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之后,文运昌就给毛泽东办公厅主任田家英写了一封信,信的大致内容就是:“我是皇亲国戚,毛泽东的亲戚,你赶紧给我安排工作。”
同时附了一张14人的名单,名单中的人大部分都是文家人,基本上都和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沾亲带故。
田家英把这封信转交给周恩来,然后周总理转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着这份名单,满目愁容地说道:“我不管其他领导是不是有这样为亲人作安排找工作的事,这种事,我毛泽东是不会答应的,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是因为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而不是为自己的私利去奋斗。”
随后,毛泽东在文运昌的名单上挥毫:“我不能给亲友介绍工作”。毛主席想着都已经被拒绝了,文运昌应该会消停点。
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文运昌被拒绝之后并不死心,他仗着自己是“皇亲国戚”的身份,多次要求安排工作,而且还请毛岸英出来说情。
毛泽东和毛岸英两人都拒绝了文运昌,并且一直在做他的思想工作,想要让他放弃这种旧思想。
最后,文运昌对工作的事不再抱有希望,但是他终生都不理解毛泽东,反而是埋怨毛泽东。.
他认为毛泽东已经是国家主席了,搁到以前就是“天子”,给他的亲戚安排几个工作又算的了什么哪?
又不是非要列土封疆,为什么毛泽东这么“小气”?难道他不记得自己曾经救过他一命吗?对自己的救命恩人就如此忘恩负义吗?
本期文章,笔者将带大家了解一下毛泽东与文运昌的故事,看看毛泽东为什么要如此“忘恩负义”;为什么坚持拒绝救命恩人文运昌的请求。
文运昌出生于1884年,比毛泽东大9岁,这也注定他们两个能有共同话题,而且文运昌还能帮助毛泽东。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哥哥姐姐,我记得我小时候大我七岁的姐姐就经常辅导我功课,对我帮助很大。
文运昌也是扮演了一个引路人的角色。他对毛泽东的早年生活影响非常大,甚至可以说直接改变了毛泽东的人生轨迹。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是一个旧社会的人,他的思想完全受旧社会影响,行为举止透露着大男子主义。
在这种环境下,毛泽东是不太可能得到快乐的,反而处处感觉到冷漠。他对父亲既熟悉又陌生,尤其父亲买土地之后,更加感觉到父亲的冷漠。
当时毛菊生家庭贫困,想要把仅有的几亩土地贱卖。毛泽东和母亲文七妹都坚决反对毛顺生购买毛菊生的土地,认为这样有点趁人之危,不道德。
但是毛顺生不顾妻子、儿子的反对,坚持低价购买毛菊生的土地。这件事之后,毛泽东感受到了父亲的冷漠,更加感受到了旧社会的恐怖。
他对毛泽连(毛菊生的儿子)说道:“旧社会这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你父亲是堂兄弟,买你家那几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全无兄弟之情,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我后来思考这件事,认清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情。”
从此毛泽东经常去外婆家,因为在这里他能远离受旧社会荼毒较深的父亲,避免自己不沾惹上旧社会的思想。
在外婆家,他遇见了文运昌。作为毛泽东的大表兄,文运昌是毛泽东所有亲戚中最有文化的一个人。
他虽然出生于旧社会,但是文化较高,知书达理,而且还比较喜欢读康有为、梁启超的书刊。
看到毛泽东积极好学,于是他把家中的藏书借给毛泽东,比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名著。
在旧社会,书籍也是一种稀缺资源,文家的藏书很好的满足了毛泽东的求知欲,以便他日后迅速成长起来。
毛泽东的学习成绩不断地提高,然而变故发生了,他的父亲不想继续让毛泽东读书,觉得毛泽东读书有些浪费钱,打算让他辍学去米铺当学徒。
私塾老师觉得这样做有些可惜,于是登门拜访毛顺生,动员毛顺生让毛泽东继续读书。
毛顺生对私塾老师的好意并不理解,反而振振有词地说道:“我们种田人才不稀罕什么功名利禄呐,只要算得几笔数,写得几句话就行了。”
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毛泽东,那么中国共产党会怎么样?中国革命会怎么样?新中国能否建立都将是一个迷。毛顺生为了几两银钱,险些断送儿子乃至中国的命运。
在关键时刻,文七妹的娘家人纷纷动员毛顺生,在舅父、文运昌、同族长辈的努力下,毛顺生最终同意让儿子去小学堂读书。
这个小学堂不同于其他学堂,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是一所中西合璧的新式学校,在这里中、西文化发生了碰撞,学生既能学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可以学习一些来自西方的新思想。
