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赏｜胡一川：浪漫赤忱的“前线”人生

他是一位艺术家，同时也是一名“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战士。20世纪30年代，他发起组织“一八艺社”，积极参与左翼美术运动，抗战爆发后又投身抗日救亡最前线，领导“鲁艺”木刻工作团，在“炮火连天、冲锋肉搏的血阵里”以艺术为刀锋，肩负抗日救亡的重任。新中国成立后，南下创立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广州美术学院，数十年孜孜不倦地活跃在美术教育最前线。

日前，由中央美术学院与广州美术学院共同主办的“站在人生的前线——胡一川艺术与文献展”在中央美术学院启幕，展示胡一川各时期重要代表作品和珍贵文献约五百余件，其中许多重要历史文献经胡一川研究所近年挖掘整理，系首次公开展出。

那么，作为艺术家的胡一川为何毕生“站在人生的前线”？究竟是怎样一种力量，驱使他在战士和艺术家双重角色之间自由切换，借助历史文本和艺术文本，或能释读“战士”胡一川和“普通人”胡一川。

歌咏与木刻 革命的浪漫主义

1910年，胡一川出生于福建省永定县一座客家土楼。他九岁那年，母亲被鼠疫夺去生命，之后他带着幼年的弟弟踏上了远漂南洋投奔父亲的路途。在那里，他遇到了毕业于上海美专的美术老师陈承惠。耳濡目染之下，孩提的胡一川对油画和水彩画便有了朦胧的感性认识，开启了他日后的美术之路。

“歌咏和木刻都是目前有力的文化工具，我应该负起责任来完成它独特的使命”“我老是喜欢沉醉在优美或雄壮的歌声里，它会予我无可限量的鼓舞”。美术与音乐是胡一川毕生最重要的事业和爱好，在其奉献给艺术与革命的一生中，木刻是他最犀利的战斗武器，音乐则是他最好的艺术催化剂。胡一川喜欢音乐，除了唱歌，他还拉小提琴、弹吉他、弹钢琴……音乐像是他的精神伴侣，帮助他战胜艰难困苦，让他积极乐观。

《到前线去》，1932年，黑白木刻，上海鲁迅纪念馆藏。

充满“革命浪漫主义、革命理想主义”情怀的胡一川从拿木刻刀开始，就认定木刻是“民族解放、生存斗争的武器”。创作于1932年的木刻版画《到前线去》以巨大的精神震撼力和独特的表现性语言引起了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强烈反响，被公认为中国新兴木刻的经典之一，同时被收录进美国的教科书《与艺术共存》。这幅深受德国版画家梅菲尔德影响的作品，真正体现出中国现代木刻的极致水准。刀法泼辣、奔放，作品造型夸张、线条粗犷有力，饱含着瞬间迸发的热情，画中那挥舞手臂、呐喊到前线去的年轻人——正是20岁的胡一川的真实写照。

“到前线去”的呐喊，也跟胡一川对音乐热爱紧密相连。除了拼命推广木刻运动外，胡一川又以极大热忱用他的歌喉投入歌咏运动。他既是民众馆歌咏团的总指导，又到青年会的歌咏团去编队，除了把报社字房的工友组织起歌咏队，还到星光歌咏团、教育馆的军训团、印务公会，甚至到妓女的识字班去教唱《示威歌》《义勇军进行曲》。当年，青年会歌咏会出版的《雄壮歌声》就是用木刻《到前线去》做封面。

他用自己的艺术实践告诫木刻工必须改变自己的审美趣味，要创造出人民喜闻乐见的木刻作品。“不但要注意分别出中国人的眼神、鼻梁、表情和姿态与外国人的不同，就是在国内各种人物的性格，某时某地的人情风俗，住所、服装、用具、生活习惯等都要特别留心。”悬挂在延安毛主席窑洞会客室墙上的套色木刻《牛犋变工队》胡一川之手，英国记者斯坦因看后连连赞为“木刻天才”。

创作与教职 纠结矛盾的情感

《开 镣》，1950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胡一川的美育与文献”板块集中展示了胡一川的手稿、书信、文献，串讲了他投身美术教育的历程，记录着他创办美术院校的事迹。

1950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胡一川任党总支书记，与徐悲鸿携手共建新中国的美育园地；1953年他受命南下武汉创建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后南迁广州改名为广州美术学院，胡一川出任院长。

然而，作为“普通人”的胡一川也因为创作欲望与行政工作相抵触，产生许多不满的情绪，他感到苦闷，这些矛盾成为纠结他一生的心病。展厅一角，呈现了胡一川《过雪山》作品的创作过程，包括去二郎山实地采风所得的系列速写小稿。这次采风体验饱含着胡一川的热忱和冲劲，然而“整风”运动展开，让时任中南美专校长、党总支书记的胡一川不得不暂时搁置这次创作，投入到行政业务中去。为此，他焦虑、痛苦却无可奈何。更为遗憾的是，几年后最终完成的画作也未能刊载在任何出版物上。胡一川日记中所记述的完整构思与心情，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情感矛盾纠结的真实的胡一川。

