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名人:书法家高二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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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大多具有“官僚+文人”的双重身份。两者中间,“官”的身份显然更为重要,读书为文的开始,大都是为了求取功名,人生的价值也便从能否金榜题名上体现出来。所以,通常都是“文以官名”,单纯的为文,便无足观。中国古代沦落民间的落第文人中,才华横溢的应该不少,但真正名垂千古的却不多,蒲松龄、曹雪芹等少数几个算是其中的例外和幸运者,但在当时,大多还不为人们承认。古代泰州的文人中,吴嘉纪就明显吃了没当官的亏,弄到现在,还不为人们所熟知。到了近现代,随着持续整整1300年的科举制度的废止,读书与作官不再有直接的关系,文人的身份慢慢独立出来。文化,也可以成为一个人身份的象征,逐渐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尊重。高二适就是出生于近现代交接口的一个文化人。

  

  高二适

  高二适1903年在泰州姜堰兴泰乡小甸子村出生的时候,16岁的丁文江刚刚于前一年离开泰兴老家去了日本,再过两年(1905),那位飞扬跋扈的慈禧老佛爷迫于社会压力宣布废止了科举制度。当然,三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罗列出来,只是想通过这些为刚刚出生的高二适预设一个人生发展的历史背景。

  科举制度的废止,断了读书人传统的仕途之路,却逼使他们进行更多的人生选择,可以学理,可以为文,可以习艺,善于经营者,当然还可以做官。在这种情况下,丁文江漂洋过海,求取新知,成了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者。高二适没有遇到龙研仙那样的父母官,家庭条件也远没有丁文江那么好,但他据守海内,浸淫在传统文化的汁液中,广采博取,舞文弄墨,成了中国现当代一个著名学者、诗人和书法大家。三个名号当中,当属书家最为卓著,关于高二适的艺术人生,自然由此展开。

  一、草圣平生

  高二适一生当中,最自信的就是自己的书法,他曾刻过一枚“草圣平生”的闲章,明确表达了这种自信。从今天的影响来看,“草圣平生”四字也许正可以代表他磊落真率的人生。

  高二适原名锡璜,后改名二适,号暗庵、舒凫、磨铁道人。几个名号,暗示了高二适的品性和人生态度。“二适”取“适吾所适”之意,“暗庵”、“道人”有隐者之喻,“舒凫”就是要像翱翔于云天的一只飞鸟似的自在舒展,名利和官场显然对高二适没有什么吸引力,他追求的是一种闲适自由的恬淡人生。由此看来,高二适的思想中,道家文化对他的影响似乎更深一些。以这种心性,生在20世纪的中国,谈何容易。

  高二适的父亲是位塾师,辛亥革命后,做了本乡小学校长。高二适少承家学,一生以诗书为命,刻苦自修,16岁考入扬州中学,因家中贫困,遂辍学回乡教书,18岁时,即接任父亲出任本乡小学校长,此时即以文笔过人而为乡里称道。高二适生性耿介,平时言语不多,唯独对作诗和写字情有独衷。诗歌当中,对唐代的杜、韩、刘、柳和宋代的江西诗派有较深研究。他15岁通读《古诗源》,19岁始读《杜诗镜诠》,20余岁起研习《山谷全集》,29岁起读陈师道诗。书法方面,早年喜临《明征君碑》、《曹娥碑》、《兰亭序》、《龙藏寺碑》及钟、王书法,作品以行楷为主,中年尤好王献之行草等。高二适的妻子是溱潼人,岳父是溱潼镇乾泰昌百货店老板。就连携妻儿老小来岳父家小住时,也往往一人坐在乾泰昌店堂柜台里面看书,或者在乾泰昌小楼上临池学书,真正到了笔不离手、诗不绝口的地步。高二适并不满足作一个小学校长,他对学术和书法有更高的追求。25岁那年,他考入上海正风文学院,后又入北平研究院深造,广求师友,研讨学问。他与同乡贤达韩紫石时有交往。他通过向上海《时报》投寄诗文,结识了同乡名流戈公振。通过向《甲寅》杂志投稿,与章士钊成了忘年交。高二适的孤诣奇才,还受到岭派书画大家陈树人先生赏识。章、陈二人都是辛亥革命元老,章士钊早年和章太炎、黄兴、蔡元培等人一起叱咤风云,也使是非恩怨集于一身。他比高二适大整整23岁,生前特别嗜好书法,尤擅行楷和隶书,笔势清雄醇正,气息酣畅古雅,大有晋唐人萧散雅逸的韵致。他与高二适“志同道合”,二人之间砥砺切磋,诗词酬答,书翰往来,四十余年从未间断。陈树人官至国民政府秘书长、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却在1945年国民政府胜利还都的热闹时刻,毅然退出官场,以翰墨丹青终老其身,心胸和眼界非同一般。他给过高二适不少帮助。抗战之前,经他介绍,高二适在华侨委员会做了一名文职小官,待到后来他离职时,还不忘将高二适介绍给立法院院长孙科。关爱体恤之切,可见一斑。

