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本与行业脱节,拿什么来拯救“慢半拍”的新闻学教育?

新闻环境的变化速度飞快,当下的新闻行业出现的变化已经不是过去的学术理论能跟得上的了。学术教育与研究怎样适应新变革才能不被时代所抛弃?有一批学者给出了有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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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品 | 外言社

  编译 | kewell 编辑 | 倪惠

  创新无处不在。新闻行业、社交网络、总统的信息沟通(和创造性破坏)中都包含创新,学术话题和方法的研究也包含创新。创新既是关键词,也是一个谜题;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时代的标志。

  新闻学需要“重塑”吗?

  现在已经彻底不同过去了。在2013年宾夕法尼亚大学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与会者在午餐时谈到了“数据摧毁民主制度”的问题。看看从开始研究新闻学以来人类社会发生的变化,我们都不禁摇头叹息。此前,新闻学一直被看作是传播学的一个特定专业,而现在其所能吸引到学术关注堪称前所未有,令人惊叹。所有关于新闻学的问题、理论、方法论也都在改变,因为新闻环境的发展变化速度是非常快的。然而,这种快速的知识生产在某种程度上却阻碍了学者们对新闻学研究成就形成一个可以意会的结果,也难以预测未来将会去往何方。

  距离那次午餐讨论已经过去了四年时间,学术界发生了很多变化,但要构思、写作和出版一本书的过程还没有多少改变。《重塑新闻》(Remaking the News)这本书就讲述了过去几十年来新闻学术研究的发展变化,并想象未来的可能。

  

  在这本书里,一些在新闻研究领域的权威大牛撰写了新闻学的变化和新机遇,以及这些观点对于新闻从业者、学者和公众的影响。本文就对这些专家们的观点进行了总结,归纳出了三个关键点。

  ·1、换一种模式讲故事往往能提供新颖观点角度,同时也重新燃起对新闻的热情。

  ·2、多元和冲突是一种力量,对新闻人和新闻研究者去的创新突破都很有帮助。

  ·3、怀旧(厚古薄今)对新闻业和新闻学都没有好处,现在是时候该反省过去,想象未来了。

  拓展讲故事的技巧

  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新闻媒体在呈现信息、讲述故事上进行了很多种实验。《纽约时报》的《雪崩》,Politico 关于媒体泡沫的系列报道,都很好地利用了数字网络环境的资源,这也是现今新闻行业的共识,为新闻学的发展创造了更多机会。

  

  新闻学者也应该去研究这些呈现信息的新方法,特别是散文形式的报道特别有潜力。这不一定非要成为学术交流的默认形式,但这种办法能够培养学术创造力和趣味,而一般期刊论文里是很少见这种特点的。

  主流的学术文章对于学者来说,就像是硬新闻写作之于记者一样:有效、容易完成,能够很好的归纳主要论点,给受众足够的信息量。但就跟所有良方一样,这种模式很容易变得刻板,缺乏创造力和趣味,就好像是让跑者只上跑步机运动一样。

  在寒冷的冬天,跑步可能必须要在室内进行。写一篇供同行审阅的期刊论文,也越来越像在跑步机上跑步。必要、使用、有利,能够形成有效的信息交换,经常能够在分析的过程中形成有效论证。如果不去跑步机,等到冬天结束的时候,你也懒得再出门运动了。

  

  但这种模式很可能被使用过多了。当今学术机构都已经企业化,对于论文数量要求的增多,也让很多人也都担心一个底线的问题。新论文的出现速度跟森林里疯长的蘑菇一样快,有些期刊从一年发布四次,变成了一年八次。随之而来的,是各种调研和促进委员会都在要求学者发表更多论文,让学术研究变成了迪恩-斯塔克曼形容媒体的话,仓鼠滚轮子:能让你的思维好好锻炼一下,但也让锻炼的过程毫无乐趣可言。

  所以,《重塑新闻》也提到论文写作更像是在森林里的长跑,特别是初春阳光下的那种长跑。由于约束限制较少,论文写作可以帮助人理清思路,找到解决老问题的新办法,让作者可以自由地从此前的方法中提取经验,创造新的学术方向。这本书的作者们也展示出了极高的热情、投入和承担风险的能力,这跟以往我们印象中的期刊论文写作是完全不同的。