得知这一消息后,文运昌十分高兴,为了能使毛泽东顺利入学,他不仅主动做毛泽东的入学担保人,还亲自带着毛泽东办理入学手续。
正如沙漠的行人见到甘露,毛泽东一下子就被新思想吸引到了,他丢掉传统的四书五经,博览新书、新报(ps:新书、新报不是崭新的书,而是指脱离四书五经的新思想、新报纸、新书)。
文运昌看到他喜欢读新书,于是想方设法为他找来新书、新报,其中比较出名的就是郑观音的《盛世危言》、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
《新民丛报》倡导民主、进取精神,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新民》就是窥测西方世界的一扇窗户,可以了解到西方的政治思想、自然科学、学术文化,对思想启蒙有很大的作用。毛泽东看了《新民》之后十分崇拜主编梁启超。
这些书对毛泽东的影响很大,对旧社会深恶痛绝的毛泽东觉醒了,思想开始慢慢偏向于革命。
多年以后,斯诺在陕北参访毛泽东,毛泽东说道:“我进了东山学堂,在这个学堂里有了不少的进步,但是我无心读古文,当时我正在读表兄给我的两本书,一本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梁启超编的 《新民丛报》,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也非常感谢我的表兄。”
时隔二十多年,毛泽东都对表兄文运昌十分感谢,可见文运昌对毛泽东的童年生活影响有多大。
当然,帮助毛泽东入学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文运昌救毛泽东。如果不是文运昌救了毛泽东,毛泽东不会活过1925年,之后的历史全部都要改写。
1921年7月,毛泽东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会议地点简陋,但这一艘小船承载了中国的希望。
参加此次大会的毛泽东被任命为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负责领导湘区的工人运动。
共产主义犹如火苗,毛泽东把这一小撮火苗带到了湖南,迅速燃成了大火。参加农民协会的人络绎不绝,革命如火如荼,形势一片大好。
但是工人运动触动了地主阶级,靠地主阶级续命的军阀把共产党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全国各地都有打压共产党的迹象。
但是毛泽东不怕反动派的打压,一心坚持干革命。为了更好的传播共产主义,他以“养病”的名义回到韶山,继续动员群众革命。
文运昌听闻毛泽东回家的消息十分高兴,急急忙忙来到韶山与毛泽东相见。两个人围炉烤火,品茗畅谈,讨论着中国革命方略以及形势走向。
正当两个讨论的时候,湖南省省长赵恒惕派兵来抓捕毛泽东。放哨人看到一对当兵的气势汹汹走来,于是赶忙示警,让毛泽东及时转移。
但是此时转移已经来不及了,敌人距离太近了。为了掩护毛泽东,文运昌走了出去,敌人看到文运昌以为是毛泽东束手就擒了,草草得看了通缉令,然后就带走了文运昌。实际上毛泽东已经从后门跑了,隐藏在茂密的山林之中。
之后在多方的保释下,文运昌保全了性命,但是从此无心于革命,没能跟上毛泽东的脚步。
如果文运昌追随毛泽东干革命,那成就必定辉煌,可惜的是他担心自己会成为烈士,并没有坚定革命的决心,遇到危险之后就退缩了。
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文运昌的生活比较苦,此时他听闻毛泽东已经成了共产党的领袖,于是想要攀攀关系,最好能谋个一官半职的。
毛泽东收到文运昌的信后,十分不悦,回信一封:
运昌吾兄:
……家境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如兄家累甚重,宜在外面谋一大小差事俾资接济,故不宜来此。道路甚远,我亦不能寄旅费。在湘开办军校,计划甚善,亦暂难实行,私心虽想助兄,事实难于做到。前由公家寄了二十元旅费给周润芳,因她系毛泽覃死难烈士之妻,故公家出此,亦非我私人的原故,敬祈谅之。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大概你们也是已经了解了的。
毛泽东在信里面说了,全国都比较艰难,共产党也并不富裕,总司令和火夫的待遇差不多,直接打断文运昌想要来陕北发财的念头。
他特意解释了自己为什么要给毛泽覃妻子寄钱的事,因为毛泽覃是烈士,公家给烈士遗孀寄钱合情合理。
他也知道亲戚们都挺贫困的,但是目前并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一来是共产党并没有解放中国,无法改变农民生活贫苦的困境;二来是毛泽东不能以权谋私,只顾自己的亲戚。
文运昌在收到信后并没有说什么,可能会抱怨两句,但此时的他也能理解毛泽东,毕竟共产党并不富裕,而且还要节衣缩食抗日。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挑起了内战,共产党的日子仍旧贫困,至于文运昌,则是不见踪影。从1937-1949年,在这期间没有文运昌的任何记载,应该是像普罗大众一样过苦日子了。
他在共产党困难的时候并没有想着支援共产党,反而想着要优待,而且愈加过分,尤其是建国之后。
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天成立了!”
