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上海为何能形成以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为首的青帮集团

旧上海威霸一方的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青帮集团约形成于民国以后；其诞生之后，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规模和影响之大，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这个集团是如何形成的呢？

01上世纪初大批移民涌入上海，是首要因素

1949年以前，上海近500万的人口中，有400多万来自全国各地，占总数的80%以上。

向上海大批移民的关键因素则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变化。

鸦片战争后，在东南沿海地区，外国廉价商品的倾销、洋布排挤土布、洋船驱逐沙船等破坏了农村中的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出现了大量的失业手工业者和破产农民。

在福建、广东、江苏、浙江、安徽和由东等省有数以万计的失业者沦落乡村街头。1843年清政府将由运河北运的漕粮改由海运，又造成大批失去生计的水手。再加上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带来为大批难民，使得东南沿海各地逐渐聚集了一个庞大的游民阶层。

他们中有的人被迫起来与封建殖民统治者抗争，更多的是流落江湖、四处漂泊。在失业大军出现的同时，当时地处漕运要道的上海则成为这些人谋生发财的首选地。

由于超越中国主权之上的外国租界的建立和上海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上海城区规模在半个世纪中成10倍、20倍的扩大。

市政设施建设的惊人变化，城市功能的多元化，风格各异为别墅洋房，水电煤气等先进设备和旧中国最众多最豪华为戏院、舞厅、游乐场、弹子房等的出现，吸引了无数的失业者和一大批下野军阀、失意政客、逃亡地主和富家子弟，造成了向上海移民的长达百年之久的人口迁徙运动。

大批移民人口涌向上海，对大亨集团形成起了催化作用。首先是带来大批无以谋生的游民，强化了上海本来早已存在的黑社会势力。

犯罪、娼妓、吸毒、抢劫、骚乱等城市病蔓延。由于市区人口过于膨胀，将许多贫民推向边缘地区安家，出现许多鱼龙混杂的棚户区。

这些地区不仅内部产生流氓团伙，社会黑势力也乘虚而入，盘根错节、泥沙俱下，成为窝赃销赃、聚众斗殴、策划犯罪的藏污纳垢之地。

发展到上世纪初，沪上流氓人数增至十几万人。从名称看，有“九条龙”、“薄刀党”、“一百零八股”、“十姐妹”、“抛尸党”、“青龙党”等。

从性质看，有聚赌团伙、诈骗团伙、乞丐团伙、贩盐团伙以及拐卖人口团伙等，从地域看，有法祖界的黄金荣集团，英租界的沈杏山集团、尤阿根集团、尚武集团，南市的赵阿宝即范高头集团、李阿三集团、陈世昌和马德宽的三十六股党，码头地区的马占魁集团、沈关生集团、范回春集团，以及被称为“沪西一条龙”的刘福魁集团等。

从籍贯看，有江苏籍、安徽籍、浙江籍、山东籍、河南籍、河北籍以及上海本籍，其中不乏染有劣迹的江洋大盗或声名显赫的枭雄。

青帮江淮泗帮“大”字辈赵成楼，1909年在淮阴杀人后，在上海专事贩卖枪枝获取暴利。

号称“江苏大王”的顾竹轩，16岁来沪初为人力车夫，后来手下拥有数万人的苏北籍队伍，他与法租界金九龄同为苏北籍的大亨。

三大亨中的张啸林是杭州出名的游手好闲之辈，民国初年到上海，在同其他流氓频频交战、争夺势力范围中，成为与黄金荣、杜月笙并驾齐驱的沪上一霸。

至于上海本地籍中的“地头蛇”亦“人材”辈出，除上海滩“三闻人”之首的杜月笙外，小八股党成员顾嘉棠原是上海北新泾花农，后只身到十六铺谋生成为流氓。

芮庆荣原是曹家渡铁匠，后成为杜月笙手下四大金刚之一。可以看出，这种因大批移民进入上海而造成的恶势力猖獗及其大鱼吃小鱼的社会竞争环境，正是大亨集团得以迅速破土萌芽的外部条件。