  高二适不是那种只是为了吃饱肚子的人,“嗟来之食”他是不吃的。进入国民党立法院之初,高二适和执事者约法三章:不入党,不参加政治活动,不受训。高二适此举,可看到章士钊对他的影响。高二适一生当中,交游甚广,只有章士钊让他服膺终生。章士钊自投身革命,民国建立前后的重大斗争,几乎无役不与,后来,还曾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期,资助过毛泽东两万块现大洋。可是,这位孤桐(章士钊自号)先生却拒绝加人同盟会,理由是入会誓词中有效忠孙中山的言词,有背于革命所追求的社会平等和人格自由的精神。独立自由之心性正是高二适与章士钊等人的相通之处。

  抗日战争爆发后,高二适先生不愿做亡国奴,将家眷寄养于溱潼岳父家,只身随立法院西迁重庆,直到抗战胜利后,1945年深秋,才重返故里,这一去竟达七、八年之久。高二适归心似箭,回乡途中,怀着对家乡和亲人的强烈思念,写下了《溱潼道上闻子规》一诗:

  出蜀希闻子规鸟,回乡初见杜鹃花。一声肠断溱湖水,何事将归不问家?

  流离之苦,思乡之情,令人感动泪下。

  

  高二适《北归过秦潼奉投》

  1949年解放前夕,作为国民党立法院的资深文员,高二适并没有跟着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从此也没有再和政治有什么瓜葛,他默默在文史和书法的园地里耕耘。这样不知不觉间,时间就过去了十多年。到了1962年,也许是生活太过于清寂,也许是出于对亦师亦友的章士钊先生的想念,早就退休在家的高二适离家北游,来到北京,拜访时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的章士钊。师友情深,自然少不了一番长谈。章士钊与高二适交往已久,深知高二适的道德文章,便有意邀请他到中央文史馆工作。这让高二适很是感动。但想到家累太重,高二适便婉拒了邀请。章士钊又力荐他进江苏文史馆,并赋诗一首送给高二适:

  异同刘柳不需删,童子隈墙作态顽。南海共识翁仲殁,东周谁见冶长鳏。误书偶得思逾适,大草偷挥手更娴。天下一高吾许汝,家门月旦重如山。

  字里行间,倾注了对高二适的相知赞许之情。“天下一高吾许汝”,对高二适草书的评价可谓高矣!

  “高”则高矣,高二适虽然生性狂直,却清高自守,不喜夸饰张扬,正所谓“屋里酒香人不知”,已近花甲之年,除了几个知己之外,了解他的人并不多。高二适“独学自成,不求人知”,本来就无意于扬名,但在他进江苏文史馆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却让他从此名声大噪。这便是1965年震动一时的“兰亭论辨”。此时的中国,政治的天空中,已呈“风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高二适作为这场论辩的发起者和参与者,真让人替他有种“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担忧。高二适在这场论辩中体现出的道德的勇气、学术的责任和质直的文风,就是今天,也是很多人身上所欠缺的。关于这些,下文还要详细提及,姑且一笔带过。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高二适的学术研究进入厚积薄发时期。他的书法研究著作《新定〈急就章〉及考证》问世。该书完稿之时,高二适欣然命笔:“赴速急就称奇觚,鬼哭神惊运思初。隶草千年成绝业,而今捉笔有传书。”该书存亡继绝,探寻隶、草之演变,匡正前贤讹误,填补了我国文字学和书法史的一段空白,无怪乎先生如此高兴了。古典诗文研究方面,也有大成。高二适一生持之以恒于对杜甫、刘禹锡、柳宗元和南宋江西诗派的研究,他校读《刘梦得集》,呕心沥血二十年,终有所成,61岁时开始编订《〈刘梦得集〉校录》一书。关于这本书,章士钊在1963年《柳文指要》一书定稿时,曾寄诗高二适提到过。诗曰:

