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专业主义面临危机？年代有好有坏，坚持下来很重要

6月15日，由网易新闻学院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复旦新闻学院等联合主办的第一期“闻学社沙龙”在北京有闻记者之家举办。人文财经观察家、秦朔朋友圈发起人秦朔，新京报传媒研究院副院长朱学东，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崔保国，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李良荣，网易传媒副总编辑刘晶等人出席，并针对“新媒体环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的生存空间”进行了主题演讲和讨论。

以下为五位嘉宾的精彩观点整理。

李良荣：新闻机构与平台的新闻专业主义不能丢

沙龙一开始，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李良荣教授从学理的角度剖析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前世今生，畅谈了自己对如今媒介环境下新媒体“新闻专业性”担当的期待。

1、说新闻专业主义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

简单来说，新闻专业主义就是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规范。对新闻业界来说，虽然没有法律、行政手段的强制约束，但新闻专业主义得到了普遍认可，内化为新闻从业者的良心，外化为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

2、“异常兴奋”与“嗤之以鼻”：中国新闻学界和业界的态度

在中国，学界和业界对新闻专业主义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学者异常兴奋，但业界对此嗤之以鼻。

为什么学者感到异常兴奋呢？90年代新闻专业主义引入到中国，学界希望通过新闻专业主义阻挡政治对新闻的干预。但事实上，它筑起的是一道草糊的篱笆，什么也挡不住。

令学界兴奋的还有一点，就是新闻专业终于找到了一个“主义”。主义实际上就是理念。每一个专业、每一个行业都有它自己的主义。比如医生，治病救人是他们的理念。新闻行业也有它的理念，否则这个行业就会崩溃。

但学界让新闻专业主义承担了太多负荷。学界将新闻追求、新闻理想、政治民主、新闻自由都压在一个概念里，业界却认为实际做不到。

3、水土不服？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

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为什么水土不服？因为在中国，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要遵循党性原则，要无条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所以，中国媒体承担的是宣传责任，而新闻专业主义只讲信息传递。宣传的规律和新闻的要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中西方在新闻报道上的区别在于，西方的客观性报道要求事实和意见分开；中式的客观报道是在用事实说话。

什么叫用事实说话？就是用事实做宣传、摆事实讲道理，所以思想性是我们新闻的核心。我们提倡的客观报道是用事实说话，用事实来说服你，所以它用的是宣传模式、劝服模式，和新闻模式不一样。

4、新媒体环境下，新闻专业主义何去何从？

在人人成为记者的时候，新闻行业的边界已经模糊了，新闻专业主义是否还有存在的意义？李良荣老师认为，新媒体确实是打破了新闻生产由专业人士所垄断贩售的局面，但其作为一个理念在今天还是有用的。即使是个体化的小媒体，新闻报道也要求真实、客观、全面、公正。

秦朔谈新闻专业主义：“自由即约束”

人文财经观察家、秦朔朋友圈发起人秦朔结合近期热点，着重探讨了“自媒体的他责任”问题。

1、传统媒体在大浪潮下艰难转型

媒体演变的每个阶段都出现了新的表达形式和人格化代表。比如过去是大V，现在是网红，而一个电商网红可能就能代表5到10亿元的销售额，相当于一个中型企业。在这个技术推动的变革过程中，以报刊、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不断转型、融合。但无论是内容的取向、内容的表现形式、内容生产的工作流程、内容生产的组织方式以及内容生产者的资本来源和治理结构，依然还是被过往的路径“依赖”所困。

传统媒体在整体的媒体变革浪潮中，总体上还是比较辛苦的。

2、空前的机会与挑战

空前的机会：自媒体也可能是一个经济体

第一个大的机会，是内容消费倾向的多元化，无论是议题设置型的、新闻资讯型的、娱乐型的、兴趣型的、知识型的、服务型的，只要你有一技之长，找到一个细分领域或者人群，就可以经由各个内容分发平台直接跟用户建立沟通。

第二个大的机会是内容商业路径的多元化：如广告、电商、内容付费或会员付费、社群、衍生产品服务。

空前的挑战：社会情绪可能偏离基本事实

第一，鱼龙混杂、真假莫辨反而增加人们的搜寻成本。

第二，碎片化、块状化、标题党、眼球效应，让社会情绪的偏离度越来越强。

第三，海量内容生产者的进入，不可避免出现急功近利。

第四，最后一个挑战是行业管理的不确定性。

3、中国内生的新闻专业主义

中国有自己内生的新闻专业主义的传统，80年代开始受到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所影响的大量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他们的追求跟西方有关系，但也不一定有那么大的关系。因为其实中国自身的传统理念有士大夫精神，有社会责任感，这是中国自身传统就有的。