其实，早在1944年5月任职鲁艺美术系党支部书记的胡一川，就曾给鲁艺院长周扬写信倾诉过这方面的苦闷，结果当然难如其所愿。他曾在日记里表示，“我感觉到唯一解救自己的办法，就是利用一切空余的时间专心于创作上，以不断顽强的努力争取在艺术上的进步”。1953年胡一川受命辞别中央美术学院去武汉组建中南美术专科学校，也是“我好多题材都是北方的，能不能我不去”的请求落空而和战友洒泪南行。而当完成创作与行政工作发生矛盾时，他只得强行停下创作，转而服从安排。他在日记里写下内心感受：“我经常用双手按着胸口，因创作欲经常像火山一样要爆发啊！”

另外还有一组反映胡一川思想波动、想搞创作、想回北京而与周扬、蔡若虹等人的通信，特别真实地呈现了胡一川作为一个文艺工所希望的前线担当。自觉自律的胡一川做出了服从组织的安排，约束自我创作欲望而去实现克己奉公，把精力从艺术创作转移到创建美术院校、推动新中国美术教育的工作上，这也是胡一川为何能够“站在人生的前线”的一个最佳阐释。

恋人与妻子 战火里的浪漫爱情

哪一位艺术大师背后没有一段唯美浪漫的爱情呢？

19岁的胡一川进杭州国立艺专学画，这位热血青年追求进步，参加了革命和艺术创新，并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与夏朋建立了感情。她是雕塑系的学生，浙江一盐督官家的小姐，比胡一川还早加入共产党。夏朋的家世非常好，祖父是前清候补监场官，父亲精通四国语言，任职于政府盐务部门。夏朋家庭条件优渥，住大洋房雇女佣，对比胡一川这位穷学生简直就是天渊之别。胡一川自然会有自卑，那么这段美好爱情的开始取决于谁呢？自然是夏朋。可惜，这是一段短暂的恋情。

夏朋，这位穿着时髦的官宦小姐，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每次过法租界关卡都是她把文件藏在大衣里，用法语与巡捕寒暄几句就通过了。那年头蒋介石对中共党员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她三次被捕入狱，最后死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年仅24岁。1933年，夏朋在狱中寄给胡一川的诗中写道：

“铮铮的铁环

与锵锵的枪刺映

这初秋时节的留影啊！

也将在波涛中颠荡？”

——赠给被囚的凯（“凯”是夏朋对胡一川的称呼）

《我的故乡》，1983年，胡一川研究所藏。

失去恋人的胡一川并没有放弃对共同理想的追求，日记中“你应该勇敢地跑到时代的前头当旗手，而不应该握着时代的尾巴”，是胡一川对革命战友的回应。1939年，胡一川出狱回到厦门，他遇到了后来的妻子黄君珊。这位刚18岁的女孩，是双十中学新闻科的学生，在《星光日报》实习。她总穿着一件红外衣，崇拜他是个革命者，他也被女孩的青春活力所吸引，两人相恋了。结婚数十年，夫妻俩演绎出跌宕起伏、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这成为胡一川敦促自己不断创作的动力，“身体业务双丰收”，是夫人黄君珊生前对胡一川的祝福与期待。

“要勇当旗手，要推动时代，要追求光明，要高声歌唱”，这是27岁的胡一川写给自己的鞭策！应当说，从战士到美术教育家、艺术家这数重身份，对胡一川的艺术和革命人生而言无疑都是一种推力、一种担当。饱经磨砺的艺术家能够培养出诸多优秀品格，如质朴、真诚、勇敢、顽强，而当它们遇见天才般的艺术之手，必能结出丰硕的艺术之果。

好展

宋步云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大学专修油画，1937年回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创作了大量宣传抗日的木刻作品。中央美院美术馆精选宋步云一生的代表作，以时间脉络和艺术探索为线索分为“烽烟岁月”“巴山蜀水”“家国新貌”等板块，展出约150余件作品，并首次展出了他在木刻和摄影方面的珍贵文献资料，为观者展现20世纪中国美术进程中的宋步云。无论是1940年代嘉陵江畔的光色表现，还是新中国初期的城市风景和人物画，其对生活场景的描绘以温暖色调自带诗意。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白皮松》系列作品表现出逆光景色中的色彩关系和抒情的色泽，以《俯瞰故宫》为代表的一批油画首次集中描绘北京城市风光特别是古典建筑，以新的主题填补了油画表现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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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发于12月16日北京日报鉴赏版

新媒体编辑 陈 涛

北京日报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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