  冰冷东淘俊少年,重提退笔迈无前。中山集纪开新样,火急河东二妙缘。

  诗中所说“中山集纪”指的就是高二适所著《〈刘梦得集〉校录》一书。在《柳文指要》中更是说道:“二适近年猛进,多所发明,吾忝长岁年,弥深企望。”意思是二适先生非同小可,对柳宗元、刘禹锡两位文学大师的著述都能深入堂奥。可见章士钊先生对高二适的推崇。

  1971年,章士钊的《柳文指要》终于得以刊行,据说是当时学术界出版的惟一一部古典文学著作,好比茫茫沙漠中的一棵小树,未免显得有点突兀和孤寂,也因此成了“文革”时期一幅极具代表性的绝妙风景。耗费高二适二十年心血,被章士钊称为“与其《柳文指要》将并户列入中唐刘柳大师讲坛”的《〈刘梦得集〉校录》终究未能面世,虽让人感到遗憾,但在那个文化荒漠的时代,这并不奇怪,也并不少见。所幸者,《柳文指要》中收录了高二适的两篇文章:一篇是《柳子厚与刘禹锡周易九六论书后题》,一篇是《跋刘宾客天论》。章士钊为此特意写有“独虑天书读难尽,高高犹自敞河源”的赞许诗句。窥一斑而知全豹,只要细细阅读一下,也可以体会得到高二适的学术品格和功底了。

  

  姜堰高二适纪念馆

  高二适的学术研究不可谓不精深,他的诗“兴托高远,感情丰富”,不可谓不高妙。但研究再精深,毕竟属于学术的范畴,感兴趣的人终究有限;诗歌再高妙,毕竟已是新诗盛行的时代,新作的旧体诗已很难激起人们阅读的欲望。在人们的心目中,当代“草圣”的位置无疑显得更为重要和切实得多。

  常言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草圣”的名号与“学者”与“诗人”之间其实是根柢相连的。高二适在书法上的高深造诣,不仅得益于临池之勤,更得益于他作为学者和诗人给他书法上带来的文化涵养。一个人,字写得再好,贴临得再真,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在里面,终究只是个“书匠”,难以名家。高二适以学者之风、诗人之韵运如椽大笔,写自己的文,作自己的诗,精神贯注其中,他的书法便不同于一般的书家了,而成了学者之书、诗人之书。文成书便成,诗罢书便罢,他的每一篇文、每一首诗,就是一幅绝佳的书法妙笔。

  二适先生有诗道:“人言磨墨墨磨人,磨穿铁砚始堪珍。”这样的诗句,展现的是对一种生命状态的永不放弃和执著追求。人磨墨,墨磨人,磨来磨去之间,也就是在修炼着自己的生命形象。再具体一点说,诗文陶冶了他的书法,书法磨砺了他的精神,就在这相互陶冶和磨砺之间,一个集学者、诗人、草圣为一身的大家卓然而出,闪亮登场。高二适先生一生追求人生的舒展和自由,晚年“磨铁道人”的自号,为他舒展而自由的人生平添了一份韧性和坚实,尤见性格和精神。

  1977年3月,高二适病逝于南京。生命的逝去并不意味精神的退场,就是肉体化成了灰,他那坚韧质直、清刚高洁的风格和精神依然在人们心中高扬。

  二、章令草狂夙所谙

  高二适在书法艺术的道路上经历了一个长期艰苦探索的过程。他既重视传统,又力求创新。多年来,他转益多师,博涉诸家,沉潜涵泳,独学自成,不求人知。由早年的《明征君碑》、《曹娥碑》、《兰亭序》、《龙藏寺碑》及钟、王书法,到中年的王献之行草等,再到50岁以后的专攻章草,并醉心于《急就章》的研究和考证。默默耕耘的身后,留下的是一道孜孜以求的艺术轨迹。

  想要进入高二适的书法世界,章草是最好的入口。

  章草作为隶书之捷、今草之源成熟于东汉。其名称的由来一般认为起于史游的《急就章》。唐代泰州人张怀瓘在《书断》中说:

  王愔云:“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是也。此乃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急就,因草创之意,谓之草书”,“章草之书,字字区别。张芝变为今草,如流水速,拔茅连茹,上下牵连”,“章草即隶书之捷,草亦章草之捷也。”

