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亥之死:中国商人何时走出3800年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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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朔/文

  这篇文章要讲的是一个商人的故事,他叫王亥。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之所以要写他,因为他是中国第一个商人。


  服牛乘马,以利天下

  王亥是谁?要从中国最早的朝代说起。

  中国的朝代可上溯到夏商周。商汤灭夏桀,是为商朝之始。但实际上,不是夏结束了才有商,商本就是夏的一个部落,商的始祖叫契,他和虞、舜、禹生活在同一时期。由契到汤,共十四世,这一段是“先商”时期。契的第六世孙叫亥,后人以“王”尊称他,所以叫王亥。王亥生在夏朝中期,距今3800多年。他和儿子上甲微是先商时期“让商族变得伟大”的关键人物。

  王亥做过哪些大事呢?简略地说,是两件。


  第一件是饲养家畜,驯养牛马。郭沫若《中国史稿》说:“传说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就是驯养牛马,作为运载的工具。”相土是契的孙子,他发明了马车,给马戴上马笼头,加以训练,让马拉车驮物,原是游牧部落的商族也从西北迁徙到中原一带。到了王亥的时代,光是用马拉车、运货、作战远远不够,而且西北草原的马也不适应中原气候,死的很多,人们又要手提肩扛货物。王亥用了“牵牛要牵牛鼻子”的办法驯服了野牛这一庞然大物,并用牛代替马拉车,还发明了双辕牛车,不仅帮助商成为“车轮上的部落”,克服地域障碍,迁徙到宜居之地,而且促进了农业生产,农牧结合,使部落大为兴旺,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分工逐步得到扩大。王亥因此被学者称为“中国畜牧业的创始人”。(胡厚宣等,《殷商史》)

  今天我们都明白蒸汽机、电、互联网的作用,在王亥那个时代,他对牛的驯养和牛车的发明,也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易·系辞》曰:“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管子·轻重戊》说:“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皂”是喂牛马的槽,“牢”是养牛羊用的圈,牛马都被驯服,成为运输工具,这大大便利了天下的黎民百姓。


  “商人来了,商人来了”

  王亥做的第二件事,是开展商贸活动。

  当商部落的粮食、家禽、造的工具多了以后,除本族人用之外,还有不少剩余。王亥就从剩余物品中拿出一部分,放在其他氏族部落常去的旷野。隔几日再去看,发现物品已被取走,其他部落的物品则放在那里,这就是交换的成功。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王亥遂经常率领部落成员赶着牛车,带着帛、黍、粟以及牛、羊到外部落进行物物交易,“肇牵车牛远服贾”。

  ,外部落这样称呼商部落的贸易使者。他们交易的东西,当然就是商品。因为交易量越来越大,王亥成为当时各个部落的首富。

  王亥在与各部落的交易中,坚持诚信与平等。有一次,一个小诸侯国葛国遭遇大旱,连月无雨,庄家颗粒无收,就向王亥求援,说愿意拿出比原来多一倍的物品来换粮食。王亥却没有乘人之危,而是继续以原定“汇率”交换粮食,还多给他们提供了一些援助。


  以王亥的贡献和地位,他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马云吧,利用新的技术工具,推动贸易的发展,传播商业的文明。因此王亥死后,享受到殷商后代给予的最隆重的祭祀。王国维评论说,王亥“祀典之隆”,不只是因为他是先祖,而是因为“其为制作之圣人”。那他也算“中国制造”最早的杰出代表了。


  王亥之死

  中国最早的商人、发明家、首富王亥,大概活了50岁左右。他的死成为千古之谜,至今没有定见。

  王亥是怎么死的?事情本身非常简单,他有一次和弟弟王恒驾着牛车,载着货物,赶着牛羊,到黄河以北的有易进行贸易。“风萧萧兮易水寒”,说的就是有易那个地方。王亥在那儿被有易的君主,一个叫绵臣的人,杀了。

  王亥为何被杀?对这个历史悬案,大致有如下说法:

  一是和女人有关。这里又有几种说法。有的说王亥好色,“淫于有易之女”,被杀。有的考证说,王亥在有易跳过流行的“万舞”,它既是一种武舞(军事舞),也是一种性舞(恋爱舞),王亥舞姿诱人,有易的女人丰腴性感,迷上他了,二人勾搭,被有易人捉奸。也有的说,王亥是在有易境内抢掠妇女,被绵臣带兵攻击杀死。还有的说,“所淫确为绵臣之女”,但目的是通过她谋取有易,结果暴露。

