军在芬兰战争中的糟糕表现而被解除了国防人民 委员职务为止。但是斯大林错误地信任了伏罗希洛夫。在扩充军队的各个急迫的问题上,伏罗希洛夫都是玩忽职守、尸位素餐且完全不称职的。铁 木辛哥元帅接替伏罗希洛夫的职务之后,事情有了很大的转机。但是即便 在那时,斯大林依然倾向于听信梅赫利斯之流的军事建议,梅赫利斯曾是党报《真理报》的总编,在 1940 年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赫鲁晓夫认为梅赫利斯是一个“小人”,对他在军事问题上对斯大林拥有如此大的影响感到震惊。

  如果斯大林在芬兰战争的灾难之后还对红军的素质存有哪怕一点点 幻想的话,这种幻想很快也被铁木辛哥在 1940 年 12 月提交的绝密报告打 破了。这份令人绝望的报告指出了苏联武装部队的严重不足。铁木辛哥在5 月份接掌国防人民委员部之后,对军队的现状进行了全面评估。在此基 础上提出的这份报告不可能让斯大林在阅读的时候产生任何愉悦。这份报告指出,部队的整个行政和后勤支援体系是不足的,在很多方面是落后于时代的。军队的中央行政管理机构如此低能,以至于在铁木辛哥上任的时候,根本不存在对红军员额数量的确切统计数字。同样令人震惊的事实是, “当国防 人民委员交接工作的时候,根本没有可用的战争划;整体的作战计划或者部分的作战计划全都不存在。”不管是伏罗希洛夫还是总参谋部都没有制订针对高级指挥和参谋人员的培训计划,也从来不检查各军区的作战训练情况。在关键的几个军区,空军机场严重不足。甚至连地图都不能满足需要。苏军在军事运输和通讯方面存在很多缺点。军队没有最新的动员计划,对 300 万准备不足的后备役人员也没有适当的训练计划。

  铁木辛哥还对军事院校不能训练足够人数的指挥人才提出批评,这一不足在步兵兵种当中尤其突出。部队的实战训练存在严重的缺陷,武器装备老化过时,无法满足现代战争的需要。和其他国家相比,苏联空军所装备的飞机尤其老旧,而且特别缺乏训练有素的人员。摩托化部队和炮兵在现代武器装备方面也存在着类似问题。这份报告强调,苏军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缺乏对其他国家军队现状的有组织的系统的情报工作。空防能力无法有效地抵御来自空中的攻击。前线的地面防御准备非常糟糕。总体来说,苏军很难说准备好了进行一场大的战争,也无法在敌人入侵的时候有效地保卫祖国,更别说发动任何攻势作战了。

  铁木辛哥有可能对军队的缺点夸大其词,因为这样他就把责任推卸给了前任,一定程度上为自己开脱了一部分未来军队建设方面所要负的重大责任。即便如此,这份报告也是对武装部队现状的震撼性的描述。这些缺点都不是短时间之内能够弥补的。要让红军准备好进行大规模战争,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个事实很大程度上在未来的几个月内决定性地限制了斯大林做出政治军事选择的自由,捆住了他的手脚。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一致认为,唯一的选择就是尽一切努力,以最快的速度让武装部队为未来不可避免的摊牌做好准备,与此同时,必须尽量避免刺激希特勒,不给他任何发动进攻的借口。

  以上两点考虑基本上就决定了苏联在德国发动“巴巴罗萨”攻势之 前几个月的政策。在这段时间里,苏联的军备 的 确 有 了 大幅 度 的 改 善。 1940 年的军事工业产量比 1939 年高出三分之一。到 1941年,武装部队员额大幅度增长到 540 万人,而 1938 年初整个苏军只有 160 万人。苏军主力部署在西部边境,装备也有了大幅改善。但是军队的士气和纪律性仍然很差。最新型号的坦克和飞机只占很少的比例,在生产线上的问题还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来解决。由于大清洗,军队已经在技术和组织方面退步了太多,不是短期能够弥补的。苏军需要更多的准备时间。斯大林认为他还可以争取到时间。他相信希特勒不会在西方的战争彻底结束之前在东线发动攻势。斯大林认为,当德国人发动入侵的时候,苏联红军应该已经准备好了迎击来犯之敌,而莫洛托夫和政治局及军方的其他高级领导人也和斯大林持有相同的观点。而在苏军完全准备好之前,必须非常谨慎地对待德国,必要的话,还不得不取悦德国。赢得时间是最关键的问题,而且是压倒一切的问题。

  