  记者们在寻找讲故事的新方法,学者也应该寻找做案例研究和观点交流的新方式,学术促进委员会也应该随之调整自己的工作模式。数字时代到来以后,不同的传播形态和平台都纷纷涌现,光用论文研究当然不够,还要有社交媒体文体、交互视觉呈现,这都已经是数字时代常见的人文学科。

  

  这些新选择也绝不是期刊论文的附庸,就像交互性新闻报道并不是金字塔式硬新闻的附庸一样。学者们无需全部放弃使用“跑步机”,不再写期刊论文,但换一种新的交流办法,严肃对待创新的价值对自己也是有好处的。不管是学术研究还是新闻报道,不同的写作形式能够相辅相成,独特而富有成效。拓展讲故事的技巧,能够增加学术趣味性和个人参与度。

  拥抱多样性

  我们的社会本就是多样性的,一定程度上的摩擦不可避免,这个道理对于学术和媒体都适用。记者编辑经常要从不同的新闻故事中做出选择,哪怕是一个简单的消息,也可能出现“罗生门”,有很多种不同得叙述。有时候叙述是互相补充的,但有时候也可能完全相悖。

  为了适应这种多样性,研究发现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新闻报道都出现了记者的倾向性,对消息源和叙述都是如此。社会学家也一样有倾向,有自己喜欢的话题、理论和方法论。有时候他们觉得其它方法一样可以用,但有时候还是觉得自己喜欢的最好,而其它方法是完全错误的。

  人类总有减少多样性的倾向,为了对抗这一弱点,社会学家赫伯特-甘斯在1979 年就根据自己多年来对媒体的研究经验提出了“多层视角主义(multiperspectivism)”。当时他就已经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建设性意见,后来又在2011 年的一篇论文中进行了更新。

  

  甘斯认为,记者要做好工作,就应该扩展新闻的话题和声音,同时也要有一个指导方向。这也意味着在新闻报道中提到互为矛盾的观点时,应抱以接纳包容而不是对抗的态度。

  《重塑新闻》这本书也收到了多层视角主义的启发,包含了宽泛的学术研究方向。就算有潜在的矛盾和不同,但这或许也能成为激发学术创新的动力。这种多元和不同有两方面值得论述:第一,就是关于在本学科和跨学科学习新闻的方式,这其实相互照应的,就像在新闻制作过程中记者和技术人员都不可或缺一样;第二,是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是该抱有既定的应用目标,还是学术目标。

  关于“本学科”和“跨学科”的问题,第一派的学者往往会根据其他重点关注新闻学的研究作品来形成自己的论据。他们一般在总结研究的时候,会采取建设常见的理论工具的办法,往往会直接推动新闻学科理论的发展。他们在做学问的时候也会制定规则,他们可以说是新闻媒体制度的参与者,他们的学术成果确立了制度的地位。

  而第二派的学者比起新闻学研究,似乎对“新闻研究”更感兴趣。他们的学术研究一般都拿别的事情做案例,比如新媒体、政治传播、文化研究等等。他们的作品对于其他文学形式的研究不比对新闻的研究要少。同时,他们也愿意提到外部各学科的关系,而不只关注本学科内部的发展。通过新闻学,来阐明社会发展的一些进程和现象。

  为了避免制造冲突,掉进武断的陷阱,我们更推荐多元的做法。明确不同假设的区别,创造建设性对话。在学术界和新闻界,采取多层视角主义的目标,就是把大卫-斯塔克所说的“创意火花”变成我们观察世界的新方法。

  

  关于“应用目标”还是“学术目标”,这个冲突是出现在那些以行动为导向研究媒体的学者,和那些做基础研究的思想家之间的。专业学者和专业记者在这个层面会有重叠,因为学者进行的研究也需要记者的参与,研究范围也是专业记者或媒体智囊团的领域。而这也是社会学家和记者经常出现矛盾的地方。

  学者塔利亚-斯特劳德和马特-辛迪曼在《重塑新闻》也指出了这些问题。斯特劳德论述了关于媒体底线的研究和关于民主生活品质的研究有何不同,她认为,对民主有益和对行业有益的研究之间的矛盾其实有被夸张,就算真的存在,这种矛盾也可以是又建设意义的,完全可以实现双赢的局面。