另外，他们也将传统帮会带入上海，其中的青帮迁移尤为重要。帮会本不是上海的土产，至上世纪50到60年代，作为“舶来品”的青红帮随首批移民流入上海。

1851年传入的上海小刀会，即是红帮支派。小刀会起义失败后，红帮遭到沉重打击被迫进入较长的蛰伏期，青帮势力开始崛起。

辛亥以后，各地帮会头目也随移民潮陆续进入上海。当时青帮“大”字辈头目全国有四分之一约38人和一半以上约232个“通”字辈人士移居上海，他们在沪上大力发展其组织。

青帮原为清廷漕运人员传授技艺维持职业、互帮互助的民间组织，流入上海后逐渐异化。

不少人因生活所迫借烟馆、赌场、茶坊为巢穴，靠诈骗、行劫、偷盗、强霸市头、拐卖妇孺、经营赌场等维生。

据1876年6月15日《申报》报道：

“嘉道间，惟粮船过境时，其党即青帮必上岸滋事。或窃或盗、无恶不作……，今则蔓延江南北郡县，无地无之。立字派，别尊号，逞杀肆恶，结为死党”。

青帮中的一些“强龙”为在上海站稳脚跟，求得发展，与当地的地头蛇结合，出现了帮会流氓化的倾向。

与此同时，上海土著流氓团伙也引进传统帮会的组织结构，由原来的乌合之众而结帮设会，排列座次，设别规矩，亦出现了流氓帮会化趋势。

如此演进到清末民初，在上海地区“不妄所目见者，几无一流氓不入青帮。”

这种颇具上海特色的、引入帮会体制、机制和做法，业以青帮为主体的大小不一的流氓势力，成为大亨集团赖以产生和发展为主要基石，也是大批移民涌入上海带来的结果。

02 近代上海“三界四方”的城区环境和政策导向，是客观条件。

租界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怪胎，它的不受政府管辖的特点和同华界并存为“各自为政”体制，使得上海华洋界区交界处出现大大小小“三不管”的真空地带，这对于各类犯罪团伙的繁殖和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地痞流氓啸聚于此，不仅是因为有如蜂窝排列的茶楼、酒肆、烟馆、赌台等理想作案场所，更因为这里比较安定，流氓瘪三们可以充分利用三界武装力量不能越界行事所形成的界区缝隙，从事各类犯罪活动。

大亨集团在上海滩的问世，就是鉴于对界区警力真空这一特点为认识和利用有关。

比如郑家木侨地段，该处是今福建南路联洁“洋泾浜”南北法英两界的郑家木桥为中心为周围地区。

黄金荣充分利用一河之隔、形同两国制度的缺陷，在这里聚众斗殴、呼风唤雨。

他每天上午九时起床后至郑家木桥附近的聚宝茶楼，坐在他固定的专位上，边吃点心，边会见各色人等和手下徒众，策划抢劫，分赃劈霸，侦查案犯以及交线索、通情报、讲斤头等。郑家木桥成为黄金荣早年从事流氓活动灼重要据点。

再如十六铺地段。这里是华法两界交界处，亦是上海水陆货物集散要地，人等混杂，杜月笙从14岁起，从浦东高桥浪迹于此，他为了寻找强有力的靠山，拜十六铺地痞头目“套签子福生”陈世昌为师，投帖入帮。

后又经“饭桶阿三”黄振亿介绍投入黄金荣门下，依仗黄的势力在十六铺跌滚摸爬逐渐出头。

许多黑社会组织和头目，如大八股党、小八股党、十姐妹等也是在这一带聚集壮大的。

再有民国路（今人民路）至八仙桥一带。此地属华法交界地区，毛初出茅声的黄金荣曾厮混于晏海门（俗称老北门），勾结看门兵卒和息三小偷敲诈百姓。移居八仙桥后，其势日渐强盛，黄将手下干将杜月笙等以及小八股股党头目一一安置周围弄内，形成以八仙桥黄公馆为中心的青帮流氓巢穴。

从上述三个发祥地看出，华洋界区这一社会环境是大亨集团形成的弥散于沪上的一种政治势力的重要条件。

尤为注目的是租界当局和华界政府对上海帮会流氓势力所采取的政策导向。由于遣民者无比贪婪，租界成倍扩展、人口猛增，盗贼并起。作为租界政府的工部局公董局不谙中国的风土人情和社会内幕，且警力不足，租界一时成为“藏龙窝虎”之地。

据1861年《北华捷报》载，此时美界巡浦仅6人，流事作案的亡命之徒，被通辑捉拿的罪犯等均以此为巢穴。

此地赌博、吸毒、卖淫活动猖獗，被称为“世界上最恶劣为贫民窟之一。”殖民当局为调节社会秩序，将最有能量的黑社会势力纳入自己的治安轨道，采取“以毒攻毒”、“以华治华”的政策，来保证社会新的平衡。

