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商自古难两立？从吕不韦到胡雪岩，由商入官为何总是难以善终

中国社会是一个传统的农耕文明，以辽阔的土地和日益成熟的农业技术作为国家发展的基础，国家的第一目标是尽快解决民众温饱问题。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中国就确立了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社会秩序。战国时期，商人出身的吕不韦即使官拜丞相权倾一时，最后还是难以善终。在长达数千年的王朝历史上，商人群体和官僚群体似乎天生就带有冲突和矛盾，两者难以融合。即使到了帝制社会的末期，国家依旧无法真正认可胡雪岩这样的红顶商人，商人群体进入士林更是难上加难。纵使偶尔得以进入，也是屡遭白眼被众人所轻视。这既是中国社会的特性也是中华文化的内涵，其具体的情形如何，且待在下慢慢道来。

官商自古难两立

从世界历史上看来，农业文明与商业文明是孕育大国的根本元素。西方社会中无论是古典时代的希腊和罗马，还是近代的英国和美国都是建立在商业文明的基础上，拥有社会财富的商人阶层是笑到最后的胜利者。政治的背后往往都是在经济天平下进行的权衡，而真正掌控国家命脉的也是商业精英和财阀巨富。但是在中国，商人阶层却是一个十分尴尬的角色。他们的富有从先秦时代就已经打下了基础，各路富甲一方的巨商大贾积攒了非常惊人的财富。然而出于稳定社会的因素，统治者并不希望看到商人们的财富不断地积累下去，更不希望看到商人凭借着巨大的财富交通王侯，染指政权。所以从春秋时期开始就确立了商人作为贱民的社会属性，而由商入官则是一类非常特殊的分子出现在了中国政坛中。

中国商人的典型特征是“只富不贵”。虽然家财万贯却要受到很多的歧视。而由商入官更是难上加难，比较典型的就是秦庄襄王、秦始皇初期的丞相吕不韦和清王朝中晚期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吕不韦早年是周游列国的行商，聚敛了大批的财富。并且在赵国结识了秦国王孙嬴异人，吕不韦认为异人奇货可居，就赌上了全部身家用于帮助嬴异人走上秦王位。后来异人成为了秦庄襄王，吕不韦也成为了丞相。吕不韦在位时期继承了历代秦国政府的发展势头，不断锐意进取。后来在秦始皇初年，吕不韦权倾一时，他商人的面目也暴露无遗。他的贪婪和浮夸之风越来越盛，据《史记》记载：

“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不韦家僮万人。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

这样的气势甚至凌驾于秦王之上，后来嫪毐之乱爆发后牵连到吕不韦，秦王随即借题发挥罢黜远徙吕不韦。吕不韦在贬谪入蜀的路上自尽，他虽然曾经贵为丞相。但是商人得志猖狂和肆无忌惮的本性却害了他。

清末的胡雪岩则更是被自己的商人身份所连累。他本来是江南的商户，后来因为和浙江的政坛建立了联系，得以在官商之间游走获利。曾国藩的湘军开始和太平天国正面抗争之后，胡雪岩以军火、粮食、军饷等业务和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结识，获得了军内总管之职。后来胡雪岩更是在建功立业的同时牟取暴利，不仅获得了国家颁发的黄马褂还得到了二品顶戴，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红顶商人”。但是好景不长，随着中法战争的爆发中国的经济领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胡雪岩的钱庄和生意都受到了剧烈的影响，欠下了官方的大笔债务，而且国家也转了风向开始严查胡雪岩。据资料记载：

“清光绪九年（1883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清廷再下谕旨，将胡雪岩革职，并让左宗棠追剿胡雪岩欠款。”

胡雪岩两年后在悲愤交加中郁郁而终，可以说胡雪岩的一生实际上看似是游走于官商两界。可是在清政府眼中，他只不过是一只待宰的肥猪，一只可以让钱生钱的金母鸡。等到他的利用价值被榨干后，清政府就可以将这头肥猪宰了吃肉，他所积累下的毕生财富只不过是为朝廷代为掌管几十年罢了。

中国为何容不下商人为官

首先是国情不同，西方的商业文明基础在于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和小国林立的政治格局。从商业文明中孕育出来的大国，基本上都是通过贸易和农业文明的国家换取足够的粮食，在此之上才能够发展商业。比如希腊罗马就曾经从波斯等地换取粮食以弥补国内的粮食不足，而近代的英国也曾经从欧洲与东南亚换取大批粮食与葡萄酒。可是中国的周围却不存在这样的国际秩序，中国只能够以内向型的发展模式前进探索。加上中国的商人致富会引发连锁效应，最初始的贸易大多数都是从农业贸易开始。当朴素的农民看到商人的富有之后，基本上就会抛弃原本赖以为生的土地和农业，如此一来商业的人口膨胀，农业的人口下降。粮食的供给和人民的生活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其次，商业容易激发起商人过分的欲望，也就是在衣食富饶之后会去谋求非分恩荣。吕不韦就是当中的代表，他从政方面确实有才华，但是以商业的思维管理政治，投机取巧的商业冒险精神很容易会陷入到失控的状态。嫪毐之乱就是吕不韦自编自导的一场胆大妄为的政治闹剧，他也因此而自食恶果。其实历史上也存在商人出身的官员成功洗白的案例，比如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彠曾经就以巨富资助唐高祖李渊，李渊封他为利州都督、应国公。他在任时期就比较收敛顺从，并没有扩张自己的贪欲。虽然也不被当时的读书人集团所认同，但是却得享善终。这说明在中国的古代社会中，官商之所以难以相容主要还是因为商人在经商过程中养成的性格特质造成的。商人的贪婪和短视往往与匡时济世的政治主张有所违背，毕竟中国古代的社会目的是要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而不是某一件短期的商务洽谈。

最后，中国的文化之中，较高水平的追求是“利他”，是舍己为人。读书人也是想以自己的一身才能造福社会，通过为百姓谋福利从而实现自身价值。而商人虽然有精明世故的才能，但是其根本是自私的，为了利益可以不择手段。这一点在马克思的《资本论》里面有更为直白的记述：

“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

所以，这样的文化可以出现在人口分散，小国林立的欧洲，但是却不能出现在中国。因为中国讲求的是生存的稳定而不是投机的冒险，中国古代社会之中的官商注定都无法善终。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社会是由读书人统治的等级社会，商人居于最底层。虽然历史上有很多由商人入朝为官的例子，但是这些人大多数无法善终。这主要是因为长期的商业习气养成的性格不适合广大的中国社会，和中国历代统治者追求的社会景象格格不入。虽然中国没有形成重商主义，但是却得到了相对稳定的时代，这也是一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