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女人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女人却各有各的不幸

1829年，法国的“现代小说之父”司汤达，看到报纸上的一则新闻，他的故乡格勒诺布尔发生了一宗谋杀案：

一个名叫斐尔特的青年，在一个有钱人家里当家庭教师，成了这个家庭主妇的情人，后来事情败露，由于怨恨和绝望，青年杀死了那个主妇。

此案件激发了司汤达的创造力，写成了小说《红与黑》，其中的女主角为德·瑞那夫人。

43年之后，俄罗斯的“艺术之神”托尔斯泰在写作小说《安娜·卡列宁娜》期间，莫斯科发生了一件事：

1872年1月2日晚间，有一个穿着体面的年轻女人，在莫斯科的一个火车站，投身于一列货车底下自杀。这个女人是托尔斯泰家邻近的一个庄园主的情妇，因被庄园主抛弃而卧轨自杀。

托尔斯泰受这则事情的启示，重新构思，完成了与女主角同名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宁娜》。

这两位作家虽然国度不同，生活时代不同，但他们笔下的《红与黑》与《安娜·卡列宁娜》的女主人公，德·瑞那夫人与安娜·卡列宁娜的命运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都出身于上流社会，嫁给了显贵势要；她们并不放荡无耻，却都背叛了自己的丈夫，最后在爱情的幻灭和痛苦的挣扎中以悲剧结尾。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如果说幸福的含义，指的是高贵门第、优越地位和舒适生活的话，那么德·瑞那夫人、安娜的家庭，可堪称之为是两个十分相似的幸福家庭。然而，正是这所谓的家庭“幸福”，却造成了她们终生的不幸。那么，造成这两位相隔半个多世纪，不同国度女性爱情悲剧的原因，又有何相同之处呢？

01 外因：腐朽黑暗的社会现实

任何一幕悲剧的产生，都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它植根于时代，来源于社会。

封建王朝复辟后的19世纪上半期的法国，农奴制改革后的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俄国，就是悲剧产生的土壤。它们虽然相隔近半个世纪，却有着共同的社会特征。

一方面，在社会的一切旧有的联系已经松弛，而一切因袭的观念已经动摇的时候，促成了德·瑞那夫人、安娜的叛逆行为。另一方面，腐朽的封建统治顽固地进行着灭亡前的垂死挣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争斗，共同酿造着污浊的社会风习，在这黑暗的社会中，两个女性的叛逆行为又遭受到了残酷的镇压。

德·瑞那夫人与安娜，都是不道德的婚姻制度的牺牲品。她们虽然生长在贵族资产阶级家庭中，但在精神与他们格格不入。先进的时代思潮部分地赋予她们以优秀的品格：

德·瑞那夫人看轻封建等级特权，蔑视金钱财形，同情平民阶层；安娜痛恨封建专制，憎恶上流社会的虚伪道德，追求自由平等。

当她们还未完全长大成人，尚且不懂人生和爱情的时候，她们享受真挚爱情的权利就已经被剥夺了。以门第、地位、财产的利益为基础的封建婚姻，埋下了她们终生不幸的种子。她们分别被嫁给年龄比自己大得多的德·瑞那市长、卡列宁省长，在可怕的、没有爱情的窒息人的阴沟里讨着生活，呼吸不着一口自由的空气。

德·瑞那粗鲁而又鄙俗，除了对金钱、权势和勋章的贪欲以外，对于一切都是麻木不仁。卡列宁则是一架虚伪的枯燥的官僚机器，他委身于政治的野心，热衷于官场的追逐。他的虚伪，是安娜最不能忍受的。

当发现妻子有外遇时，德·瑞那首先考虑的是财产，为了妻子的一大笔遗产，他可以只怀疑而不必去证实。卡列宁最先想到的是名誉，为了名誉，他要求继续维护表面上的夫妻关系，只需瞒住世人。

德·瑞那、卡列宁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丧失了正常人所具备的思想感情，变成了金钱、权势和专制的化身。他们都不尊重妻子起码的人格尊严，使她们肉体上受蹂躏，精神上受压抑。

德·瑞那夫人说：

“我相信我的丈夫从来没有爱过我……他对我简直没有丝毫的怜惜。”

