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林斯基：每部诗一般的作品必须渗透着“情致”

俄罗斯著名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曾在《别林斯基论文学》一书中说：

“每部诗一般的作品，应该是情致的果实，必须渗透着情致。”

意思是，如果把一部高雅的文学作品比作一个有机体的话，那么“情致”就是它的灵魂。该如何理解他的“情致”说？

事实上，别林斯基的“情致”一说源自黑格尔（“情致”在黑格尔那里是一个审美心理学概念，这里不赘述。），他在文学批评领域拓展了这一概念的内涵。

他所说的“情致”，是体现在作品中的富于个性的情理交融的统一体。总体上涉及3个方面：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关系，感情与思想的关系，创作个性与时代精神的关系等。

别林斯基

01 主观性与客观性的辩证统一

艺术作品是客观的社会生活，反映到艺术家的主观世界中生产出来的，既有客观性，又有主观性，这两者互相渗透，密不可分。

“情致”作为富于个性的情理交融的统一体，是作品的主观性。因此，要理解“情致”，首先得从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关系讲起。

对于文艺创作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关系，别林斯基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在早期的理论和批评活动中，别林斯基充满着对俄国现实的革命抗议的蓬勃热情，因而既肯定艺术创作的客观性，也强调艺术创作的主观性，即强调艺术家对生活的爱憎和判断以及对理想的追求。

但是，就他当时的总的思想体系来说，却还是唯心主义的，而不是唯物主义的。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由于他的多少带有狂热的幻想被残酷的俄罗斯现实所轰毁，加之他片面地接受了黑格尔哲学中的保守方面，别林斯基经历了“与现实妥协”的时期，这时，他不能正确理解创作中的主客观因素。

他大力主张创作的“客观性”，并对客观性作了错误的解释，把它理解成了“恬淡”、“冷静”。从这一要求出发，他说：

“诗人（按：广义上的，指优秀的文学家，下同）不是评判者，而是目击者，是不偏不倚的见证人。”

显然，这是从原来的理论见解上后退了，陷入了客观主义。四十年代初，当别林斯基从“与现实妥协”的迷误中摆脱出来以后，他对“主观性”进行了再评价。

他认识到，“主观性”是艺术创作中必不可少的因素。比如，他在评论莱蒙托夫的叙事诗《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时说长诗的素材：

“我们会在朴实的古代编年史中找到它，或者出于某种巧遇，我们会亲眼目睹，纵然如此，它对于我们也会是死的材料，只有诗人才能把拨辣的精神灌输进去，把一切偶然的、任意的东西和它分开来，把它表现为按照观点的要求而被提出，而被照亮的和谐的整体。”

这就是说，只有作家独具慧眼，才能识别创作素材中包含的深长意义，只有把作家的爱憎、褒贬、是非、好恶倾注到创作素材中去，才能把它照亮，把它提炼成为艺术作品。因此，别林斯基指出，一个人如果没有客观地再现生活现象的本领，固然不可能成为诗人：

“可是，在我们的时代里，诗人如果缺乏内心的（主观的）因素，也是一个缺点。”

别林斯基不仅强调了主观因素的不可或缺，还进一步区分了两种“主观性”。他在评论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时指出：

“我们认为，作者最伟大的成功和向前迈进的一步是：在《死魂灵》里，到处感觉到地，所谓是触觉得到地透露出他的主观性。在这里，我们说的不是由于局限性和片面性而把诗人所描写的对象的客观实际加以歪曲的主观性；而是……那样的一种主观性，不许他以麻木的冷淡超脱于他所描写的世界之外，却迫使他通过自己的泼辣的灵魂去导引外部世界的现象，再通过这一点，把泼辣的灵魂灌输到这些现象中。”

这就是说，有两种主观性：一种是违反客观实际的片面的主观性，它与客观性是矛盾的，它只能导致对现实的歪曲；另一种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的主观性，它与客观性是统一的，它不但不会妨碍而且还大有裨益于真实、深刻地反映现实，它是构成一部成功的作品的灵魂。

如果说，别林斯基在“与现实妥协”时期关于主观性的评价是对于起初的观点的一个否定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的再评价又是一个否定，是否定之否定。

于此，别林斯基最终是认可了文艺创作是主观与客观的辩证的统一，不能把它们完全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离开了客观性的纯主观是主观主义，离开了主观性的纯客观是客观主义，都是不足取的。