  张怀瓘的话,勾勒了章草的来龙去脉,并给章草的书写特性给了定义。书写章草的代表书家有史游、皇象、索靖等。代表作有史游《急就章》和张芝《八月帖》、《秋凉平善帖》等。张怀瓘认为,后世草书,即今草(小草),源于章草。《书断》有言:

  草书者,后汉张伯英所创。学崔(瑗)、杜(度)之法,变成今草。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末。世称‘一笔书’者,起自张伯英,即此也。

  章草字字独立,长于横向行间的呼应,今草则字间连属,上下一气,已经有了后世狂草书意的胚胎。

  高二适力主“草出于章”,认为章草为今草之祖,习今草从章草隶篆入门,则笔法入古、脱俗。为此,他广搜各种《急就章》注校考异本、近代出土的竹木残简以及碑帖字书,排比审核,矫正前人之误。历时10载,甘苦备尝,终有《新定<急就章>及考证》问世。他还在1974年所作《题怀素<自叙帖>》诗中,提出了对学习草书的独特见解,同时对唐代草书大家怀素的书法名作《自叙帖》进行了严厉地批评:

  怀素自叙何足道,千年书人不识草。将渠悬之酒肆间,即恐醉僧亦不晓。我本主草出于章,张芝皇象皆典常。余之自信固如此,持之教汝休惶惶。

  高二适主张草书应当出于章草,但怀素的狂草线条连绵缠绕,结构夸张变形,且多处打破草法常规,以至难以辨认,故而高老提出批评。高二适在其它一些文章中更进一步指出:“怀素书雕疏,不得方笔圆劲之势,此其所短也。”(《题怀素<瑞石帖>》)“写此等大草,须当随意转、信手侧,不宜故作欹倾姿态也。”(《题怀素<千字文>》)

  高二适书法以章草为体势,糅合大草、今草的笔意,熔章草、今草、狂草于一炉,所作师古而不泥古,攻“章”而不囿于“章”,笔力清劲秀拔,结体多变,流走自然,格调不凡。能严谨中见骨力,平实中见险峻,凝重处显生动,惊矫纵横,笔随神驰,自具面貌;他的书法,气力弥满,意态夭矫,善于在行气的纵势中体现自我痛快淋漓的书艺风神。他 “赴速急就称奇觚,鬼哭神惊运思初”的诗句,流露出他作书时“笔所未到气已吐”的豪迈心态。在追求书法表现的痛快意识和审美上的“动态美”方面,高二适的实践具有代表性。书家以“气”作书,以“势”摄篇。高二适的绝大多数作品是连绵草书,不少作品墨气淋漓,体脉遒劲,有风樯阵马之势,具有很强的冲击力和感染力。《答林散之送蟹》、《杜甫秋兴八首》等都是几近完美的代表之作。

  

  怀素自叙帖扉页诗题

  

  急就章题跋

  高二适努力于向今草系统的“大草”中借鉴“气势”,把古人的字字独立的章草转换为类似于今草作品的连绵回护,增强了节奏和韵势上的美感,属于独运匠心。索靖、皇象的匀整风仪,被张芝、怀素式的跌宕变化所取代,具有今草的骨脉,章草的意态,大草的风神。“体势”上的参合,虽已不“古”,体现了对传统的新理解、新运用,但毕竟不是“另起炉灶”的彻底“自我构建”。作为一个传统型的学者书家,高先生正是属于有传统有根柢的出新。其实,中国渊源流长书法传统正是这样得以延续。所谓“入古出新”、“先与古人合,后与古人离”几乎是传统书法发展的不二法门。高二适书法创作在丰富审美式样、拓宽创作领域方面取得了可喜成就,就艺术表现来说,其书意气风发,烂漫天真,给人以美好的艺术享受。

  1974年,已过古稀之年的高二适在自己的诗作《湖州鹿毫笔歌》中有云:“我兹泼墨满江南,章令草狂夙所谙。”写出了一代草圣傲岸不羁、狂放自负的浪漫情怀。狂归狂,毕竟要有丰厚扎实的审美经验为底蕴,要有深切厚实的技巧功力为基础,要有光彩夺目的艺术成果来呈现,这样的“狂”,才狂得扎实,狂得个性。否则,便属“轻”狂了。

