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雷特悲剧：从二元对立的文化心理结构到时代的悲剧文化性格

莎士比亚创作《哈姆雷特》时，英国正处于伊丽莎白时代，这个时代正迈出中世纪的千年黑暗时期，人文主义之光开始投射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此时，一方面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求将其思想意识上升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他们无法无天地创造一切，不能容忍自己的自由受到任何约束，生命和理想都充满了无限的张力。

另一方面，君主制度还是社会的基本组织方式，君权神圣不可侵犯，新兴资产阶级的意志必须通过君主的方式来表达。

人文主义者们对旧的君主制度既排斥，又有认同感，从而构成了这一时期人物的双重性格特征。

两种相互矛盾的社会思想意识，共同铸就了“哈姆雷特”的文化心理结构，哈姆雷特的悲剧，则象征了两种对立的文化之间深层次的冲突。

01 哈姆雷特的中世纪骑士精神与人文主义精神的二元对立

《哈姆雷特》剧本本身提供的信息，展示了更多关于哈姆雷特悲剧的内容。在第一幕第一场中，霍拉旭在叙述丹麦国王和挪威国王的一段往事时曾说：

“按照双方根据法律和骑士精神所订立的协定，福丁布拉斯要是战败了，除了他自己的生命以外，必须把他所有的一切土地拨归胜的一方。”

这段话说明当时社会的处事原则是双重性的：

即一方面法律已经成为人们裁判社会事件的准绳，法制是保证人文主义的核心武器之一；另一方面，中世纪的骑士精神也仍然参与社会各种活动。

骑士时代的封建精神和标榜法制的人文主义道德原则并存，在重建文艺复兴时代的精神家园的过程中，这两种精神共同发挥重建作用。

这是一个两种文化互相包容的时代，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共同主宰着人们的思想与判断力，这构成了哈姆雷特生活的总的时代特征。

雷欧提斯是哈姆雷特悲剧的主要参与者之一，这是一个充满激情，十分狂妄，而又不择手段的人物，他最典型地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意志极端膨胀、思想极其感性化的一代，他的每一个方面都与哈姆雷特形成鲜明的对照。

《哈姆雷特》舞台剧剧照

当克劳狄斯欲借雷欧提斯之手杀死哈姆雷特，与雷欧提斯密谋计策时，雷欧提斯对国王的阴谋完全同意，并且更加狠毒，他说：

“我愿意这样做；为了达到复仇的目的，我还要在我的剑上涂上一些毒药。我已经从一个卖药的人手里买到一种致命的药油，只要在剑头上涂了一滴，刺到人身上，它一碰到血，即使只是擦破了一些皮肤，也会毒性发作，无论什么灵丹仙草，都不能挽救。我就去把剑尖蘸上这种烈性毒剂，只要刺破他一点，就叫他送命。”

在克劳狄斯提议杀死哈姆雷特时，雷欧提斯不进行理性的判断，他需要的是立即宣泄他的愤怒的情绪，实现他那已高度膨胀起来的欲望。

哈姆雷特呢？他虽然是具有了新思想的人物，但并不是绝对的人文主义者，如果将他的全部言行联系起来，就会发现哈姆雷特的言行与雷欧提斯之间是有根本区别的。

看一下该剧的中心情节“复仇”便可知，第三幕第三场中，有一个实现复仇的好时机，当时国王正在祈祷，但哈姆雷特并未采取行动，他说：

“他现在正在祈祷，我正好动手；我决定现在就干，让他上天堂去，我也算报了仇了。不，那还要考虑一下：一个恶人杀死我的父亲；我，他的独生子，却把这个恶人送上天堂。啊，这简直是以恩报怨了。”

“现在他正在洗涤他的灵魂，要是我在这个时候结果了他的性命，那么天国的路是为他开放着，这样还算复仇吗？不！收起来吧，我的剑，等候一个更残酷的机会吧；当他在酒醉以后，在盛怒之中，或是在乱伦纵欲的时候，有赌博、咒骂或是其他邪恶行为的中间，我就要叫他颠踬在我的脚下，让他幽深黑暗不见天日的灵魂永堕地狱。”

试想，若雷欧提斯遇上这样的机遇，他会放弃吗？是决不会的。这段台词是前面霍拉旭的说话中哈姆雷特身上的深层表现，哈姆雷特对问题的判断原则是双重的，此时哈姆雷特完全运用一整套旧的价值尺度来衡量他此刻复仇行动：