  而辛迪曼没有批评媒体在乎用户指标的做法,也不觉得这么做损害了新闻的本质,他认为媒体应该尝试让用户数据发挥更道德的作用。他和斯特劳德也都把评论型和实用型的新闻学习办法问题化,来证明多元其实就是理念创新的来源。

  

  拒绝怀旧

  社会学家就跟记者一样,从事的其实都是意会的工作。从重要现象中寻找信息,用真实、相关的方式把这些信息告知公众。但学者跟记者不同,他们研究这些现象,也要寻找现象背后的逻辑,并形成理论。

  我们选择何种话题,对其进行怎样的解释,都跟我们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在20 世纪的下半程,大众媒体工业化达到巅峰,学者们也倾向于关注研究媒体如何选择话题的能力,大众通讯和人际交流混杂在一起后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力又是怎样的。通过这些研究,学者们对媒体、文化和政治的认识更加透彻,出现了一些诸如“议题设置(agenda setting )”、“两级影响(two-step model of influence)”这样的理论概念。

  

  在社会学科中,理论往往自有其惯性。理论是根据当时的历史环境形成的,但在历史环境发展变化后,理论也能继续帮助学者进行探究的过程。历史也有间断性,特别是在新时代的开始,不管是在学术上还是规范上,人们都有怀旧的反射。新时代的合理性源于过去的理论方法,这也是人们唯一了解的方法。而旧理论解读新时代的结果,往往就是负面的。

  因此,很多关于网络新闻的学术研究都集中在议题设置和两级影响上,媒体也发现比起以前,现在要进行议题设置实在太困难了。社交网络掌握了新媒体生态的话语权,让问题更加复杂,原本简单的两级影响理论已经渐渐不适用了。这已经不再是媒体靠水门事件就让那个总统下课的光辉年代,那时候的媒体可以轻易引导人们聚焦的目标,也没有脸书和推特上假新闻狂潮的“污染”。

  

  但这种怀旧却可能扼杀理论的想象力和实际应用的可能性。拒绝怀旧,并不是说要抛弃过去的概念工具和规范理论,只是要学会分辨,还要带上新视角去看待这些旧理论,让其能更好的适应当下的环境特点。比如,现在人们获取数字新闻的渠道主要是社交平台和搜索引擎,那这种现象如何影响了媒体的议题设置?脸书、Instagram 和推特上个人传播影响力的增加会否改变同地人际网络的影响?如果能改变,我们是否应该研究下三级传播理论,抛弃60 年前拉扎斯菲尔德提出的两级传播论?

  曾经,工业化的大众传媒体系点燃了水门事件的导火索,那是媒体的黄金时代。但这一体系是否同样触发了“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社交网络上那些活动家是否照样能施加同样的影响力?或许,现在社交网络和新闻的结合导致了假新闻的爆发传播,但这种结合同样也打破了信息封锁,引发了“阿拉伯之春”。这其实就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怀旧使人安心和满足,但也会导致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变得单调和迟钝。是时候向前看了,通过学习历史来了解当下,不要再紧抓住过去不放,要努力去创造一个更丰富的未来。

  当出现疑虑时,拥抱大变革吧

  不管是拥抱多样性、拓展讲故事的技巧还是拒绝怀旧,其共同点就是它们都在挑战同质化观点、写作流派、解释模式和规范理论的确定性。确定性本身没有错,在一段历史稳定期还卓有成效。

  但当下这个年代,快速发展的创新是主题,这也包括了学术研究和新闻实践。按照福柯在其著作《词与物》里的话,当下就是“修复我们安静而固定的土地中的裂痕、不稳定和缺陷。站在同样的地方,但土地已经在我们脚下颤动。”这种大变革会带来不安,使人麻痹,但也会解放人心,令人振奋。不管怎样,我们仍然是变革的掌舵人。或许我们不能在依赖曾经那么有效的惯例和法规,但新的紧迫感或许就是这个数字时代的至美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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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章:

  http://www.niemanlab.org/2017/06/when-certainties-fade-the-changing-state-of-academic-research-into-the-changing-world-of-news/

  When certainties fade: The changing state of academic research into the changing world of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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