  高二适的草书,尊为“第一”的不只章士钊一人。他的“狂”便狂得扎实,狂得自然,狂得有品格,有味道。

  三、有骨骼的人

  既然上面说到了“狂”,不妨接着说下去。

  中国历史几千年下来,流传下来的“狂”人不少。远的来说,春秋时楚人接舆算得上是“狂”,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算得上是“狂”,明代的大才子徐青藤算得上是“狂”,敢于反潮流的李卓吾算得上是“狂”……;到了近现代,狂放之士一点不必以前逊色,章太炎、辜鸿铭等人都“狂”得让人心服口服。“狂”人之所以“狂”,在于不合常规,越出世俗,特立独行。这样的“狂人”,我们在惊奇之余,常常感到可笑和滑稽。其实,可笑和滑稽不是“他们”,而是循规蹈矩的“我们”。中国读书人受儒家“温、良、恭、俭、让”的影响太深,骨子里缺钙的人居多,大多是一副文弱、寒酸、迂阔的窝囊相,但凡能够保留一点个性和独立人格的,身上或多或少总会有一点狂狷的因子。连恪守中庸之道、素性矜持的孔老夫子都说过:“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第十三》)狂狷之士的个性要比一般人强,他们不是平面的人,而是立体的人;狂狷之士的骨头要比一般人硬,他们不是趴着的人,而是立着的人。

  说到骨头,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富仁在一篇《中国文化的骨骼》的文章中说过一段话:

  一个民族,一个民族的文化,同一个人的肌体一样,也是由各种不同的因素组成的。一个人有血有肉,但也要有骨骼。血肉是一个人的生命的存在形式,他使人丰满健康,温润美丽;但是一个人若只有血和肉而没有骨骼就成了一堆死肉,一滩污血了。骨骼不美,不丰满艳丽,但整个躯体却不能缺少它。人,有了这个骨架,才能直立行走,才能活动,才有力量,才是一个独立的人,一个活的肌体。

  中国文化史上所谓的狂狷之士,大多就是一些有着“丰满艳丽”的骨骼的人。对于自谓“草圣平生”的高二适先生,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他是一个骨骼嶙峋的人,一个有力量的人,一个独立的人。

  当代著名的书法家林散之先生与高二适有着很深的交往,他拿高二适与魏晋时期的代表人物阮籍相比,他在诗中这样评价高二适:“平生青白眼,未肯让阮籍,人皆谓之狂,我独爱其直。”实在是抓住了二者之间共通的神韵,“狂”、“直”二字,更是挠到了痒处,使高二适傲然耿介的品质跃然纸上。

  

  答林散之送蟹

  高二适,可谓中国文化的凛然“风骨”在当代的最好呈现。

  最能体现高二适先生在学术和人格上凛然风骨的当数“兰亭论辨”中之亢论直言。

  “兰亭论辨”是发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一场笔墨官司,其中之“兰亭”,指的自然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不妨就顺势从《兰亭集序》说起。

  

  东晋王羲之《兰亭集序》

  东晋有一个风俗,在每年阴历三月三日,人们要到河边饮酒游玩,以消除不祥,这叫做“修禊”。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初三日,王羲之与名士孙统、孙绰、谢安等四十一人在会稽的兰亭修禊,曲水流觞,赋诗抒怀。兴高酒酣之时,有人提议将当日所做的三十七首诗汇编成集,这便是《兰亭集》。接着,众人又推王羲之为《兰亭集》作序。兰亭修禊,使王羲之触悟山水之美、宇宙之玄和人生真谛,在物我两忘的境界中,提笔在蚕纸上畅意挥毫,一气呵成。这就是名噪天下的《兰亭集序》。《兰亭集序》有如行云流水,潇洒飘逸,骨格清秀,点画遒美,疏密相间,布白巧妙,在尺幅之内蕴含着极丰裕的艺术美。无论横、竖、点、撇、钩、折、捺,真可说极尽用笔使锋之妙。《兰亭集序》凡三百二十四字,每一字都姿态殊异,圆转自如。王羲之出神入化,不仅表现在异字异构, 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重字的别构上。如出现的20个“之”字,名有不同的体态及美感,无一雷同,其它重字也都别出心裁,自成妙构。唐太宗赞叹它“点曳之工,裁成之妙”。黄庭坚称赞说:“《兰亭序》草,王右军平生得意书也,反复观之,略无一字一笔,不可人意。”解缙在《春雨杂述》中说:“右军之叙兰亭,字既尽美,尤善布置,所谓增一分太长,亏一分太短。”《兰亭序》的章法,仿佛如天生丽质,翩翩起舞,其舞姿之美是无与伦比的。