这一消息迅速传遍中国,文运昌得知后十分激动,他认为苦日子到头了,接下来就该过好日子了。
如果和其他大众一样,认为共产党能带来好日子,那自然没问题。但是文运昌和其他大众不一样,他认为毛泽东能给他带来好日子,因为毛泽东是国家主席,是他的亲戚。
文运昌还是旧社会的思想,认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毛泽东现在成了国家主席,他的这些亲戚肯定能发达。而且作为毛泽东亲戚中最有文墨的人,自己谋个一官半职那岂不是轻轻松松?
于是,文运昌大笔一挥,给田家英写了一封信,附一张14人的名单,要求田家英安排职务。
田家英并没有安排职务,而是把这封信交给了周恩来,然后转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着这份名单,对周恩来说道:“我不管其他领导是不是有这样为亲人作安排找工作的事,这种事,我毛泽东是不会答应的,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是因为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而不是为自己的私利去奋斗。”
于是,他在名单上批示“我不能给亲友介绍工作”,委婉拒绝了文运昌。在收到信之后,文运昌觉得毛泽东可能忘了自己救过他的事了,准备当面说道说道。
巧的是次年毛泽东主动邀请文运昌去京城。这个邀请让文运昌以为时来运转,自己要进京述职了,于是收拾收拾去了北京。
毛泽东知道文运昌嗜酒如命,所以特意准备了好酒,与文运昌把酒言欢。
在谈话期间,毛泽东说道:“你们都因为我的牵连,受了不少苦,现在我也要让你们享受享受。来,干杯!”
虽然毛泽东这样说,但并没有给文运昌安排工作,叙旧之后就把文运昌送回老家了。
文运昌也挺满意的,虽然此次进京虽然没有得到安排,但是他从毛泽东的字里行间中体会到毛泽东的感激之情。只要毛泽东没忘这些亲戚,那他们飞黄腾达指日可待啊。
自己第一次索要职务不成,可能是毛泽东太忙了,毕竟当时(49年)南方还未全部解放。随着全国局势逐渐平稳,毛泽东解决完事之后,可能就会给他们安排工作,毕竟毛泽东也说“要让你们享受享受”。
到了1952年,文运昌见毛泽东还没有给他安排工作,有点慌了。于是在1952年7月,文运昌又一次去了北京。
到北京之后,他就开始介绍自己从1925年就开始接触革命,并且与毛泽东在韶山一起讨论革命方针,包括掩护毛泽东脱险的事迹。
他说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毛泽东怀念起他的恩情,然后给他安排个一官半职的。
毛泽东对他这种言论很不悦,他救过毛泽东这个恩情毛泽东也是知道的,所以在51年的时候邀请他来北京喝酒,但是对于他要安排工作这件事毛泽东做不到,因为毛泽东一生都致力于为公,不以权谋私。
只不过碍于亲戚的面子,毛泽东没有直接反驳文运昌,只是让他继续留在北京而已。
1953年的时候,毛泽连、毛锦成、谭颐春、邹普勋四人特意从韶山进京来给毛泽东祝寿。
毛泽东看见亲戚们兴师动众的给他驻守,感觉有点不太好,于是说道:“去年的时候,我就反复嘱咐过他(毛月秋),今后我乡下的朋友亲戚,父老乡亲,谁也不要跟我祝寿,这也不好。而且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我就提出了这么几条:不作寿,不请客,不送礼,不用人名起地名。作为主席,我应该带头遵守这些约定,你们不应该给我祝寿。”
毛泽东担心有人借祝寿的名义巴结领导,所以建议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做寿,自己是主席,就应该带头遵守这些约定。
但是在交谈的过程中,谭熙春说道:“我们韶山人来了你就劝不要祝寿,你湘乡的亲戚来了是不是也这么对他们讲呢?听说运昌十六阿公还在你这里,你不是也来给你祝寿了吗?”