他要求复仇，他不能软弱，任何一个复仇的机会对于他都是十分重要的，甚至是无可选择的，他应抓住机会复仇。但哈姆雷特并未立刻复仇，哈姆雷特的内心矛盾性使得他要求放弃这次复仇机遇。

他认为自己杀死一个毫无准备的仇敌，虽然杀死了仇敌，但自己也就因此而犯了罪，这不符合骑士精神。

当国王正在祈祷的时候将他杀死，国王的灵魂可以上天堂，而自己却因杀死一个上帝的信徒灵魂将被打入地狱，如果像这样的话，不仅未能报仇，而且是徒然的自己犯罪而已。

可见中世纪一般的伦理精神和行为规范此时占据着哈姆雷特的灵魂，按照他此时的观点，他若真要复仇，就得再寻时机，等待一个更加残酷的时刻，在哈姆雷特看来，复仇的行动应该高尚，时机应该严格的选择，应该是：

一旦行动发生了，即刻起让仇敌的灵魂永远不可能进人天堂。

而实际上，这种时刻是永远不可能到来了，因为这种选择标准早已过时了，哈姆雷特这种时刻的选择完全是按照其内心深处所保存的旧的观念选择的，这种没有结局的等待预示了哈姆雷特悲剧的必然性。

哈姆雷特的这两段话，还向我们提供了如下一些内容：

从纯粹的复仇动机上看，哈姆雷特复仇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因为从形式上看复仇就是一个单纯的杀死或惩罚自己的仇人的一个行动，哈姆雷特应抓住机会执行复仇行动；

从后果看，复仇的机会并未到来，这时复仇不被理解为一个形式的动作，而是这个动作后面所隐含的内容和对这个内容的正确的表达，要做到正确的表达复仇内容，复仇的方式就很重要了。

所以如果有了复仇的动机，并在这个动机下促成一个行动，但行动达不到目的，那么这个行动便会走向动机的反面，违背它的原因与根据。

更重要的是，复仇动机、行动以及效果共同构成一个运作序列，这个序列的运作过程中，任何一部分的运作都受到整个序列的制约，包含着行动者对行动本身的方式选择和价值判断，其中价值判断规定着行动者对方式、时机的选择。

哈姆雷特由于未摆脱封建骑士文化对他的影响，使他在对这次机会的价值判断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把一个新时代的行动计划放回到一个陈旧的文化价值系统中去进行评估，得出错误的结论：

此时复仇会导致复仇行动违背自身目的。

哈姆雷特的这段自白，清晰地反映了他的内心世界的两重性，一方面他已接受了当时人文主义思想，另一方面他在精神本质上又还未彻底从旧的封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蜕变出来。他感受到了新思想的强大冲击力，但根深蒂固的封建骑士精神却始终是他的基本的思维出发点。

正是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他的思维方式和思维内容，他深陷于文化的困惑中，这种文化心理的二元结构使他在面对对象世界时往往找不到基点，因而在多种价值判断之间疲惫地往返不息。

02 哈姆雷特的悲剧揭示了文艺复兴时期悲剧性的文化性格

当哈姆雷特面对生存问题时，他多次提到要与自己的生命告别，他对死亡本身无所畏惧，生存和死亡并不能动摇他的意志，使他动摇的是生存和死亡的运作方式：

生存要有高贵的形式，那死亡呢？用什么方式离开生命才显得这种死亡如生前一样的高贵呢？用什么方式才使得在死亡之后的岁月中也显得高贵呢？

他说：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他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呢？死了；睡着了；什么都完了；要是在这一种睡眠之中，我们的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的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那正是我求之不得的结局。死了；睡着了；睡着了也许还会作梦；嗯，阻碍就在这儿；因为，当我们摆脱了这一具朽腐的皮囊之后，在那死的睡眠里，究竟要做些什么梦，那不能不使我们踌躇顾虑。人们甘心久困于患难之中，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隋的痛惨、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要是他只要用一柄小小的刀子，就可以清算他自己的一生？谁愿意负着这样的重担在烦劳的生命的压迫下呻吟流汗，这样重重的顾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决心的赤热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这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动的意义。”

这种对生死方式的彷徨，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的挣扎，人类文化在其自身的演进过程中，充满着忧伤，血和泪，多种文化层次和新旧文化因素的并存造成人们的手足无措，更是社会文化发生激变时期的特点。

