跃墙者:冷战时期最著名的东德逃亡者康拉德·舒曼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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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丛丕|崎峻文化 崎峻军史周刊

  

  在冷战时代,有数以万计的民主德国公民以各种方式越过国境,逃往西方,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人像汉斯·康拉德·舒曼(Hans Conrad Schumann)那样世界闻名,他在1961年8月15日跃过边界铁丝网的瞬间被永远定格在冷战的史册上,成为一个时代的经典象征。

  舒曼于1942年3月28日出生在萨克森州的乔肖(Zschochau)。1960年,年满18岁的舒曼报名加入了民主德国人民警察机动部队(相当于武装警察部队),在德累斯顿(Dresden)接受三个月的基础训练后又进入波茨坦警察士官学校学习,在结业后志愿前往柏林服役。

  1961年8月13日,民主德国突然封锁了东西柏林边界,随即开始修建柏林墙,舒曼所在的部队也奉命参与行动,警戒边界,确保修墙工作顺利进行。8月15日,舒曼被派往鲁平纳大街(Ruppiner Strae)和贝尔瑙大街(Bernauer Strae)的夹叉路口执勤,当时这一地段的障碍墙尚未动工,只是沿着街道上的边界线拉起一道松散的铁丝网,高度只有80厘米。在边界对面,聚集了大群的西柏林人,他们不断向舒曼呼喊:“过来!过来!”一辆西柏林警车开过来,就停在距离边界仅有10米的地方,还有记者在现场,用照相机和摄像机的镜头对准舒曼的哨位,所有人似乎都在等待着什么重大事件的发生。

  

  ■ 1961年8月13日,民主德国政府突然调集大批军警封锁东西柏林边界,并开始修建隔离墙,也就是著名的柏林墙。图为在边界铁丝网旁边站岗的东德哨兵。

  

  ■ 位于东西柏林边界附近的贝尔瑙大街街景,在1961年8月15日,康拉德·舒曼被派往这条大街靠近边界的路口执勤。

  舒曼并不像其他哨兵那样固守在自己的哨位上,他以检查铁丝网为由在哨位和边界之间来回走动,渐渐踱步到临街的墙根下,观察边界两侧的情况。突然,舒曼跑向边界,纵身一跃,跳过铁丝网,随即丢弃了肩头没有装子弹的PPsh41冲锋枪,直奔10米外的警车,车上的西柏林警察似乎早有默契地打开了车门,让他迅速上车。在对面其他东柏林哨兵做出反应之前,警车就载着舒曼离开了边界,消失在视野中。当时,来自汉堡的摄影记者彼得·列宾(Peter Leibing)就正对着舒曼,他的相机完整记录了这位19岁哨兵越界的全过程,尤其捕捉到舒曼拎枪飞越铁丝网的瞬间,这幅照片很快就被西方当作“奔向自由”的象征而广为流传,成为冷战时期最著名的影像之一,而舒曼的名字也由于这惊天一跃而被载入历史。

  

  

  

  ■ 上面三幅照片是从记录舒曼逃亡过程的记录影片上截取的,他首先在临街的墙根下观察情况,然后突然起跑、加速、跃过铁丝网。

  

  ■ 这是从另一个角度拍摄的舒曼跑向铁丝网的照片。

  在东西方紧张对峙,柏林墙刚刚开建的敏感时刻,舒曼的越界行动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立刻被西方媒体视为“英雄”。舒曼后来接受采访时被问及逃亡的理由,他当时说:“上级命令我们对企图越过铁丝网的人开枪,但我无论如何都做不出那样的事。”在最后两个小时,舒曼才下定了决心,而且当时有西方记者在场,他相信即使同伴注意到他的举动也不敢贸然开枪,加上对面西柏林警察的配合,整个逃亡行动在电光火石间完成,而且每一个细节都被列宾的相机和另一台16毫米摄影机记录下来。这一切太过巧合,所以事后一直有人怀疑舒曼的逃亡绝非临时起意,而是西方背后策划的宣传秀。

  

  

  

  ■ 舒曼越过边界的连续镜头,在跳过铁丝网后,他立即丢掉了冲锋枪,而整个过程都被记者拍摄下来。

  

  ■ 舒曼在越过边界后跑向附近的一辆西柏林警车,可见警车的后门已经打开,他迅速登车离开。

  

  ■ 由彼得·列宾拍摄的舒曼越界的著名照片,这幅照片后来被命名为“奔向自由”并广为流传。

  虽然舒曼作为投奔西方自由世界的英雄被迎入西柏林,但他随后的遭遇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样风光。作为第一个从柏林墙逃亡的民主德国军警人员,舒曼受到联邦德国情报机关的多次盘问,后者希望从他口中获知有价值的情报,但是舒曼作为普通一兵所知有限,而反复的审讯让他精神上倍感疲惫。在逃亡后,舒曼暂时居留在西柏林,他更换了多份工作,但生活一直不稳定,还染上了酗酒的恶习。舒曼和留在民主德国的家人还能保持书信联系,但是那些来自双亲的信件都是在“史塔西”特工(“史塔西”即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的监视下书写的,其中不乏劝他迷途知返的词句。实际上,“史塔西”确实有计划将舒曼弄回国。在西柏林生活并不如意的舒曼也萌生了归国的想法,但是就在他准备办理过境手续之前,西柏林警方识破了“史塔西”的计划,于是舒曼打消了归国的念头。