到现在,毛泽东终于明白他们是什么意思了。他们一遍又一遍的写信,想尽办法给他祝寿,就是想要毛泽东给他们安排一官半职。
十六阿公文运昌在北京呆了差不多快有一年的时间了,家乡人想的肯定是文运昌跟着毛泽东去北京享福了。
于是他们绞尽脑汁来给毛泽东祝寿,为的就是让毛泽东怀念起他们,然后把他们也带到北京享福。
不患寡而患不均,你不能安排了文运昌,不管其他人吧。你要么都不安排,要么都安排,这就是他们最直接的想法。
理解到这一次意思的毛泽东说道:“十六阿公住在这里,不是来给我祝寿的,我一向不主张祝寿。所以今后谁硬给我祝寿,那我只好让他坐冷板凳了。”
毛泽东说完这一句话之后,谭颐春就明白了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是真心不想做寿,之后就算想讨好毛泽东也不能用做寿这个名头。
巧的是,这个时候文运昌走进了屋子,然后说道:“该不会想让我坐冷板凳吧。”
毛泽东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看了他一会儿,然后说:“运昌兄,你来北京也有一些日子了,现在趁着有伴就跟着他们一起回去吧。”
文运昌觉得毛泽东这是下逐客令了,所以十分不高兴,说道“我嘛,我还没打算。”
走勒
毛泽东十分不悦,说道:“好,你走不走由你,我不管了。”
看到毛泽东生气之后,文运昌就觉得确实有点过分了,毕竟自己都在北京住了一年了,于是就跟着毛泽连等人回湖南了。
但是回到湖南之后,文运昌并没有积极劳作,加快社会建设,反而是经常喝得烂醉如泥,动不动就拿自己是“皇亲国戚”说事。
在这里举个例子。湘乡县搞土改的时候,有一个地主被判了死刑,地主的家人想要托关系来减轻判决,找来找去就找到了文运昌。
地主的家人准备了大包小包的礼物,然后打造了一顶轿子,想要让文运昌出面保人。文运昌想着自己是皇亲国戚,保一个人应该也不是多难的事,所以坐着轿子就去区公所了。
在区公所里面文运昌一直坚持说自己是毛泽东的亲戚,想要干部给一个面子,放了这个地主。
区干部知道他是毛泽东的亲戚,所以一直在动员他,给他做思想工作,想要让他撇除封建思想。
但是文运昌仗着自己是毛泽东的表兄,火气越来越大,竟然当场辱骂干部。后来区长把他关了禁闭,直到最后副区长来找他谈话,文运昌这才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然后把他放了。
这一件事虽然过去了,但是足以证明文运昌的封建思想有多严重,他一直以为自己是皇亲国戚,试图逾越法制,以权谋私。
见无法突破毛泽东这一关,文运昌又把想法放在毛岸英的身上,想要让毛岸英劝劝毛泽东。
他拿着毛泽东写给文运昌的借书条,说道:“这是你爸爸当年存放在我们家里的,我们兄弟冒着杀身之祸珍藏几十年,你带回去交给你爸爸咯。”
毛岸英看到借书条后十分激动,他对自己文运昌连连道谢,并且询问他们有什么困难或者或者需要,可以告诉他,然后他可以代为转达。
这个时候文南松开始说话了:“前段时间我给你父亲写信,想请他帮助文运昌伯伯介绍个工作。前两天,你父亲回信说,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你回去之后能不能再跟你父亲说说?”
闹了半天,又绕回来了,还是文运昌的工作问题。对于这件事,毛泽东拒绝了,毛岸英也拒绝了,他表示:“这事恐怕只能请伯伯谅解了。共和国成立以来,亲友中不少人向父亲提出了类似的要求,父亲总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对来信或者请求尽力说明,一一婉拒。权力是人民给的,这种权力只能用于为人民谋福利,绝不能用于为己谋私利。我们共产党的干部,要时刻严格要求自己,在人情上要带好头。”
之后湖南省人民政府考虑到文运昌的学历,想要让他担任文史馆员,但是由于毛泽东特意嘱咐不能照顾这些亲人们,所以湖南省人民政府还特意征求毛泽东的意见。
考虑到文运昌的学历,毛泽东最终同意了湖南人民政府的请求,让文运昌担任文史馆员。
只不过文运昌终生都不能理解毛泽东,他觉得一个小小的文史馆员不能打发他,晚年一直在抱怨毛泽东“忘恩负义”,不照顾照顾这些穷亲戚。
1959年6月,毛泽东回故乡的时候,家乡的亲戚们欢天喜地迎接他。虽然他没有给家乡人安排工作,但是家乡人也逐渐理解了他的用心,并没有抱怨什么的。
但是唯独文运昌始终都不能理解毛泽东,文家亲戚与毛泽东合照的时候,文运昌连去都没有去。
直到1961年去世,他都不能理解毛泽东大公无私的精神。他仍旧是旧社会思想,认为毛泽东贵为“天子”,给他们安排工作应该是很轻松的事。
毛主席对亲戚,可能有点不够意思,发达之后都没有给亲戚谋私利,但是他对人民,对国家是非常合格的。
毛主席他老人家守住了底线,在“公”与“私”之间,他选择了“公”。可能有负亲人,但是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人民。他用一生践行了那句“人民万岁”!
至于他没有给亲人安排工作,这件事就要后人评说了。如果非要在“大公无私”、“不近人情”中挑一个评价,我认为应该是前者。
你们认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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