02 感情与思想必须互相渗透，交织在一起

黑格尔说过：

“我们应该把‘情致’……了解为充塞渗透到全部心情的那种基本的理性的内容（意蕴）。”

别林斯基发挥了这一思想，认为作为文艺作品的灵魂的，既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纯理性的东西，而是被思想所提高了的感情，被感情所深化了的思想，是情理交融的统一体。有了它，才能形成创作个性，才能形成真正伟大的文艺作品。

别林斯基坚决反对忽视创作理性，把感情与理性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比如，当时有个诗人叫巴拉廷斯基，是普希金的友人，在俄国诗坛上颇享盛名。但是，别林斯基对他的诗歌中的感伤情调很不满意，认为他的根本缺陷是缺乏明确的对生活的看法，缺乏坚实的、富有生命力的思想，因为他错误地相信诗人只要有感情就够了，从而把感情和理性对立起来了。

别林斯基对此进一步解释说：

“什么叫做没有思想的艺术？那等于就是没有灵魂的人，行尸走肉。”、“理性和感情是相反而又相成的两种力量，一个没有了另外一个，就会变得僵死而毫无价值。”

这就有力地揭示了把艺术看作非理性活动的危害。别林斯基的“情致”说之所以发人深思，不仅在于它强调了理性的重要，更在于它强调思想的因素必须与感情的因素互相渗透在一起，交融在一起。他指出：

“艺术不允许自己有抽象哲学，更不用说是议论的东西，它只允许诗意的观念。而诗意的观念，并非三段论法，并非教条，也非定义，这是活生生的热情，这是情致。”

这就道出了艺术与科学的一个重要区别。科学的特点是以理服人，艺术的特点是以情感人。科学家固然也需要感情，但构成科学内容的却不是感情，而是论点、论据和论证。

艺术的内容则是由生活素材的矿石在艺术家的感情的高温下冶炼而成的形象，感情是构成艺术内容的必不可少的因素，是艺术形象能够动人心弦的关键。西方有这样一句名言：“愤怒出诗人。”又说：“愤怒不能成为论据。”就是这个道理。

因此，艺术中的思想因素并不是科学著作中那种逻辑概念形式下的思想，而是感情化的思想。越到后来，别林斯基对这个问题就阐述得越加清楚。在他的论文《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中有这样一段话：

“一种思想，如果是读到或听到的，或许理解得也正确，但却没有被自己的天性所融化，没有受到个性的印证，那么，不仅对于诗，就是对于任何文学活动，都是不生产的资本。”

这段话说得太妙了。有些作品之所以流于公式化、概念化，从理论上看来似乎正确，但没有艺术感染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

作品的思想是读来的或听来的，即使被正确地理解，但没有同对生活的感情统一起来，没有被自己的天性所融化，没有受到个性的印证，它只是存在于作者的头脑中，却不是存在于他的心和血液中。

因此，它只是一种死的资本，不生产的资本。当然，这不是说思想不重要，也不是说不可以从书本上或别人那里获得某种正确的思想，而是说这种思想一定要经过生活感受的印证，化为自己对生活的真情实感和深切体会，伴有大量的感性材料。只有这样，艺术作品才不致流于公式化、概念化。

别林斯基关于在艺术创作中情与理要相互交融的观点，揭示了一条重要的艺术规律，对于艺术家加强自身的修养具有重大的意义。

我们每个人或许都有这样的亲身体会：理智上认识了，但往往支配不了自己的感情。这说明一个人的思想与感情并不总是和谐一致的。而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他在理智上认识了的东西，必须同他对事物的感情态度达到内在的统一，才能在创作中发挥作用。否则，即使他的理论见解怎样进步，他还是不可能在这种见解的指导下创作出有血有肉的作品来。

因此，艺术家的世界观变化，不仅是个理论认识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个感情变化问题。

03 创作个性应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

黑格尔把“情致”看作是普遍力量与个别人物的统一，是普遍的精神力量在艺术家个人性格中的体现。别林斯基发挥了这一思想，认为“情致”绝对不是没有创作个性的抽象空洞的时代精神，但也不是脱离时代精神的孤立狭隘的创作个性，而应当是创作个性和时代精神的统一体。

别林斯基十分重视创作个性，指出：

“如果他（艺术家）不比任何其他人更富于个性，不是个性占优势的话，那么他的作品便会是平淡乏味和苍白无力的。由于这个缘故，每个伟大诗人的创作都是一个完全特殊的独创的世界。”

