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光灯之外：女子遗体整容师的爱与愁

八宝山殡仪馆外墙一景

早上六点，曲杰在家门口打了辆车，把终点定位在了八宝山地铁站，尽管这距实际目的地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不出十秒，订单被接了。

这是她最近“长”的心眼儿。早先直接定位在殡仪馆的单子经常遭遇不被接的境况，甚至于上了车也常常被司机“挑刺儿”，性子爽直的姑娘一开始还会呛几句，日子长了，“也熟悉了这种尴尬”。

在八宝山工作是种什么样的体验？

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是“怕不怕”“好胆色”，毕竟这充满指向性的三个字组成的可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地名，大众更乐于去窥见的是它背后的神秘色彩，秘闻和传说也往往在窥探与猜测中如影随形。

而对2012年来到八宝山殡仪馆的曲杰来说，这无非是份再正常不过的工作。

A 聚光灯之外

曲杰的工作有一个专门的称谓：遗体整容师。2012年底，青清女子整容室成立，这项称谓前面又多了两个字：女子遗体整容师。

杨薇薇是殡仪馆的第一名女性“整容师”，2010年4月她从一名殡葬专业的学生正式入职，当时的“青清”还只是一个概念雏形。随着服务的人性化，家属们提出希望女性可以得到区别的处理，“女子整容室”应运而生。随后，曲杰、赵荻、袁榕等相继入职，“青清”也逐渐被打造成了八宝山的品牌。

电影《入殓师》剧照

这项职业第一次被大众了解，无疑要归功于2010年电影《入殓师》的上映。这部斩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影片甫一推出，即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也将这一职业推到了明面之上。而“入殓师”的叫法也随着电影的上映而广泛起来，电影以一贯的日式小清新，艺术化地处理了“入殓师”的内核与外延，而被电影的唯美与温暖吸引来报考殡葬业的学生一时不乏少数。

杨薇薇和曲杰正是来自于殡葬专业，而“整容师”也是近两年才细分出来的学科，尽管听起来相对冷门，但这个专业从不缺少学生，甚至于男女生的比例也是一比一，然而就现状来看，绝大多数人并不会选择继续留在这个专业工作。

“真正工作起来会比较累”。在知乎上，关于“入殓师”被点赞最多的回答来自于一名专职工作者的真实感悟：成为一个遗体整容师，远比想象中的要艰难得多。

图｜视觉中国

B 真实的入殓师

杨薇薇的一天是从早上五点开始的。赶到单位的时间基本在七点左右，这个时候的八宝山格外安静。然而过不了多久，就要开始忙碌了。为防止腐败，遗体往往是在冷库里存放，杨薇薇每天的工作就是提前将冷藏的遗体从冷库推至整容间，解冻、消毒、清洗、穿新衣、面部修复及化妆。冷藏过的遗体往往脱水比较严重，需要用凡士林滋润皮肤后才好上妆，逝者的妆也会比平常的妆容暗一些，没有正红和大红，以自然为主。以前的化妆多以油彩为主，而近些年粉底等修容妆品逐渐替代了油彩。化好妆之后，遗体被送至告别厅与家属告别，而后再推至火化场。

正常来说，一具遗体的处理需要20分钟以上，然而一旦遇上非正常情况，这个时间就说不准了，甚至于复杂的时候需要一起开会来确定修复方案。“有时候要化两到三天，从没有人形化到有人形。”

曲杰遇到最难的一次遗体修复是一具烧焦的遗体。抬进来的时候工作间里瞬间被烧煳的味道笼罩。当时遗体已经完全被烧黑了，面目全非，四肢严重变形。曲杰和同事们花了整整两天，才将全部结痂清理干净，再清洗消毒、修补关节、重塑复形，最终“还”了逝者生前的容貌。

这与大众揣测的“勇气”无关，实际上，曲杰评价自己：胆小又怕黑。自己上夜班常常要一直开着灯，有的时候听朋友谈起恐怖片，都赶忙躲到一边去。

但“干活的时候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你让我看什么样的遗体我都不害怕。”说这话的时候，曲杰语速很快，的确看不出胆怯与畏缩。

第一次接触逝者是在大学暑假实习的时候，刚刚20岁的她此前在学校里接触的都是课件和模型。头一次真枪实刀上阵，她们在此前做足了心理准备，然而尽管如此，“当真正直面那些冰冷的躯干时，你所做的所有准备都是徒劳的”，有师父带着，也还是“紧张害怕不知道从哪下手”。一两个月之后，才逐渐适应。

到目前，青清成立了四年，工作量有增无减。忙的时候每人每天要画十具左右，一个月平均的工作量是90到100具，有时候上夜班要连上30个小时。

硅胶面具 图｜视觉中国

难得清闲的时候，杨薇薇以自己的脸为原型特制了一张硅胶面具，为了能更真实地抓住人物器官特征。“这也没什么好避讳的，完全是为了工作需要。”工作室内的橱柜中陈列着许多石膏、手模、唇模、眼模，甚至于假发，这也都是为了塑形练习准备的。有些非正常死亡遗体，面部缺损严重，往往需要重塑和修复。然而如何做到神似？她们常常需要仔细观摩石膏，看各个部位的特点，然后用橡皮泥或其他物质练习倒模；或是根据逝者生前的照片，抓点线面特征自己用橡皮泥重新塑形；甚至于常常走在马路上也会观察行人的五官体型，“虽然不礼貌，但就是控制不住，会去找每个人的特点”。

化妆工具 图｜视觉中国

C 理解像生命一样珍贵

尽管被冠以“生命最后的守护者”之称，长久以来，“忌讳”和“歧视”从没有真正离开这个职业群体，对这些年轻的女孩子们也不例外。遇到过年轻妈妈指着她们教育孩子“不好好学习，以后就得做这个”，也接触过觉得“晦气”不愿过多接触的逝者家属，拜年、喜宴往往要自觉避讳，而找对象更是无形之中成了难题。

长期接触遗体也留下了或多或少的职业病。动辄零下10摄氏度的遗体让这几个整容师都有手脚冰凉、月事不调的症状；福尔马林的挥发性刺激则是更加难以控制的一种伤害，鼻炎咽炎、眼睛发干发涩似乎成了家常便饭。

但她们倒是想得挺开：“没有想过换工作，因为每天都有新情况，都会接触新的挑战。”

相比起不理解与职业病，杨薇薇最害怕听到的一句话倒是“不像”，如果这出自于家属口中，那无疑是雪上加霜。

他们尽力让逝者回归自然状态，也希望自己的化妆能让家属感觉亲人还活着，就像睡着了一样。但也常常会遇到许多化妆解决不了的问题：很多家属无法接受逝者已经去世，会拿着生前的照片去比对，接受不了现在的状态；有的属于意外去世，遗体难以恢复得比较完整，家属会觉得很失落。“常常会觉得自己能力有限，难以最大程度地缓解家属的悲痛”。

工作中的曲杰 图｜视觉中国

“但可以让逝者的家人得到慰藉，就是我们工作的动力。”于是，一句感谢，一个笑容都成为了她们莫大的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