安娜则悲愤地控诉：

“他是一架冷酷的机器……八年来，他是怎样摧残了我的生命，摧残了我身体内的一切东西，他甚至一次都没有想过我是需要爱情的活的女人。”

这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强加给她们的不平等待遇，把她们推到了受迫害受屈辱的地位，迫使她们走上叛逆的道路。

因此，当于连、伏伦斯基分别闯进她们的生活，当着真正爱情向她们发出召唤的时候，不管她们怎样回避、抗拒，最终还是无法不倾向于它。

她们的越轨行为，正是多少年来无爱的家庭生活造成的。而且，和一般贵妇人为了填补精神空虚、追求强烈刺激的放荡行为不同，她们的爱情是严肃认真的，是真挚而又深沉的。

她们富有高度自我牺牲精神的爱，也是建立在一定共同基础上的爱：

德·瑞那夫人和于连有着共同的反等级观念；安娜和伏伦斯基有共同的对传统道德的轻蔑。

但在上层阶级的眼里，她们追求自由幸福的行为，却是一种大逆不道的罪行。

安娜撕破了上流社会用以维护门面的虚伪面纱，摒弃多数贵妇人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愉情生活，光明正大地去追求自己纯真的爱情，这是对上流社会虚伪道德的大胆挑战。

因此，那些情妇成群的贵族老爷和行同娼妓的贵族妇人们，不仅全都像害怕瘟疫一样地躲避着她，唯恐沾污了自己的高贵身份，而且还寻找着种种的机会，在公众场合羞辱她，以便把她从上层社会的圈子中踢出去，并且永远对她关闭大门。

除此之外，当时的法律，也成为镇压她们的武器。正如德·瑞那说的：

“刑法是维护我的，不管结果怎样，我们的教会集团，和我法院里的朋友，会拯救我的。”

卡列宁也是如此，他能够在法律的保护下，任意剥夺安娜的母爱权利，使她永远处于不合法的社会地位。

黑暗现实对两个女性的逼压，还表现为贵族资产阶级上流社会奢侈腐朽的社会风气对青年人的腐蚀和毒化，由此引起了于连、伏伦斯基对爱情的背离，导致了她们爱情的幻灭。

于连出身于平民阶级，他虽然蔑视贵族特权，却抗拒不了上流社会名誉地位对他的引诱，虚荣心、野心、功名心推动着他不顾一切地向上爬，鼓舞着他在个人奋斗的道路上从事各种冒险。

固然在客观上，他无法抵御社会加在他身上的巨大压力，但在主观上，他也并不能像德·瑞那夫人那样，为了爱情作出重大牺牲。相反，他是把德·瑞那夫人的爱情，当成了自己实现野心的工具。出于同样的目的，他轻易地放弃了对德·瑞那夫人的爱情而去追求贵族小姐。

后来由于婢女爱利沙的告密，于连被迫离开，这次离别对德·夫人来说是一番重大打击。

到此，德·瑞那夫人的悲剧已临近尾声。于连在贝尚松神学院毕业最后一次找德·瑞那夫人以后，对于德·瑞那夫人来说，以后的岁月已经无生趣了。

在于连走上断头台后的第三天，德·瑞那夫人也离开了人世。

伏伦斯基是俄国上流社会的宠儿，是社交界花花公子的标本。他追求安娜的最初动机，乃是为了满足虚荣心。

虽然安娜的爱情，曾经净化过他的感情，却无法改变他那被上流社会生活腐蚀了的灵魂。他虽然不满上流社会对他们爱情的压制，但也从未有过与上流社会彻底决裂的决心。和于连一样，他不是屈服于上流社会的压力，而是抗拒不了上流社会对他的引力。

当虚荣心得不到进一步满足的时候，重新涉足上流社会的欲望便紧紧抓住了他。而当他看清安娜成为他重返上流社会的障碍时，他对安娜的不满和一种“内在的恼怒”便增长起来。

他对安娜的冷淡，使安娜感到爱情的幻灭，造成了安娜精神的全面崩溃，萌发并实践了自杀的念头。

02 内因：两人的阶层局限、内心的负罪感与矛盾

贵族家庭的出身和教养，在她们的身上笼罩上了浓重的阴影，给她们的爱情追求，带来了种种无法克服的困难吗，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养尊处优、无所事事的贵妇人生活， 蜕化了她们作为人所应具备的社会劳动的能力。

