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岁的毛泽东，挑水砍柴践行“新村梦”，多年后终于改变中国

毛主席在词里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打造一个新天地，是毛泽东一直以来的愿望，这个愿望，在毛泽东20多岁的时候就被不断尝试，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带领全国人民，建设新家园，打造一个新天地，都没有变过。

1

1918年6月，25岁的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他联合一些没有找到工作但又有相同志向的同学，一起成立了一个叫“工读同志会”的组织，这个组织，就是毛泽东“新村梦”的试验田。

本着理论结合实际的原则，毛泽东还拟出了一个建设新村的详细计划：

“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

年纪轻轻的毛泽东为什么会想着建设一个类似于世外桃源一样的“新村”呢？毛泽东出生于清朝晚期，幼时蒙学接受的还是传统教育，对《论语》、《声律》都有一定的基础，打下了一个较深的传统文化的底子。

可在他18岁的时候，清朝就灭亡了了，一个老的腐朽的世界轰然倒塌，一个新的世界却是一派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列强横行的场景，当时中国每一个读书人都在思考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路到底在何方？

传统的圣贤经传教育告诉毛泽东，古代存在过这么一种社会——“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

面对纷乱的时局，毛泽东也想找出一个解决办法，在他的“新村计划”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各种“公共银行、公共图书馆、公共农场……”公字开头，都是这种所受教育的思想体现，想要用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解决当前纷乱的问题。

办“新村”，要找一块好的地方，为此，毛泽东跑遍了岳麓山下的每个小镇、村庄，但还是没有找到很合心意的试验场所。

就在这一筹莫展之时，一个机会眷顾了毛泽东和同学们的“工读同志会”。

时值谭延闿二次督湘，杨昌济等人向省政府进言创办湖南大学。当局接受了这一建议，任命杨昌济为筹备办主任。开始，筹备办就设在杨昌济家，后来迁到岳麓书院。经杨昌济同意后，毛泽东与蔡和森、张昆弟、陈书农、熊子容等人，一同搬进了“湖南大学筹备处”（即岳麓书院的半学斋）。

就在半学斋里，毛泽东一行人开始了他们寄住在岳麓山上的“新村”生活。

他们每天除了学习之外，过着一种脚穿草鞋，自己挑水、上山砍柴，用蚕豆拌着大米煮着吃，类似于苦行僧一样的清苦生活。他们走遍了岳麓山周边的各个乡村，游说乡民，希望建立起一个半工半读、和平友爱的“新村”，但没过多久，这一行动就因赴法勤工俭学的事情而流产。

2

虽然岳麓山畔的“新村梦”中断了，但毛泽东心中的“新村梦”却越发蓬勃。

1918年8月中旬，毛泽东来到北京，在恩师杨昌济的举荐下，毛泽东找到了北大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当然，毛泽东此行来北京也不是单纯为了工作，也是为了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而来。

当时的北京，在左舜生、王光祈、李大钊“少年中国学会”会友的提倡下，正兴起一股工读互助运动的浪潮。

12月24日，在王光祈、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17人发起下，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总计有团员30多人，分3个组。小组成员一起办俭节食堂、洗衣局、石印局、平民补习学校，还自己动手织毛巾、袜子，制作四川腌肉、火腿、香肠等。

在做工之余，大家就按照指定的科目、时间前往北大上课。

后来1939年在延安，面对根据地缺衣少粮的窘境，毛主席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带领大家自己动手生产，解决经济困难，这些想法的来源，不得不说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毛泽东青年时期“新村梦”的相关尝试的。

毛泽东一直推行“理论结合实践，实践修正理论”的实践论思想，实践论贯穿了毛泽东一生，这些年轻时的经历，都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基石，在日后带领中国人民从一个个的苦难，走向了一个个的胜利。

在北京如火如荼的“新村运动”中，毛泽东深受影响，此期间，毛泽东与王光祈、李大钊交往频繁，并经他们介绍正式加人“少年中国学会”。

1920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参观了王光祈试办的女子工读互助团，看后大受感慨，开始殚精竭虑地设计自己的“岳麓新村”计划。