  王羲之将《兰亭序》视为传家宝,并代代相传,一直到王家的七世孙智永手中。可是,智永不知何故出家为僧,身后自然没有子嗣,就将祖传真本传给了弟子——辨才和尚。 到了唐朝初年,李世民大量搜集王羲之书法珍宝,经常临习,对《兰亭集序》这一真迹更是仰慕,多次重金悬赏索求,但一直没有结果。后来唐太宗设法从民间赚进御府,旋又殉葬昭陵。传世本种类很多,或木石刻本,或为摹本,或为临本,各种本子不下数百种。著名者如《定武兰亭》,传为欧阳询临摹上石,因北宋时发现于河北定武而得名。《洛阳宫本兰亭序》传为褚遂良第十九次临摹本,此本为唐太宗赐给高上廉者。褚遂良所临又传有《神龙半印本兰亭序》、《张金界奴本兰亭序》,因前者有“神龙”半印,后者有“张金界奴上进”字。又有唐太宗朝供奉拓书人直弘文馆冯承素钩摹本,称《神龙本兰亭》,此本墨色最活,被视为珍品。

  关于《兰亭序》的真伪问题,清代就有学者提出来了。比如,清光绪年间的李文田就认为《兰亭》其文伪托,其书也为后人伪造。1965年,围绕“兰亭真伪”问题,辩论再次展开,郭沫若为主的一方认为“伪”,另一方高二适等起而反驳。

  当时郭沫若先生于1965年第六期《文物》杂志上发表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真伪》一文,在学术界、书法界掀起波澜。郭老根据南京地区1964-1965年间出土的晋人王谢墓石的书体与《兰亭集序》笔迹迥殊,经多方论证断言《兰亭集序》帖是王羲之七代孙智永僧人依托的,进而推断“后人所崇拜的王羲之字迹大都不是王羲之自己写的”。这就意味着凡属祖刻《澄清堂》及其次《淳化阁》等丛帖上所刻右军书迹皆为伪,钟卫各同体字,包括汉的章草在内,也不复存在。由此对汉到魏晋近五百年的书史提出疑异。六朝以下书史、书评也受到冲击。二适先生见郭文后感到“惊心动魄”,认为“此乃不啻在帖学作了一大翻身”。正如章士钊先生由此而忧虑: “夫如是,诚不知中国书史经此一大破坏,史纲将如何写法而可?”高二适与章士钊参与兰亭论辨之初,二适先生率先提出不同的看法,于1965年7月7日完成《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寄呈章士钊先生。章老细核后荐呈毛主席云:“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学革命,该生翼翼著文驳之。钊两度细核,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该生来书,欲得我公评鉴,得以公表,……钊乃敢冒严威,遽行推荐。”毛主席经一夜审阅,第二天,即致函郭老:“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同日又函答章士钊先生“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先生一文公诸于世。”毛主席致郭老函发出后第五天,高二适的驳议文即载于《光明日报》。随后其手稿全文影印发表于《文物》1965年第七期。《兰亭序》帖的真伪论辨就此发轫。

  兰亭论辨的核心,郭沫若认为《兰亭序》不但字迹不是东晋时期的隶书书体,连文章也是后人依托的,以证兰亭不但字迹不是王羲之的真作,连其文也是假的,则《兰亭集序》帖为伪无疑。

  郭沫若说李文田“议论精辟”,并认为相传的《兰亭集序》后半文字,兴感无端,与王羲之思想无相同之处,书体亦和近年出土的东晋王氏墓志不类。

  郭沫若的观点遭到高二适、章士钊等人的猛力反驳。高二适认为:

  1.关于文题。王羲之写此文时并无标目,其标目乃是同时人及历代录此文者以己意加上去的”,故又有《兰亭诗序》《修禊序》《曲水序》等名称。《临河序》其实是注家作了删削的《兰亭序》

  2.关于增文。《世说》注文“有移动及增减处”。文末40字,“是记述禊诗事”,“此或是禊饮中人写的,刘既删节右军文,遂不妨给他添上,这也是注家之能事”。

  3.关于思想。本传称王羲之“作序以申其志”,“王羲之的思想有许多矛盾的地方”,“这些矛盾反映在《兰亭序》以及诗句的情感变化上”,“则‘人之相与’一大段,确可说是右军的本文”。章土钊引兰亭与会者谢安诗“万殊混一象,安复觉彭殇”以印证《兰亭序》“齐彭殇为妄作”,证明《兰亭序》正反映出与会者之心态。