  这里要说一下有易这个部落的背景。有易是商族祖先契的母族,是一个大部落。王亥之于有易,是外孙这条线的。因为这一原因,有历史学家认为,王亥“宾于有易”、“托于有易”,可能是去投奔他的外亲、诸舅。所谓“淫于有易”,也可能是商部落自契以后与有易女性世代通婚的传统,而不是乱交,可能是违背了氏族间的某些特殊规定,特别是婚性制度的约定。但是也有学者提出,比王亥更早时的颛顼帝时期,氏族制已解体,开始实行男娶女嫁,人们有了家室,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时代已经过去,也就是说,王亥所处的时代婚姻制度已成型,他有淫行,有过错,是不争的事实。

  关于王亥之死的第二种说法,是和利益冲突有关。一说是,有易首领绵臣见王亥所带的牛个个膘肥体壮,很眼红,产生了霸占的念头,将其杀害。另一说,有易用乐舞盛宴招待王亥,但双方未能达成满意的协定,产生了利益冲突,有易遂派牧童在黑夜对沉睡中的王亥下手。

  王亥之死的第三种说法,是和政治有关。一说,绵臣杀王亥,是因为当时的商族日渐强大,对有易是不利的。另一说,王亥为了商族雄霸天下,早已图谋有易,但因为有易是其始祖契的母亲的家园,抢占有违天道,而且有易也是夏的属地,攻占有易会遭到夏帝的反击。因此王亥假装到有易做生意,假借仆牛(驯服的牛),暗中和弟弟王恒合谋设计,“干协时舞”,用王亥掌握的巫舞勾引有易的女祭司,以制造矛盾,乱中取胜。

  最后一种说法,和兄弟有关。有记载说王亥与王恒是“眩弟并淫”,绵臣只杀了王亥,夺了他带来的仆牛,却又将仆牛交给王恒。王恒继承了哥哥的位置,但取回仆牛后并未为哥哥报仇。可见王亥被杀,即使不是绵臣与王恒合谋,也是得到了王恒默许的,因为他正好可以继位。


  相传王亥被杀后,尸体被砍为八块,分属鸟的图腾八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分别对应其前世玄鸟的头、颈、肩、心、胸、腹、脐、股。“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是关于先商的传说。王亥死后,相传玄鸟又涅槃重生。


  商的强大始于王亥的经济革命

  王亥虽然被杀,但商人所从事的贸易活动并未停止。王亥之子上甲微借助河伯的武力,打败有易,杀了绵臣。按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的说法,汤灭夏以前,商已是一个兴旺的小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说当时已房屋成片、人口众多。“商国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比夏朝进步。因此造成代替兴起的形势。”

  考古学界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商的强大是从王亥的商业贸易这场经济革命开始的,持续不断的商业活动使商族粮食日益增加,国力日渐强盛,终于在汤的时候取代夏朝,建立商朝。为方便交易,商朝发明了货币,最早是海贝,后来为了补充“流动性”,又有了石贝、骨贝、蚌贝、绿松贝等等,商的晚期还有了铜质货币。当时君王住的地方叫“邑”,商人交易的地方叫“市”,原本是分离的,后来为了君王的方便,“市”搬到“邑”中,其各个店铺叫“肆”。《诗经·商颂·殷武》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赫赫厥声,濯濯厥灵。”那是中国商业都会最初的胜景。

  因为王亥对商族产生的重要作用,他的后人甚至用祭天之礼祭祀他,所用的牲畜,从三四十头牛甚至到三百头牛,隆重无比。在甲骨文著作《殷墟卜辞综类》中,祭祀王亥的卜辞多达96条。


  商人的宿命

  中国有学者因为王亥“淫于有易之女”,富而宣淫、暴尸横死,认为他不配做第一个商人、“华商始祖”,提出夏朝的舜并不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他才是第一个商人。在他们看来,“拜谒华商始祖,传承中华商德”,必须要有一个“德化”的、“言必称尧舜”那样的人,才配当“中华民族经商第一人”。照这种观点,王亥只是部落间大规模贸易的第一人,只是舜帝的贩卖事业的扩大而已。

  也有学者认为,商人、商业和王亥的关系并不是很大。商人的来源在于,周武王伐纣灭殷、建立周朝后,殷商遗民过着受压迫的生活,无政治权利亦无土地,只好东奔西跑做买卖,这些买卖人后来被叫作商人。“士农工商”,社会末流也。


  当我研读了关于王亥的诸多文章后,我完全支持他是中国第一个商人的论断。纵使舜帝时已经有零星的贩卖,但是,和技术发明与跨境贸易结合在一起的规模化商业活动,王亥才是中国第一人。

  遥想3800多年前,我看到了一个敏感机智的发明家,一个跨境贸易的拓荒者,看到了他开辟一个时代的气度和气象;与此同时,我也看到了欲望的缠绕,利益的冲突,政治的威胁,兄弟的图谋,这一切都可以杀死他,让他死的如此惨烈和卑微。这不就是中国商人的宿命吗?!他们从诞生的第一天起,从始祖开始,就埋下了永远要接受多元考验、挑战无止境、没有谁能保你平安的宿命。