秦朔谈到，他当年在一财时写过《总编手记》，只在内部传阅。当时详细解读了张季銮1926年在《大公报》写的文章，他讲“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盲就是盲从、盲信、盲动、盲争，“四盲”。从研究的角度，我们能不能梳理中国内生新闻学传统里可能就有很多办报理念，比如当年邹韬奋的生活实践，邹韬奋自己搞读者回信，很多东西现在想想都是很感人的。

崔保国：新闻学不能总飘在空中，应该落地为专业规则和媒体手册

作为沙龙的主持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崔保国教授在主持对话的同时，也以《新闻专业主义的“本来”与“未来”》为题，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1、新媒体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的危机

崔保国教授认为，新媒体UGC的生产模式是让新闻专业主义陷于困境的主要原因。UGC时代谁都可以制造新闻和发出新闻，在这个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交错转型的时代，新媒体已经在主导新闻秩序，这就挤压了专业媒体和新闻专业主义的生存空间。同时，崔教授认为，新闻是个严肃的事，UGC导致新闻的这种状态并不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正常状态，长此以往甚至会导致社会整体非理性和社会分裂，英国脱欧的过程这种现象非常明显。现代社会应该对此设计一些纠偏机制和制度安排。

2、面对新媒体，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同样很纠结

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很纠结，在西方也一样很纠结。在这次美国大选中，所有的美国主流媒体和讲求新闻专业主义的媒体一开始大都站在了特朗普的反面，甚至对特朗普还进行了歪曲报道，特朗普主要靠社交媒体在获取民心，在他上任以后，特朗普又只邀请他认为客观公正的媒体和社交媒体来白宫报道，白宫的记者招待会竟然会公开将《纽约时报》和CNN等美国主流媒体记者拒之门外。

崔保国还分享了自己和一位BBC资深记者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戴雨果教授交流的观点，这位学者兼记者认为有由美国英国主导世界传播格局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他对整个英国和美国的新闻界感到失望和困惑，认为无论是在英国公投还是美国大选中，媒体的表现都很差，很少看到真正客观公正的报道，大多数媒体都已经丧失了当年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他甚至认为西方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新闻理念可能气数已尽。

3、新闻学不能总飘在空中，应落地为可以操作的规则与手册

最后，崔保国教授提出，新闻学不应该总是飘在空中，谈论那么多不痛不痒的抽象问题，应该讲真话，解决实际问题，应该落地为可以操作的规则和手册。新闻专业主义的百年探索，是全世界对于如何处理新闻传播问题的有创造性的思考，西方媒体也在践行中的经验和教训都是有价值的探索。值得我们参考的如纽约时报、金融时报、路透社、朝日新闻等国外大媒体的编写“媒体操作手册”的做法，把学界业界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认识和研究形成一套新闻界的理论和伦理规范，各个媒体再根据各自的定位编辑成媒体操作手册，为媒体人提供实际可操作的行为规范指导。

刘晶：内容生产跟不上消费需求，新闻专业主义“退场”实属正常

网易传媒副总编辑刘晶结合新媒体从业经历，分析了如今新闻专业主义黯淡的原因。

1、新闻专业主义黯淡，原因在于专业媒体议题设置的能力在退场

刘晶认为，媒体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设置议题，为什么今天大家会觉得新闻专业主义有点黯淡，其核心原因就是专业媒体议题设置的能力在退场。退场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政治原因；而另一方面就是技术的变革。对议题设置而言，技术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远，其决定性作用并不逊色于政治的影响。

今天，行业内都在做个性化分发、工业化内容生产等，而生产的规模与传播都是以技术进步为前提的。很多年前，门户网站上用户能看到的信息不会超过1000条。而现在，根据用户兴趣智能分发，行业内没有哪家会低于10000条内容。这对传统媒体来说意味着什么？做一篇稿子，至少有三路记者在跟一条线索，这样的高投入的内容生产跟不上内容消费需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专业主义的后退或者是被淹没也是正常的，因为人们对内容消费需求的量级在扩大。

