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陈情诗，既是杜甫的自荐信，也预示了他沉郁悲愤的诗歌人生路

公元748年，困顿于长安的“卖药翁”杜甫向当时的尚书左丞韦济，写了一封“自荐信”——《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在这封信中，杜甫有着“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豪迈，展现出了自己敢怨敢怒、诚挚不伪、傲睨一切的精神力量，更重要的是预示了杜甫将以诗歌为武器，记录时代的苦难，踏上一条沉郁悲愤的现实主义诗歌人生路。

01《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诗的背后故事

746年，杜甫和老哥李白在山东石门（今曲阜县东北）分手后，便结束了他“访仙人、采仙草、炼仙丹”的南北漫游生活，去到了长安，满心希望能在政治上找到一条光明的出路。

747年，36岁的杜甫，恰逢唐玄宗欲求天下之士而下诏“通一艺以上皆诣京师。”他便参加了这次特科考试。但因宰相李林甫的忌刻，这次科举被搞成了一个堵塞贤路的政治大骗局，使得应试者“无一人及第”。

杜甫落选后不久，其父便在奉天（今陕西乾县）县令的任上去世。此后，杜甫经济来源断绝，便流落长安，开始了他长达10年的穷困生活。

为了生计，他不得不奔走权门，以寻求进身的机会；也不得不屈身应酬，遭人白眼，过着屈辱的生活。当时，杜甫由于在长安没有政治背景，就把希望寄托在旧日相识的河南尹韦济身上。

韦济在河南尹任上，因赏识杜甫的才华，曾到堰师陆浑庄拜访过杜甫，但因杜甫离家到长安应试而不遇。为此，杜甫写了《奉寄河南韦尹丈》一诗，称颂其惜才见访之意。

事隔一年，748年，韦济升为尚书左丞，从河南来到了长安，杜甫曾到韦济府上拜谒，受到热情接待。这年初冬，他便又写了《赠韦左承丈济》一诗，除对韦济说了许多感激称颂的话外，还把自己比作“饥鹰”说：“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直言希望得到韦济的推奖，给他一个驰骋奋飞的机会。

韦济得到赠诗后，似乎没什么反应，也可能推荐了杜甫，但无效果。杜甫想必也清楚这一点。眼下，他想离开长安，一时又下不定决心，难于悻悻而去，接着又给韦济投赠了这首《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五言古诗。

正由于韦济很赏识杜甫的才华，杜甫才把他视为知己，诗中直抒胸臆，可以说是倾向朋友的一篇肺腑之言。

杜甫的这首诗不同于前两首赠诗的地方，是颂语少而怨语多，起甚抑郁，结自慷慨，反映出他早年的抱负和当时沦落长安的酸辛，是他对自己在长安的困顿情景所作出的形象而深刻的写照。

这里诗人把他落选后内心的愤激不平，尽情地倾诉给自己的知己、前辈，就是对当时权贵用事、人才不被重视的不合理现象的谴责，就是对那黑暗的社会现实的揭露。

02 一个辞气纵横，感愤悲壮，敢怨敢怒，傲世十足的杜甫

这首诗虽不能说是杜甫最成功的代表作，却也是杜诗中的名篇。

全诗有四层意思：起首四句为总帽，用乐府调开出全篇，先来一个开场白，愤激而有古趣，既以自提，兼提韦丈。头两句用议论总提，虽不免突兀，诗人一肚皮的愤激牢骚，信口衡出：

“纨裤不饿死，儒冠多误身。”

但是，这是出于真情流露，心地诚挚，却并不显得唐突，更何况诗人因韦济年纪较大，是长辈，对之很尊敬，开头便称呼为“丈人”，这在语气上仍是很得体的。

这两句诗无疑是杜甫从他以往十年南北漫游、二年客居东都，特别是近两年困居长安的生活实践中感受出来的经验之谈；是他生活深入后对当时社会进一步的认识：

当时社会的政治腐败，权奸当道，唯亲是用，重贵族裙带关系而不重实际才能；所谓科举制度也往往只不过是一种埋没人才的骗局。贫穷出身的饱学之士，想通过科举得到出路，谈何容易！

而一些贵族子弟则纷纷登第，窃踞高官的现象却是司空见惯。如杨国忠的儿子杨喧，不学无术，考明经不及格，而仍名列第一。御史中丞张倚的儿子张奭，对经书更是一窍不通，也列为首选。所以，诗人面对现实就只好如此慨叹了。

这10个字不仅是诗的发端，统领全篇，而且是诗的主旨骨干，下面三大段均从此说开，层层申述。

“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这12句为第一大段，着重陈述自己少年自负和学问本领，算是申言自己的“儒冠”事业。

前8句是叙述他在学问上的成就。所谓“早充观国宾”，是说他早年应举的事。735年，杜甫由乡贡参加进士考试，时年24岁。“观国宾”，用《易经·观卦》：“观国之光，用宾于王”的典故，指应举到京参加考试回答皇帝的策问。

杜甫在这里自认为才敏学优，既可与西汉的大辞赋家扬雄与建安著名诗人曹植等古代文豪媲美，也已为当代的社会名流李邕（为玄宗时著名文人，尤以书法称著，曾为北海太守，比杜甫年长三十多岁）所推重，真可以说是“足以驰骋古令”了。这还真不是杜甫吹牛，据《新唐书·本传》记载：

“甫少贫，不自报，李邕奇其才，亲往见之。”

可见，杜甫说自己“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也是真话，并非夸饰之辞，当是诗人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至理名言，既含有着哲理的光辉，也带有着自负的神情。

这段最后4句尤妙：“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可谓横空盘郁，愈见魄力，抒写出了自己的政治抱负，表现出了诗人当时的自信心，在他人亦不敢说出。