  德军巴巴罗萨计划的进攻路线

  在这种极端压力之下,苏联必须重新制定其军事战略。图哈切夫斯基在 20 年代和 30 年代奠定了苏联军事战略理论的基础。苏联的军事战略 致力于建立一支拥有先进武器的现代化陆军,能够在防御中抗击敌人的首次进攻,然后把防御迅速转化为进攻,以“大纵深行动”把战争转移到敌人的国土上去。苏军在战略上并不想打一场持久的防御战,而把重点放在击退敌军在战争初期的进攻之后,立即从空中和地面发动强大的全面攻势,并由大量装甲摩托化部队支持这样的进攻。这一理论建立在战争将如何开始的假设之上:敌方将会有最后通牒,正式宣战,然后双方进行很多天甚至好几周的全面动员(就像 1914 年那样),之后将进行沿着边界的前线战斗,这样,“大纵深攻势”才能得以实施。德军在西方所进行的闪击战——那种突然袭击、优越的战术和迅雷不及掩耳的进军速度——都为苏军传统的战略理论的可行性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是苏军总参谋部在 1940 年和 1941 年所进行的战略计划只是对图哈切夫斯基的大纵深理论进行了调整,而不是从根本上进行修正。即使在后来的战争英雄朱可夫大将在1941 年 1 月接任总参谋长的时候,苏军总参谋部仍然认为苏军有能力制止敌人的初期攻势,然后把防御转化为决定性的反攻作战。总参谋部的整 个战略计划就建立在以上理论的基础之上。

  我们知道,在 1940 年 5 月接替伏罗希洛夫的时候,铁木辛哥对缺乏作战计划的现象进行过严厉的批评。实际上 1938 年总参谋部在时任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的领导下制订了作战计划,但是后来欧洲战争大大改变了整个形势,以前的计划完全过时了。虽然铁木辛哥对以前的作战计划持批评态度,但是后续的作战计划基本上延续了沙波什尼科夫的指导思想。

  沙波什尼科夫预见到对苏联的战略威胁不仅来自于东方的日本,而 且更大的威胁来自西方的德国和波兰,还有意大利和波罗的海国家。沙波什尼科夫从抗击敌方侵略,然后转入反攻所需要的战略纵深防御理论出发,假设敌人在西线有两种对苏联发动进攻的可能性。未来的进攻要么来自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以北的波兰北部方向,朝着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和明斯克总方向发展,要么来自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以南的波兰南部,进攻总方向是基辅。沙波什尼科夫仍然死抱着战前进行国家动员的观念不放,而这种观念很快就将被证明完全过时了。他认为敌人从西北方向进攻的可能性 高于西南方向,因为在西北方向,敌人可能在动员开始后第 20天发动进攻,而在西南方向要花费 28 天到 30 天。而他预见苏联在总动员之后的第 10 天左右就能很明显地判断出敌人的主攻方向,并相应地调动兵力,把防御重点放在北或南其中一个方向上。

  到 1940 年 8 月沙波什尼科夫的总参谋长职务被梅列茨科夫大将接替的时候,他的战争计划需要进行重大修改。波兰已不复存在,波罗的海的 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三国已经是苏联的一部分,芬兰加入了德国阵营,而德国进一步控制了多瑙河盆地,因此在未来的战争中,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可以被视为德国的盟友。而且意大利已经参战,轴心国在地中海和巴尔干半岛的力量大大增强了。铁木辛哥和梅列茨科夫修改了沙波什尼科夫对西北方向更加可能遭受进攻的判断。他们重新估计了形势,并在10 月 5 日向斯大林进行汇报。他们预料德国的主攻将来自西南方向。斯大林林同意他们的判断,他说:“我认为,对德国人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得到 乌克兰的粮食和顿巴斯的煤矿。”当月中旬,总参谋部采纳了修改后的作战计划,新的计划预料德军将从普里皮亚特沼泽地以南发动主要攻势。而在这种情况下,巴尔干半岛在苏联的战略计划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按照修改后的新计划,红军将要“在布列斯特—李托夫斯克以南投入战斗,并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就向卢布林和克拉科夫方向,进而向布雷斯劳方向进行有力地打击,以求在这个阶段就切断德国与巴尔干国家的联系,剥夺敌人最重要的经济基地,并决定性地影响巴尔干各国参战的决策”。对总体战略形势的这一新的估计成为苏联作战计划的指导思想,其地位直到“巴巴罗萨”行动之前从未改变过。

  1940年底,在铁木辛哥关于武装部队现状的令人沮丧的报告之后,斯大林召开军队高级将领会议。铁木辛哥在闭幕式上做了一次讲话。铁木辛哥说 :“虽然与德国的斗争将会是漫长而艰苦的,但是我国拥有夺取最终胜利的一切有利条件。”也许铁木辛哥认为以上乐观估计是斯大林想听到的话。实际上,他的话让苏联独裁者夜不能寐。而1941年1月上旬进行的两次图上作战演习的结果更加无法使他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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