1892年黄金荣等八面威风的流氓头目首先被法租界接纳到巡捕房，由于黄等熟谙黑社会内幕，租界不仅被治理井然有序，也因殖民当局纵容烟赌娼等事业和一般犯罪行为的横行和存在，又相应地获得数量可观且稳定的捐税，故黄金荣大获赏识，曾3次波法国东亚全权大臣、安南总督褒奖给头等二等金银质宝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更被提为法租界公董局顾问、少将军衔。

权力和地位为黄金荣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凭借亦官亦匪的身份，肆意吞并其他流氓集团，收买捕房人员入帮籍。

据后人回亿，时捕旁各头目入帮者达10万人，有督察长、探长和政治部主任等。许多包探、巡捕慑于流氓势力，纷纷向黄金荣投贴拜师认作门生。

显而易见，黄金荣日后之所以成为赫赫有名约流氓“大亨”并得以汇集势力，正是以法租界巡捕之位为起点打下根基的。

正如晚年的黄金荣，在他的《自白书》中写道“做包打听，成为我罪恶生活的开始。”黄金荣的自白，是对租界殖民当局的政策导向作了最明白无误的注脚。

黄金荣及其集团由法租界，“小亨”而成为旧上海“大亨”的经济来源，主要是靠贩营鸦片取得，是得到租界当局、军阀政府的大力支侍和纵容，三者连为一体、沆瀣一气。

民国以后，北洋军阀卢永祥、淞沪护军使何丰林等在上海招徕流氓合伙经营鸦片，开设“聚丰贸易公司”。接着同殖民当局一起支持黄金荣创办规模更大的垄断上海鸦片贩运的三鑫贸易公司。

黄金荣指示张啸林专管与淞沪军警头目何丰林、刘春圃等人的联络，自己负责疏通租界各方。

在贩毒途中，华洋两界一路绿灯，军警全线保护，至三鑫公司维祥里总部，从弄堂口向里，设数道铁栅拉门，门门有岗，固若金汤。

关于这一奇特现象《字林西报》1923年8月曾载文披露其内幕，称该公司的成员“有中国武人、警言、文官、查烟员及租界巡捕与流氓等”，“近来私运之范围渐大，每月吴淞一处上岸之土，在一千箱以上，每箱平均二千八百盎斯，每盎斯该机关收费一元，每箱二千八百元，每月收入有二百五十万元，或一年三千万元之多。”

1944年的《杂志》指出，这个官、商、匪、洋合营的公司资本额高达1000万银元，黑利一年达500至600万银元。华洋当局反动政策为功能效应是十分明显的：三鑫公司的巨额暴利奠定了黄金荣集团的财政基础，将黄杜张三位一体的青帮流氓集团准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他们以非法牟取的巨领银晌买通租界上下官吏，贿赂中国军阀，赢得反动当局的青睐，而更以权钱为王牌，大肆扩充流氓队伍，使之成为上海滩上最具实力的大亨集团。

03“三大亨”自身努力，是内在因素。

黄金荣、桂月笙、张啸林与其他帮会流氓头子无本质上的区别，但由于个人素质、群体组合的优势，他们有突出的长处，即自我功能，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其一，以三大亨为首的骨干核心领导层强悍有力。就黄杜张三人而言，各有所长，是黑势力中为佼佼者。

黄金荣处事干练，心狠手辣，凡事喜欢硬干，务必斩尽杀绝，是闯荡江湖的老手。曾被殖民当局誉为“租界治安的长城”。在他由包探而跃为法租界警务处当时唯一华人督察长的升腾道洛上，因手腕和魄力过人，八面威风、声望卓著。

杜月笙自投入黄金荣门下，即显露其智谋才论，是一位善于组织、精于谋划的干将。

他亲手筹建的小八股党精悍勇猛，个个机敏过人，枪法精湛，常常以闪电般行动，狡兔式逃逸，迫使其流氓集团就范。

张啸林则是个同军阀当局有特殊交往的江湖枭雄。他早年毕业于浙江武备学堂，其人魁梧，臂力过人，心粗气浮，刚愎自用，以“骁勇善战”著称于世。

以上看出，以黄杜张为核心的集团领导层，是一批智勇过人、杀友不泛眼的亡命之徒，这对于他们日后形成为大亨集团有举足轻重的关系。

其二是擅长政治投机。这与一般流氓“把头”目光凌浅、惯耍小聪明来说是一大优势。

三大亨个个头脑活络，具有较强的政治敏锐性。由于他们青少年时代目睹了从晚清、北洋军阀和租界统治的政治变迁，深受社会各方势力的洗礼和熏陶，对本身政治地位卑下深感不满，其行为和活动往往带有政治价值取向。