杜甫一生饱经忧患而爱国忧民之心不变，其早年就抱有“致君善俗”、安国济民的志向可说是不奇怪的，正说明他不仅仅是一个以文辞见长的诗人，而且具有着远大的政治理想，他之所以终于走上了诗人的道路，由于时代的动乱和自身遭遇所致，恐非其人之初衷。

“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主上顷见征，欻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

这12句为第二大段，慨叹自身流落京华，怀才不遇，备受困厄，申明“误身”之故。

前8句泛述自己贡举不第后13年来，特别是“旅食京华”以来的流浪生活情景，极言困穷。略不自讳，磊落坦荡，隐然见其具有不凡才华和抱负，而竟受到如此现实的冷遇。

这里，诗人既是对自己遭遇的悲伤，更是对社会现实的控诉，可谓涕泪满纸。“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两句写诗人的内心苦痛，以照映首句“纨裤不饿死”，表示出自己难以抑制的愤慨。

后4句入眼前事，关目清晰，特揭出应诏退下一事，以见“儒冠多误身”的现状。诗人说他对玄宗的诏征本来是抱有希望的，这次很想乘机振作起来，以伸展自己的抱负。但是，其结果还是像大鹏一样在高空垂下翅来；像大鱼一样在细水里飞跃不起来。这就使他不能不深感“萧条”而“悲辛”，已尧感到靠科举进身是不可能的了。

不过，从诗句中的用典来看，诗人却是没有灰心的，其性格之顽强仍隐然可现。比如，“垂翅”取自《后溪书·冯异传》中的“始虽垂翅回溪，终能奋翼池。”

可见，诗句虽然措词伤痛，而用意却也磊落，还是具有着前次赠韦济诗中那种“饥鹰待一呼”的精神。

“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于百僚上，猥颂佳句新。窃效贡公喜，难甘原宪贫。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踆踆。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常拟报一饭，况怀辞大臣。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

篇末的16句，为最后一大段。措词陡健而摸素，是对韦济的衔感，深致叙别之情。

前4句写前辈爱才之心，表示眷念，令人。这是赠诗的原因。诗人热情地说明自己所以敢于如此直率地倾诉衷情，是因为韦丈一向对人真诚，待己不薄，感谢他常常在官员们面前夸奖自己的诗，自己对之亦当以知己相报的。

中间8句开诚地写自己对韦济原来抱有很大的希望，现在已知其爱莫能助，无能为力，遂忽“西去秦”、“东入海”，索性离开长安，但却不忍离去的矛盾心情。遣词委曲，口心问答，刻划细腻，真是写尽进退徘徊之状。

这里，诗人说他想离开长安，并不是对知己推荐未果怏怏不快，其实自己对长安、终南山、渭水，特别是韦丈倒是更为眷恋，不免“回首”而“尚怜”的。

句中正面运用了西汉贡禹听到好友王吉作了高官，而自己高兴得“弹冠称庆”的典故；反意运用了孔子的学生原宪甘贫的故事，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自己热衷政治的意图，都是十分得体的。一正一反，切合本身，表达了自己的诚意，感人至深。

最后4句则表示了自己欲留而不能复留的意向。诗人作结，就如同“纵身云表，有海阔天空之致。”这里，诗人表明自己要想做一只出没于烟波浩淼之间的白鸥，远逝万里，不再驯服地、屈辱地寄人篱下了。

有此一结照应篇首，足见其对“儒冠误身”的社会现实的愤慨，而显示出全篇中的傲岸骨气，使人读后精神为之一振。

但是，杜甫写了这首诗后，终究是没有真的离开长安，远走高飞。这固然主要地是由于他在诗中已表明的不忍离去的思想所支配；但也可能是受了韦济等人的劝阻的。因为诗的情感既如此浓厚，对方岂能无有回音？

杜甫在这首诗中，不无自负地述说了自己一生勤学苦练的成长过程，毫无顾忌地倾吐了自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同时也对“纨裤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的社会现象，表示了极大的憎恨。

全诗感愤悲壮，写得虽朴质浑厚，却也辞气纵横，英锋显露，不仅给人以诚挚不伪、敢说敢想的感染力量，而且更多地给人以敢怨敢怒、傲睨一切的精神力量。这就初步地显示出杜甫特有的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从中，我们既看到了诗人已开始从长安灯红酒绿、紫陌香尘的现实中清醒过来，从而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社会，观察到现实中存在的势利和丑恶；也看到了诗人现实主义艺术力量的胜利，正把自己的不幸遭遇和深刻的社会矛盾结合起来，把对国家的热爱和对现实生活阴暗面的揭露结合了起来。

所以。在欣赏这首诗的时候，就有必要把诗的开头两句和最后两句加以对照，以反复揣摩诗人当时的思想感情，就会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杜甫在这首自叙诗中控诉自己在政治上所受压抑时，虽对韦济表示了浓厚的知遇感恩之情，却不但没有摇尾乞怜的味道，相反傲世十足，把茫茫俗物全没放在眼里。

这真可谓虽处困顿之中而志气毫不为挫了。这也是杜甫后来之所以能长期地不断地抨击现实，替人民鼓呼而始终没有变节妥协的重要原因。

这首诗，正标志着杜甫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开始。杜甫正是在这个立足点上，从自己的理想和遭遇的矛盾中，从以干谒求进到以干谒为耻的痛苦和沉思中，逐渐地认识了那个时代。

也正由于“再使风俗淳”的理想和“到处潜悲辛”的现实两相冲撞，才使他认识了自己应该担负的责任；并使他的创作迸发出耀眼的火花，终于能以诗歌为武器，记录下了那个时代的苦难，成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