  关于《兰亭序》书帖真伪,郭沫若据南京出土《王兴之夫妇墓志》、《谢鲲墓志》等,认为墓石上的字体,与神龙《兰亭》、定武《兰亭》笔迹迥殊,斩钉截铁地断定:文章“根本就是伪托的,墨迹就不用说也是假的”。

  对此二适先生提出完全相反的看法,《兰亭序》为真非伪。

  王羲之的笔迹到底是何样,二适先生引证大量的史料并从书史演变的角度证明在字体变革盛行的两晋时代,多种书体并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且晋世以来书家甚多,并以行书著名,“王羲之、王献之造其极焉。”羲之“书圣”得名“定以当时永字变体而来,他人或未能变,或变而不克,右军则以变而作圣矣”。由于羲之勇于改革探求,博精群法,才创造出传世“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的《十七帖》和《兰亭序》等代表作品。否则王羲之作《兰亭》仍以王谢墓石拙匠书体为之,如何“得符于梁武‘龙跳虎卧’之势”。兰亭笔迹与王谢墓石书体迥殊,正表现了魏晋时多种书体并存的历史事实。至于郭老反复提及的王羲之笔迹应是不离隶书笔意,二适先生则认为在两晋已变隶入正行字体变革时代,不可要求羲之作兰亭重新字字做隶书,但在当时字体演变期间,兰亭部分字迹仍未脱离隶书的笔意,说明《兰亭序》正是羲之真作的模本,非无本之木。郭老以南京地区出土的二块东晋墓石断定两晋时期只存在隶书一种字体,二适无生认为这是不知当时立碑的习惯所致,他在“驳议”文中引证大量的史料说明“惟草生于汉,汉碑无虑数十百种,而竟未见作草者。北朝魏齐,南朝东晋梁陈,书风虽不尽相同而地上立表,地下所挖掘者,累世迄今无一魏晋行狎书。”只有自唐太宗《晋祠铭》始才开行草立石之渐,若仅以出土的东晋隶书书体的二墓石,而否定《兰亭》以至王羲之二百余件世传真行草的存在是不客观的。

  

  兰亭序的真伪驳议(1) 兰亭序的真伪驳议(2)

  几年后,郭沫若于1972年《文物》第二期发表《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一文,认为残卷字迹“笔捺极重,隶书气味很浓”,似又找到新的证据,称1965年期间曾热烈辩论过的《兰亭序》真伪问题“在我看来是已经解决了”。此文又以大量篇幅指名道姓批驳章士钊在《柳文指要》一书中坚持兰亭非伪的观点。此时章士钊已九十二岁高龄,请高二适代写反驳文,高二适1973年元旦有《寄孤桐(章士钊)老,告予代作兰亭论文》诗句:“论文楚语兔千毫,新解推离始命骚。禊事倾来美王谢,惭怀久与味醇醪。燕台朔雪迷寒雁,梁日东风起伯劳。剩喜白头相藉在,老人能让太牢高。”不幸该年章士钊辞世于香港。高二适有“孤生痛”诗句:“我今呜咽千行泪,七字迷漫也未灵。”表达了因痛失师友而伤心孤独的心情。随后,1973年《文物》出版社编辑出版《兰亭论辨》一书,将高二适、章士钊的文章划入唯心主义范畴,而将郭沫若等十余篇主“帖学革命”文划归唯物主义范畴,想为此场论辨划上“句号”,剥夺高、章二先生的发言权。高二适先生在给其友人函中也已意识到自己可能为“当世矢的,被人唾骂”。即便如此,高二适也始终没有动摇自己的学术立场。