民国初年，黄金荣抓住青帮取代红帮而成为主流势力的良机，不入青门，却打着青帮旗号广纳徒众，发展势力。

他不失时机地以三鑫公司巨额贿金作为步入政坛的敲门砖。1926年国共两党较量渐趋激化，黄金荣等大施江湖上“刀切豆宵两面光”的手法，游蛇般回旋于社会各种力量之间静观风向。

而且，这年底，上海工人发动武装起义，黄杜张慑于工人纠察队力量，曾小心翼翼地作出积极靠拢中共姿态。

次年3月下旬，白崇禧、蒋介石相继到沪，“清共”局面已定，三大亨权衡利弊，孤注一掷，与国民党联手反共，通过“政帮合一”，成功地实现了黄杜张控制上海帮会的超级大亨地位，其地下流氓组织一变而成为公开的、风云一时的社会势力。

其三是无视戒律，具有浓烈的创新意识。在传统帮会中，会众是靠严厉的帮规会律来自我约束和约束别人。

例如收徒开香堂是帮会组织内部形成凝聚力的一项重要仪式，而黄金荣收门生可免开香堂，师徒无需见面，只要送上钱，填上一份红贴了事。

若日后门生地位名望超过“先生”，则可将帖子原封退回，取消师徒关系。这种既不要磕头礼拜，又能遮盖门徒秘密的招纳会众的方式，拓宽了门徒的来源。

至30年代，黄金荣等更是大刀阔斧改革入门制度，别开生面地以公开登记的社团组织方式收徒。规定凡自愿投门者，只要加入该社，缴纳社费，办理入社手续，不必投贴，亦无需入帮仪式，即成为门内人。

这种入门制度的改革，具有极大吸引力，许多上流富商大贾，为求个安全，只需交些社费，比上保险公司更有效。从而为大亨集团成为包括所谓“上流社会”在内的覆盖面极广的青帮流氓超级集团打下基础。

青帮中字辈传统也十分严洛，素有“兄弟字派有高低”、“隔帮不叙”、上下相联、左右不通的规矩。

会众若有不轨，被视为“欺师灭祖”要三刀六洞，格杀不殆。但三大亨无所顾忌，打乱了这一传统宗法关系，代之以按实力分野的办法，重新组合帮会内部的从属关系。

黄金荣声称新开“黄帮”，以比“大”字还多一划的“天”字辈收徒，不仅收纳同辈徒众，甚而将同辈的金九龄、顾竹轩等大亨收为门徒，其狂妄可见一斑。

发迹后的杜月笙尽管是后生之辈，却照样同长一辈的张啸林、金廷荪、季云卿等称兄道弟，广纳不在帮约“空子”。

三大亨这种肆无忌惮的行为，使得黄金荣可同时指挥顾竹轩、金九龄、陆连奎等集团，杜月笙不仅可调动小股党这类嫡系徒众，还可指挥横向间的金廷荪集团，形成以黄社张为指挥中枢的网格锁链式的从属关系。只要三大亨一声令下，便可组成一支人数可观时为大军。

其四则是惯于伪装。帮会流泯“把头”荃木是一批胸无点墨，染有流氓陋习的鲁莽之辈，在社会上口碑不佳。

而三大亨发迹后，附庸风雅，善于伪装自己。张啸林原名小林，属虎，成名后易名为“啸林”，将生肖连贯于名中，取“猛虎啸于林”之意。

杜月笙原名月生，发迹后改名镛，号月笙，出典于《周礼·太司乐琉》，称“镛乃西方之乐，笙为东方之乐”。他还请来一代泰斗章太炎，为其家世旁征博引，居然将杜氏之族跻身于帝王之系、名门之后。

后期的杜月笙为改变昔日“老头子”形象，平日刻苦练字读报，修炼高雅气质。逢交际衣必更新，步必缓行，俨然是一位文质形形、风度翩翩的政治家。

他以非凡毅力逐渐改变他的外貌形象，确实起到了欺人耳目的作用，令人刮目相看。

可见，大亨集团的形成，缘他们内在的因素即自身功能，这对他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当他们具备这些功能时，才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这是不言而喻的。

不难看出，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青帮流氓大亨集团的形成，从社会历史背景来说，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动，大批移民进入上海为他们的形成提供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从客观条件来说，有殖民当局和军阀的扶值和纵容以及近代上海特殊社会环境的形成；再加上三大亨自身作用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