一个作家的创作个性，表现在内容和形式的各个方面，而首先是表现为他从生活中得出的独特的感受，它是别人还没有得出来的，是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只有这种富于个性的情理交融的“情致”才能把所有的创作素材统领起来，形成独特的艺术作品。

如果说物质产品要讲究通用化、标准化的话，那艺术产品则最忌通用化、标准化，它要讲究个性化、多样化。

因此，文学作品既要忠于现实，又要贵在自我。从这一点来说，“表现自我”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个“自我”又不能离开时代精神，而应是时代精神在艺术家个人性格中的结晶。别林斯基说：

“诗人比任何人都更应该是自己时代的儿子。”“没有一个诗人能够由于自身和依赖自身而伟大，他既不能依赖自己的痛苦，也不能依赖自己的幸福；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他从而成为社会、时代乃至人类的代表和喉舌。”

在别林斯基看来，如果一个诗人只是热衷于表现与时代精神无关的一己的悲欢，那他的创作不过是一种天真而无益的消遣，这种作品应该获得的不是赏识，而是轻蔑。

一面说诗人应当比任何其他人更富于个性，另一方面又说诗人应当比其他人更是自己时代的儿子，这二者矛盾吗？不，它们可以而且应当统一起来。别林斯基指出：

“公民不应该排除个人，个人也不应该排除公民：如果一方排除了另外一方，那末二者都是极端，而一切极端都是偏狭这东西的同胞姊妹。”

其实，这就是通常意义上的要把“小我”与“大我”结合起来，即：艺术家在再现外在世界的同时，要表现自己的独特个性，渗透他的主观感情，显露他的自我灵魂，而这又必须与时代精神密切关联，与人民感情息息相通。

只有解决了创作个性和时代精神的关系，才能处理好创作自由和为社会服务的关系。别林斯基是主张创作自由的，他说：

“创作，就它的本质来说，不仅向批评家，并且也向艺术家要求在选择题目上的无条件的自由。谁都无权给他出题目，他自己在这方面也无权强制自己。他能够有一种决定的倾向，可是这倾向，只有当不加斧凿之功，自然而然地跟他的才能、天性、本能和追求融洽一致的时候，才是真诚的。”

这里，所谓“才能、天性、本能和追求”，实际上是指由艺术家的生活经历、立场观点、道德修养、知识水准、美学趣味、气质习性等所决定的创作个性，他的独特的“情致”。

艺术家写什么，怎样写，不能不受他的创作个性的制约，他只能选择那些同他的个性相适应的题材，写他所熟悉、所感动并具有独特认识的事物。只有这样，他才能扬长避短，得心应手，充分施展其艺术创造力，写出真实感人的作品。

在这方面，不仅别人不能勉强他，他自己也不能勉强自己。因此，保证艺术家的创作自由，让他能够根据自己的创作个性来决定写什么，怎样写，这确是一条极其重要的艺术规律。

别林斯基一方面主张创作自由，另一方面又主张艺术应当为社会服务。他说：

“取消艺术为社会服务的权利，这是贬低艺术而不是提高它，因为这意味着剥夺了它最活跃的力量，即思想，使之成为消闲享乐的东西，成为游手好闲的懒人的玩物，这甚至是意味着绞杀它。”

在别林斯基看来，艺术能否为社会服务，这是艺术的生命所系。既要保证创作自由，又要为社会服务，这二者是否矛盾呢？

别林斯基认为并不矛盾，二者可以而且应当统一起来。他指出：

“创作自由和为现代精神服务这两者是不难协调一致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用不着强迫自己，用不着强迫自己写某些题材，用不着限制想象，为此，只须做一个公民，做自己社会和自己时代的儿子，体会社会的利益，把自己的追求同社会的迫求融为一体就行了……凡是渗透并深深铭刻在心灵里的东西，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只有统一了两者，艺术家才能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既有充分的自由，又不脱离为现代精神服务的要求。只有把创作自由与为时代精神服务二者统一起来，而其关键则是作家、艺术家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使自己的思想感情与人民的利益完全一致，从而形成情与理相融合，“小我”与“大我”相贯通的“情致”。

如果说别林斯基的“情致”说对于今天还有借鉴意义的话，最大的借鉴意义正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