她们无法改变自己对男人的从属地位。一个不能自食其力的女性， 要想恢复自己的尊严， 保持独立的人格， 这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谈。

于连孑然一身， 无职无权， 决定了他和德瑞那夫人的爱情， 必然是一场空谈。安娜离开卡列宁， 投入伏伦斯基的怀抱， 不过是从吃丈夫的面包转而为用情人的钱财。

第二，贵族阶级的生活圈子，限制了两个女性的生活视野，使她们无法看到这个圈子以外的广阔的社会生活。

她们的追求，只是局限在上层社会的小圈子里，以个人微薄的力量，去争取个人的自由。

较之上流社会的其他人物，她们固然有着超出常人的精神境界，但仍摆脱不了由不劳而食的寄生生活所带来的精神空虚。

因此，对爱情的渴求，也就成为她们精神补充的一种需要。她们对爱情的理解较为狭隘，把爱情幸福看成是生活的全部内容和精神追求的最高目标：

她们视爱情为自己生存下去的唯一保证，可以不在乎上流社会的漫骂，却害怕爱人对自己的疏离与冷淡。

第三，她们有着作为虔诚的信徒不忠诚于基督，与善良的妻子不忠诚于丈夫的负罪感及矛盾心理。

德·瑞那夫人和安娜都是“在宗教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贵族妇女，上流社会的道德观念和宗教意识，对她们有着最为直接的影响。

当德·瑞那夫人时孩子生病后， 她认为是自己与于连的暧昧关系震怒了天主， 因此她恨于连， 她甚至想到丈夫的脚下忏悔自己的罪行。

特别是于连离开后， 德·瑞那夫人感到了极度的空虚、痛苦、无聊，以至于在她精神极端混乱时， 天真地以为饭依天主就会得救， 就会得到灵魂的解脱， 因而把自己与于连的一切统统告诉了神父， 终于导致了一场悲剧的产生。

同样的，安娜为了个人的爱情与幸福，抛弃了丈夫与儿子，她没有尽到做妻子与母亲的义务，违背了上帝的信条。

她在生第二个孩子时因产褥热差点死去，她感觉死亡逼近，强烈挣扎着要求卡列宁宽恕她：

“我只希望一件事饶恕我，完全饶恕我”。

安娜真正要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安娜“划了个十字”，回忆自己的快乐与痛苦，在投身到车轮下的一刹那，她仍然祈祷“上帝，饶恕我的一切”。

她们都对过去的家庭、爱情、生活经历，怀有一种负罪感，希望得到上帝的饶恕，希望死后的灵魂可以升入天堂。

在追求自由爱情的过程中，她们的内心始终充满着尖锐的矛盾：

既热烈地追求现实生活的幸福，又虔诚地笃信虚无的上帝；既有对爱情的渴望，又有对地狱的恐怖；既鄙弃上流社会的丑恶，又不自觉地用上流社会的是非标准来判断自己的行为。

她们把爱情的觉醒看作是道德的堕落，因此，虽然痛恨丈夫的无情，却又同情丈夫的“不幸”。

德·瑞那夫人把儿子生病看作是天主对自己的惩罚，最后终于走上了皈依宗教的道路，成为上帝祭坛上的牺牲品。安娜对上流社会的反抗，也表现得既大胆又怯儒，既坚决又惶惑。她那种内心所进行的自我谴责，则到死都在苦恼着她。

虽然，悲剧有她们自己必须承担责任的内因，但从更广的社会范围和更深的历史渊源来说， 她们的这种内因实际上也是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造成的。

若没有那么多虚假的伦理纲常束缚， 没有那么多精神枷锁， 她们的“负罪感”， 矛盾的感情又从何而来呢？德·瑞那夫人与安娜都悲惨地结束了她们年轻的生命， 这是残酷的现实生活对两个“叛逆者”的无情回答。

在19世纪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里， 司汤达与托尔斯泰，这两位伟大的作家以撼动人心的艺术笔力，为我们留下了两位光彩照人的悲剧女性形象。

她们的悲剧蕴含着深厚的社会意义，两个向往自由的灵魂在困境中的挣扎与反抗，透视着时代和社会的矛盾，她们是黑暗时代里的一线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