  

  ■ 逃亡成功后在西柏林警察局内的留影,虽然被视为“英雄”,但他并未得到英雄般的待遇。

  此后,舒曼离开西柏林,前往联邦德国本土,被安置在巴伐利亚州的金茨堡(Günzburg),进入当地的一家医院当男护工,并在那里与女护士库尼贡德(Kunigunde)相识相恋,喜结连理,两人婚后育有一子。后来,舒曼在位于英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的奥迪公司谋得了一份机械师的工作,并在那里工作了27年。虽然舒曼在联邦德国的生活渐渐安定下来,但是他始终处于焦虑之中,非常害怕遭到“史塔西”的报复,有时在夜里开车时,他甚至会想象自己被“史塔西”暗害,并被伪装成交通事故遇害。在住所附近有陌生人或汽车出现时,他也会疑神疑鬼,心神不宁,担心正受到“史塔西”的监视。作为名噪一时的人物,舒曼总会被人问及他越过柏林墙的想法,对此他尽量避而不谈,“我不是英雄”成了他的口头禅,很多媒体向他发出采访和发表演讲的请求,也大多被他婉言拒绝了。总之,舒曼在此后的生涯中并不为自己当年的举动感到骄傲。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舒曼的形象通过列宾的照片传遍了世界,但是没有人在意他的肖像权,他没有从中获得一个马克的收益,而为他拍照的列宾也并没有因此而致富。对此,舒曼事后还颇有微词,不过官方给出的解释是,由于舒曼已经成为“历史人物”,所以可以不经他本人同意,随意使用他的照片。

  

  ■ 在越过柏林墙20年后,舒曼(左)与列宾(右)在柏林重逢,两人拿着那幅著名照片在一座逃亡遇难者纪念碑前合影留念。

  

  ■ 已经步入中年的舒曼站在自己昔日的照片前,多年之后他并不为自己的举动而骄傲,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位英雄。

  1989年11月,当民主德国开放边界,柏林墙轰然倒塌的消息传来时,舒曼才如释重负,他后来说道:“直到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的日子)之后,我才真正感到自由。”尽管如此,舒曼依然担心自己因为逃亡行为而受到指责,害怕将他视为“叛徒”的昔日警察部队的同僚们会非难他,他不打算回到家乡,而是选择继续定居巴伐利亚,他甚至犹豫是否返乡探亲。

  1990年德国统一后,抑制不住思乡之情的舒曼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但是正如他之前所担忧的那样,虽然家乡的人们对他态度和蔼,但都不愿与他过多接触,尽量避开他,更有人将他当作叛徒,拒绝与他谈话。即便是冷战业已结束,两德归于统一,舒曼当年的逃亡举动还是被很多人所不能理解,“叛逃者”的骂名沉重地压在他的肩头,让他寝食难安,与家人的关系也日渐恶劣,最终患上了抑郁症。1998年6月20日,舒曼在与家人激烈争吵后甩门而去,不久人们发现他在基普芬贝格(Kipfenberg)的自家果园内自缢身亡。舒曼没有留下遗嘱,人们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没写完的纸条,上面写着“当我的灵魂在哭泣……”在舒曼的葬礼上,他的遗孀收到了一封未署名的信件,内容是“叛徒终于得到了报应!”

  

  ■ 1989年11月9日,在柏林墙即将被拆毁前,兴高采烈的柏林民众站在墙头,庆祝这一冷战象征的消逝。这一刻,舒曼称“自己才真正感到自由”。

  毫无疑问,舒曼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不是第一个逃离民主德国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但他在特殊的时间和地点做出了逃亡的决定,被西方社会作为宣传噱头大加利用,从而将他置于争议的漩涡中不能自拔,实际上人们并不十分清楚舒曼当年逃亡的动机。无论如何,舒曼作为冷战时代的标志性人物已经被世人所铭记。2011年5月,记录舒曼当年逃亡过程的照片及影像资料被收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计划中,成为人类历史遗产的一部分。今日在柏林街头,在舒曼当年越过边界的地点附近,竖立着一座名为“跃墙者”的雕塑,栩栩如生地再现了他从铁丝网上方跃过的姿态,凝固了冷战时期那一沉重的历史瞬间。

  

  ■ 今日竖立在柏林街头的雕塑“跃墙者”,它再现了舒曼的惊天一跃,成为一座冷战岁月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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