  在学术上,高二适有着自己的准则。对于所谓的权威、历史上的大家,高先生从来都不盲目崇拜,而是用自己的理智去分析、判断。这不仅体现在“兰亭论辨”当中,从对唐代大书法家怀素《自叙帖》的批评中,同样可以见得出来。(见前文)唐代的书法,在早期以欧阳询、虞世南为代表,对技法理论进行了整理,为唐代的尚法之风提供了规范;中唐时期的孙过庭,则以儒家精神为核心对书法的秩序化进行了高度的概括,提出“思虑通审、志气平和、不激不厉”从而达到“风规自远、以和为美”的境界。而以怀素为代表的狂草书家则打破了法的约束,肆意而纵情,将狂草的创作推向了新的高度。《自叙帖》作为怀素的代表作之一,通篇气势磅礴、龙蛇盘腾,不失为一件佳作。高先生之所以对怀素《自叙帖》进行严厉的批评,是建立在对怀素及《自叙帖》内容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的肺腑之言,这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臧否人物,对像怀素这样在书法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书家进行几乎是全盘否定式的批评,这本身就需要极大的勇气。高二适为我们留下的,既是对自身书艺的自信,更是一种警醒,在艺术追求中,我们应努力提高自身的修养,既不要被今人瞒过,也不要被古人瞒过。

  高二适最重人品气节。他在兰亭论辨中立论精严,不随言附语,不畏势利,表现出高尚的道德勇气和学术品格。在论辩中,他奋笔写出“文人见异思迁,是非无准,岂不痛哉?”“吾素不乐随人俯仰作计”的句子,表达了一个文人应有的骨气和人品,正是作为文人之最可贵处。然而,由于历史条件及随后文革极左思潮影响,当时已没有学术讨论的气氛。高二适又写下的《く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也没能发表出来,公之于世。几年后,二适先生离世,兰亭论辨至此留下很多遗憾。尽管如此,这场论辩却给人们以长久的思考,对于培养正确的学术态度,树立科学的学术思想,营造良好的学术空气,无疑有着积极的启迪和推进意义。

  如今,当人们用一种科学公正的态度重新去反思当年的这场论辩的时候,一些新的观点就会产生出来。苏渊雷教授就认为“孤证不立,偏难概全,郭老论法的病痛在此。”余秋雨先生也在《文化苦旅·笔墨祭》中说:

  既然整个传统文化早已构成互渗性的一统,时间并不能把中国文化推上逐级进化的台阶。记得郭沫若曾经为书法提供过一则时间性变迁的范例,断定王羲之的字迹应不脱魏晋隶书笔意,传世《兰亭序》因此是伪作。《兰亭序》的真伪且不去说它,就基本思路论,我觉得郭沫若忽视了中国文化前后左右的互渗关系,忽视了中国文人复杂的艺术可能性,忽视了在前面这两个前提下魏晋时代书法艺术面对不同的实际需要(如刻碑、修帖、写便条)所必然产生的多元性。

  余秋雨等新一代学者的分析,显然已超越《兰亭序》真伪本身,眼界更为开阔,既有对研究主体的冷静思考,也有历史状况的分析参照,进入到更为深入的方法论层面。这不能不说是这场论辩所产生的积极效果。

  生活中的高二适,颇具阮籍之风。

  

  致桑作楷函

  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中日关系的改善,书法艺术作为国际交往工具骤然“吃香”起来。金陵胜地,书风本来很盛,当时以高二适、林散之、胡小石等人为领袖,使得南京书法领全国风气之先。那时的书法作品虽然还不能“发财致富”,但壮大声名、谋取方便还是颇具用场的。当此之际,高二适的书法活动,充分表现了其人狷介之性。高二适的学生桑作楷在70年代初期经林散之先生介绍,向高二适先生学习书法,那时桑还在江苏省新华印刷厂当工人,某次因工伤手,高二适先生走很远的路去看他,就在职工宿舍里即兴挥毫,为他书定巨幅;而当时有位省委领导托人向高二适求取墨宝,高二适说道:“他既喜欢我的字,为什么不上门来求?”还有一次,高二适到燕子矶中学看他的女婿尹树人,交谈之间,学校的校长搬来一张凳子给高先生坐。事后,高即主动要给那校长写字,说:“他知道敬老,并不知我是书家,我的字就要送这种人。” 高二适用真情写字,不为权势以字谋利,不仅让人想起那位“索我画,偏不画;不索我画,偏要画”的郑板桥。

  书品与人品是有机的统一,字写得再好,人品不好,字也便没有了味道,失去了精神。高二适身为一介寒儒,不以书媚人,借以捞取利益,却在生活细节当中,始终保持心性的独立,耿介之中,显示出高洁的品性。

  高二适一生与诗书同命,文如其人,书同其性。于学问严谨中实,不哗众取宠,言必已出;于世事刚正不阿,不依违两可,坦荡一生;于师友襟怀坦诚,不两面三刀,良实忠纯,堪为一代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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