2、机器永远无法替代人做专业判断

那么，专业主义到底重要不重要？

现在各家都在做分发，大家也都在讨论很潮的、技术性的东西。但业内人士可以观察到一个趋势，大家在工业化内容生产环境下也在寻找专业性的位置，无论是对内容生产者，还是对有着更多商业诉求的平台方，他们都在寻找专业主义。

其实，分发平台在做分发的初期很多内容质量是很不堪的。作为内容平台方一直在做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在行业里的角色叫“质量打压”，或者叫“质量控制”。这其中，人的作用无可替代。人要对质量进行一种判断，而这种判断是必须存在的，哪怕是初级判断；而且会渐渐趋向专业指向，所谓专业指向就是需要人受过一定专业训练才能得出专业判断。

3、内容付费，是新闻专业主义在商业维度的价值凸显

在传统门户时代，内容免费。而内容的付费，恰恰能说明专业主义的价值在商业维度上变得更加凸显。

刘晶认为，专业主义的退场是价值观层面的退场。今天，价值观层面的东西已经被冲淡了，因为在很多年前，新闻消费属于供不应求，而如今消费资讯是供过于求，所以，新闻消费的价值观退化了，但它本身的专业属性其实是在凸显。所以，即便我们后退到只为谋生的角度专业主义也一点不会过时，它是内化到整个行业里的。

最后，刘晶给大家分享了一个故事：1945年8月15日终战之后，整个朝日新闻的编委跑到社长家里跟他谈判，说几个人手拉手一起辞职，为什么要辞职呢？因为他们在战争年代没有担负起正确教导国民的责任，苟活到战后，他们认为应该对这个事情负责。当时报纸上专门刊登了这个事情。刘晶说，年代有好有坏，但坚持下来是很重要的。

朱学东：《新京报》的专业主义追求

新京报传媒研究院副院长朱学东以《新京报》为例，解读了《新京报》的专业主义追求。

1、专业主义即职业追求与专业能力

朱学东认为，所谓的“专业主义”就是我们的职业追求和专业能力。那么，什么是媒体的职业追求？实际上现在媒体是社会分工的产物，我们的核心价值不是其他的，就是记录与传播。朱学东提到，很多同行乃至学界老师事实上并不明确，但自己这些年，无论做杂志还是服务《新京报》，或者自己思考，都认为现代媒体的核心价值就在于记录与传播。

2、回归媒体基本属性很艰难，但还是要努力
《新京报》在八周年时提了一个口号，就是办一张进步的美好的报纸。今天我们把这个口号同样移植到《新京报》的新媒体、全媒体平台上，还是来办一个进步美好的媒体，就是要回归媒体的基本属性，但今天要回归媒体的基本属性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工程。

我们努力要去做的就是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之内，用这个时代所允许的空间里，用这个时代允许的表达方式来呈现我们的努力。在这个空间里尽可能做最好的东西。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让我们的职业追求和专业能力能够得到实现，做最好的最接近真相的内容。

3、《新京报》的四点专业要求

《新京报》的专业要求，很简单，有四点：

第一，尊重新闻事实。

第二，采访证据的物化。

第三，完整的证据链条。最重要的证据一定要非常完整。

第四，平衡报道。

《新京报》这些年最大的影响力来自它的舆论监督报道，这方面遇到的挑战是非常巨大的，怎么保证每一篇报道证据链条的完整性，对于编辑、记者都是特别有压力的。一般有重大报道时我们都会加班到很晚，每个环节一遍一遍核，不行就退回去写、补充采访，直到证据链条完整。

4、大环境下的有可为有可不为

朱学东认为，在允许的空间里以职业追求和专业能力来处理，尽可能处理得专业一点，尽可能处理得符合我们报道的基本要求，规范一点，这样才能活下去，才能有尊严地活下去。他说，“尊严”两字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做媒体的人来讲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我们一路走过来就是这样，不希望从我们手上出去的东西后来谈起来时觉得脸红，能够做到这一步，无论是职业追求还是专业能力都实现了。

最后，朱学东强烈推荐新闻学院学读读前坂俊之的《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这是日本新闻界对主流媒体弃守自己的职业责任和专业要求，成为军国主义侵略工具，对日本乃至世界造下巨大罪孽的反省。正如日本著名媒体人二战后曾任日本首相的石桥湛山总结的：言论既死，国家即亡。

-----------------

编辑 | 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