  他们是筚路蓝缕的开创者。当他们充满活力、大显身手时,往往也是社会富裕、流光溢彩的昌盛之时。“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他们把东西南北的供需串接起来,他们就是连接一切的平台。

  他们是骨子里的逐利者。他们愿意冒险,用管子的话,“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渊)之下,无所不入焉”。他们惟利是图,“有利身则行”,“求利无不营”,有时也会坑蒙拐骗,无情无义,“一解市头语,便无邻里情”。他们享乐奢靡,但也充满风险和危险,时时遭受“雪霜行塞北,风水宿江南”的艰辛,“寇盗伏其路,猛兽来相追”的不测。“无言贾客乐,贾客多无墓”也是他们命运的一部分。而他们之所以及时行乐,追求“耳目欲极声色之好”的逸乐,衣必文彩,食必梁肉,乘坚策肥,履丝曳编,除了人的本性使然,也是为了释放内心深处那种“不知明日何日”的恐惧和“用钱财也可以过有权有势者的生活”的欲望。

  他们是不确定的政商环境的从属者和被动接受者。当权力需要他们活跃经济,或者权力的缝隙给了他们以纵横捭阖的商机,他们便会有“连车骑,游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的美好时光,但从来难以持久,很快就会被管制而失去尊严。秦代的“谪戍制”使商人及其子孙仅因其商人的身份就遭征发。汉初法律明令禁止商人“衣丝乘车”,收重租税,规定商人不得购置田地,商人子孙不得仕宦为吏。《晋令》规定:“侩卖者,皆当着巾,白帖额,题所侩卖者及姓名,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以示商人与他人不可混同。唐以后,《大唐六典·户部》规定:“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到明朝,徐光启《农政全书》第三卷记载:“(洪武)十四年,上加意重本抑末,下令农民许穿细纱绢布,商贾之家只许穿布;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细纱。”清雍正二年上谕:“朕惟四民,以士为首,农次之,工商其下也。”在长期的抑商传统之下,虽然中国人有经商的天赋和勤奋,商人却终究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而只能匍匐在君权之下,无论是得到特惠而富甲一时,还是随时会碰到盘剥,本质都是低人一等的附庸。(参考文献:《古代商人的身份与地位略论》,郭志祥)


  按照不少学者的看法,中国商人最自由的时光是在汉武帝时终结的。商人的舞台在于远程贸易,商人的机会在于利用不同空间和时间的差价。春秋战国之时,虽然中国没有古代希腊、罗马那样的海洋舞台,但以中国地域之广,列国资源物情之丰和互通有无的需要,商人还是大有用武之地,范蠡、白圭、吕不韦等人能呼风唤雨。又由于春秋战国时,盐、铁及其它矿产可以自由经营,也造就了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所写的猗顿、郭纵、寡妇清、蜀卓氏、宛孔氏、齐刁间等等由盐铁致富的商贾。可惜这一切在西汉中期“盐铁官营”等干预政策出台后终结。在谷专卖、官山海(即盐铁专卖等)、官天财(山财矿产渔业管制)的新的环境下,中国经济转变为“(人君)不求于万民而藉于号令”的指令性经济。如果用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的,“在君主国中,商人不像在通常由大商人当政的共和国中那样受到尊重”,以此来对照中国的商业史,恰恰是在汉武帝的那个时候,商业自由流通的黄金时代结束了。之前的秦朝还有“军市”,委托商人从事军需物资的采购与运输,诸国到秦贸易的“邦客”,只要到所在政府登记(“请簿传于吏”),即可在秦地做进出口生意。而汉武帝之后,可以“一仆多主”的商人不再有回旋空间,开始进入“一主一仆”的帝国通道。(参考文献:《帝国时代商人的历史命运》,王家范)

  这就是中国商人在历史上的命运。

  当我的思绪,从几千年前指引着从商丘出发的牛车车队前行的王亥,回到正行进在伟大复兴途中的中国企业家那里,我觉得有一种“商”的基因,穿越无穷苦难和顿挫,承继在他们身上,在新的时代和新的世界,活泼地绽放。

  我希望商人和企业家的权利能够得到充分保障。一个不保护商人和企业家的社会,注定是难以长期富足的社会。但同时,历史深处的声音又告诉和启示今天的中国商人,无论你多么成功,都需要多一点夹缝意识,多一点忧患意识,多一点谦卑意识,多一点文明意识,深刻意识到自我的限定性,所处环境的限定性,从而少一点骄妄,多一些归潜

  总有一片天地属于你,那是自然之大道,大道之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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