在这份潜心构想、极具理想色彩的“新村”计划中，他设计了新学校、新教育、新社会三位一体的总体构架。

毛泽东希望，新学校里的学生，能够成为创造新社会的种子，他设想，“新村”就是一个个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共产主义”细胞；“村民”一天的作息时间是：睡眠8小时，游息4小时，自习4小时，教授4小时，工作4小时……

他在3月14日写给周世钊的信中谈得十分具体——

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关于生活费用取得的方法，约定为下列几种：

（1）教课（每人每周六小时乃至十小时）。

（2）投稿（论文稿或新闻稿）。

（3）编书（编一种或数种可以卖稿的书）。

（4）劳力的工作（此项以不消费为主，如自炊自濯等）。

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多得的人，补助少得的人，以够消费为止。我想我们俩人如果决行，何叔衡和邹泮青（蕴真）或者也会加入。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这组织里最要紧的是要成立一个“学术谈话会”，每周至少要为学术的谈话两次或三次。

虽然制定了详细的计划，但还未来得及实行，毛泽东一行人便各奔东西，这个“新村梦”计划便再度搁浅了，但它会在未来合适的机会中，焕发出巨大的生机。

3

1920年3月5日，毛泽东与陈独秀、彭璜等人联署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在上海《申报》刊出。这年5月，毛泽东来到上海，积极投身于工读互助团活动中，再一次实践他的“新村”梦想。

他在上海和彭璜、张文亮几个人于民厚南里租了几间屋子，正式开始了工读互助生活。他们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

毛泽东负责洗衣服和送报纸的工作，但这种日子过得很艰难，洗烫衣服要来回取送，作为洗衣店的帮工，他每月的报酬是12至15块钱，其中要有大约8块钱用作车费，因为他要往来于洗衣店和私宅及旅店之间。

如此一来，就根本剩不下多少钱可供自己生活了，所以这项推行最后也不了了之。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全球的传播，当时不仅仅是中国有一群进步知识分子热心于探索新的社会生活方式，这也是一种全球化的趋势，当时欧美、日本也有不少民间团体在进行这种尝试。

清末民初中国有大批留学生去到日本留学，也受到了这种思潮的影响，回过头来又影响了中国的青年学生，毛泽东就是其中的一份子。

但毛泽东的“新村梦”，更多的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大同社会”的理想之上，“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后来碰到了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共产主义思想，两者就碰撞出了火花。

彼时的青年毛泽东满怀忧国忧民之心，“身在山中，心忧天下，凭栏熟计连朝夜。菜根为饭草作鞋，要将历史从头写。”自己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用什么方法解决这许多复杂的问题？毛泽东的心情非常不平静。

毛泽东在后来谈到工读互助团、“新村”实验结局的时候说：“工读互助团的路也不好走，那时工厂并不多，半工无法维持半读。”也就是说，这种“新村”建设，仅仅是流行一时而已，具体现实的条件无法维持这项运动的长期实行。1920年12月以后，“新村主义”便逐渐沉寂了。

虽然“新村主义”沉寂了，但其代表的共同协作、互帮互助的共产主义或者说大同社会主义思想，却一直留存在毛泽东心中，无论是后来长征路上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运动，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公社”运动，都是这种理想的延续。

在毛泽东二十多岁的年纪，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最混乱的时刻，腐朽落寞的满清王朝刚刚倒台，各路军阀混战，文化界、思想界也是潮流激荡，大家都在思考，为什么中国的路走成了这样，以后的路该往哪里走？

虽然面对的是无比艰难的时局，但毛泽东心里存放的，却是比太阳还要耀眼的理想，“新村”之梦只是他人民安康、四海无虞之社会理想的一个投影。

在之后的岁月中，毛泽东在失败中不断探索，在探索中不断选择，最终找到一条“改造中国与社会的”道路，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

我们可以看到毛主席之后的政治理想，跟青年时期的“新村”梦想，是一脉相承的，正是一个大写的“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