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君子不器”，老辈人却最怕子孙不成器，究竟谁错了？

孔子说“君子不器”，老辈人却最怕子孙不成器，究竟谁错了？

中国古代流传四句关于“宝”的名言：“天有宝日月星辰，地有宝五谷金银，国有宝忠直良臣，家有宝孝子贤孙”。这话最早是北宋时期的名臣吕蒙正说的。在这里，“宝”指的是最为珍贵的东西。

在古人看来，一个家庭最为重要、珍贵的东西是后辈子孙。子孙的贤德与否，代表的是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的希望、潜力和方向。即便到了今天，一个人最为悲哀和失望的事情就是：子孙不成器。

中国的传统文化重视血脉绵延、注重福泽深厚，建功立业关注的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道德选择和个人修养，也更加倾向于“争千古不争一时”，以求流芳百世。不仅仅活在当下，更要瞻前顾后，这才是一个传统中国人的格局。所以，倘若子孙不成器，就会被视为人生极大的失败。

但是，早在春秋时期，儒家的开山鼻祖孔子却说：“君子不器”。这话记载在《论语•为政篇》。显然孔子“不器”的说法与老辈人经常念及的“成器”发生了冲突。一个究竟该“成器”还是“不器”？究竟是谁错了？

要搞清楚孰是孰非，就必须理解两种说法的真实含义。首先，探索一下孔子说的“君子不器”的含义。孔子说这句话的时候，有一个背景：孔子的弟子子贡因为家庭富裕，本人似乎也注重个人形象，所以经常穿着华丽的服装，把自己打扮得玉树临风、光彩照人。

于是，孔子就说子贡“君子不器”。子贡起初不理解这句话的本义，认为这是自己的老师在表扬自己，就更加沾沾自喜。后来，在子贡的再三追问之下，孔子才解释说，这里的“器”指的是“瑚琏之器”。

什么是“瑚琏之器”？就是在举行重大祭祀活动的时候，用来盛放黍稷的器皿。孔子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似乎是特别讲究语言艺术，也似乎是出于保护弟子的自尊心，所说的“君子不器”乃至后面的“瑚琏之器”的话语，含义都是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

从正面的解释看，“瑚琏之器”是重大祭祀活动使用的物品，摆放的位置重要而显赫，发挥的作用神圣而重大，用“瑚琏之器”来比拟子贡，似乎在赞美子贡仪表堂堂、器宇不凡，是那种堪当大任的人。

从反面解释，哪怕是“瑚琏之器”这样重要的器皿，无论外表多么华美精致，内部都是空虚的。而后世儒家对孔子“君子不器”以及“瑚琏之器”的解释，都倾向于反面，都认为孔子是在委婉而隐晦地批评子贡。在孔子看来，一个人更应该重视道德、学识的修养，而非过于注重外表，成为一个“银样镴枪头”或者包着一包糠的“绣花枕头”。

随着后世对孔子及其著作的不断注解，“君子不器”这句话的内涵被理解得越来越丰富，除过一个人不应该将人生的重心放在梳妆打扮这层意思之外，另外又引申出了三层含义。

在探讨这三层含义之前，必须说明一下“君子不器”中“君子”的概念。孔子时代的“君子”，侧重于社会地位，特指社会中地位较高的人。后来的“君子”，则指的是德才兼备的人。而孔子在说“君子不器”这句话的时候，所说的“君子”不但指社会地位高，而且还指那些负有管理社会职能的人。

用现代人的观点看，这里的君子就大体是当官的，或者说各个领域、不同层次的领导者。

第一层含义：君子不应该把自己当作一件物品。因为所有的物品都是人为制作的，在制作一个物品之前，人们会赋予这个物品特定的形状和功能，而这些形状和功能，会影响这个物品的使用范围。例如子贡那样的“瑚琏之器”，就只能用来祭祀，而不能用来吃饭、饮水、养花，乃至干其他事情。

如果用来指人，那就是指那些具有特定能力或者说局限能力的人，只能从事某项特定的工作，处理某个自己擅长的事。但“君子”是领导者，是要管理人、处理各种事务的，就必须打破“器”的局限，是一个不受能力、功能、知识结构、性格等限制的“通才”。

而且，所有的“器”都是有特定容量的，但凡是容量确定的“器”，不论多么广大都有“满”的时候。而在儒家的思想里，“满”是一种非常不好的状态，《周易•丰卦》里就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一个君子胸怀应该广大无边，而要实现这个的唯一途径就是“不器”。

第二层意思：君子应该是通达无碍的。这里的“器”也是指局限性，但意思更加倾向于人生态度和处世智慧。一条鱼（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器”，放在水里就会自由自在、生活如意，一旦放在了沙漠里，就会须臾结果了性命。

而孔子所强调的君子，则应该豁达而随和，放在哪里都能顺心如意，用孔子的原话说，那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层意思非常接近老子“上善若水”的其中一个解释，水是“不器”的，没有特定的形状，容器是什么样子，水就是什么样子；在天为云彩，在地为河流，暖为流水，寒成冰霜。但水的本质却始终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因为“不器”而成就了“永恒之器”。

第三层意思：君子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都应该是圆融无碍的。一个目标的达成与否，取决于外部条件和主观因素。在孔子看来，外部条件就是“天”，“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天意自古高难问”，外部条件不是人力可以左右的。

而人的主观因素则包括认识水平和执行手段。一个人，很容易被已有的经验和知识禁锢自己的思维，用佛学的思想解释这个就更加形象，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法执”；达成目标的手段也常常受到执行者的能力、价值判断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按照儒家的思想，一个君子就应该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为了这个目标的实现，就敢于打破一切思想和行为上的障碍，勇于探索，不断突破，想人所不敢想，为人所不能为，以获取价值和成果的最大化。

孔子在努力“打破”“器”对人的局限，实现“君子不器”，而传统的老辈人却最怕自己的子孙“不成器”，两者之间是否就形成了冲突呢？

其实两种说法并不冲突，而且都是正确的。老辈人所说的“成器”，重点指的是子孙能够保持积极上进的状态，端端正正做人处世。就好比一棵树苗，不要歪歪扭扭，不要满身病害，向着阳光、植根大地，端端正正地长成大树。

一旦成了大树，那就是有用之“材”，就可以根据人们的需要制作成栋梁、舟船、家具等各种器物，半路夭折或自甘堕落，误入歧途的，都无法具备相应的价值，这种情形就是不“成器”。

一个人更是如此，如果不能积极向上、健康成长，就失去了成为对家庭有贡献、对社会有价值的各种“器”的可能性，“成器”也可以看作是老辈人对子孙后代最基本的要求。

而孔子所追求的“不器”，显然是一个更高层次、更大价值的生命状态。“成器”与“不器”之间的关系，可以简单概括为：前者是人生的基础，后者是生命价值的拓展和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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