一定的人群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结构中，对文化的不适应和不知所措往往使人深感社会价值体系的紊乱和判断的困难，使人行动迟缓，在顾虑重重中终无所成就，这就是特定时期文化的悲剧，人类虽然深感这一悲剧的可怕，但也无可避免。

这种悲剧具体体现在哈姆雷特的身上便是：

一种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价值观念，移植到了一个具有浓厚封建思想的人身上，一个人的思想被划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已达到了新的时代的高度，一部分还留在旧的意识形态的王国里漫游。

正是在对这段独自的分析中，可以找到哈姆雷特悲剧的深广的文化背景，这是一个二元文化并存的时代，哈姆雷特的悲剧也就是两种文化并存冲突的时代痛苦的悲剧。

哈姆雷特的思想具有封建骑士精神与人文主义的双重特征，他只能在两者之间游弋，既不能回到旧的价值系统中去，也不能站到新的价值系统中来，在忧伤中徘徊，筋疲力尽，在徘徊中悲剧性地结束了他的生命。

这种文化悲剧对人的毁灭性的无法回避，还表现在悲剧的主人公虽然对造成悲剧的原因有很清楚的认识，但悲剧对他本身的毁灭还是无法避免。

作为人文主义者的哈姆雷特意识到，虽然人们已迎来了新时代的曙光，但他同时还不得不承受旧秩序留到今天的一切加给他们的折磨，他说世界是：

“一所很大的牢狱，里面有许多监房、因室、地牢；丹麦是其中最坏的一间。”

他认识到这个世界的黑暗和必须被粉碎，他本人毫无疑问有责任承担起粉碎这个旧世界的义务，但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完成这一历史重任呢？

他无法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无论以何种方式去实现，他虽然有粉碎世界的思想，在实际的行动上他却是这个旧世界秩序的维护者。

他是丹麦王国的王位继承人，这是很具讽刺意义的、一个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人物却被推向了旧封建秩序的维护者的地位，这无论是对于哈姆雷特还是对于丹麦王国，都是极大的悲剧。

如前文所说，哈姆雷特并非是一个完全的人文主义者，他虽放言：

“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动上多么象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象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但若将这段话置于剧本的全篇的对照中，就会发现这里只是对当时流行的关于人的观点的一种赞叹，他这时站到了人文主义者的立场上来了，但更多的时候他又站在旧的封建骑士的观点上去了。

因此他虽然高声赞赏人的伟大，却不敢承诺一个人文主义者对人的价值的确认，这种内在意识的双重特点最深刻地揭示了哈姆雷特的灵魂的痛苦挣扎，他的灵魂缺少归宿，隐藏在这种没有归宿感的灵魂后面的是这样一个文化事实：

社会文化秩序的紊乱，新旧文化的合流，新文化挣脱旧文化制约的痛苦、旧文化自身蜕变的呻吟，这一切折射在人的心理的深层次上，共同构成了哈姆雷特的悲剧的内在的文化底蕴。

如文章开头所说，《哈姆雷特》创作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正是狂妄的意志，血腥、大胆和坚毅、放纵不羁，但新兴资产阶级在国家社会中的地位并没有得到牢固的确立。正如英国评论家柯德维尔说的那样：

这个时期，“资产者的强盛和生命力在于它作为一个阶级对君主领导的依附程度。因此，我们发现，莎士比亚虽然表达资产阶级的幻想，却是朝廷或资产阶级贵族的官吏。”

新兴资产阶级处在如此尴尬的境地：这是一个任何力量都不可能完全获胜的时代。

在文化上则是旧的文化制约下的价值观念，无法阻止新兴人文主义价值观念的诞生和日益发展；而新的资产阶级的文化产生出来的新的道德体系也还无力战胜旧的道德体系。

这时资产阶级虽然充满野心和狂妄，他如果向君主索取领导者的地位，也必然是悲剧，因为在这些所有的力量后面，都各自拥有强大的文化内涵和活力，作为这些物质力量的精神支点。

如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有无穷的力量，有无限的野心，无比的狂妄，敢于蔑视一切，他无法无天，向君主索取了政权，但他在文化上无法战胜王权，终以悲剧结束。

他的悲剧与哈姆雷特的悲剧在形式上仿佛没有相似点，其实从文化冲突的角度看，只是哈姆雷特的悲剧的另种表现或另一种表现方式而已。可见，文化复兴时期悲剧性的文化性格是理解这一时期悲剧的内涵的关键。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创作，其基调是歌颂人文主义精神的，正当文艺复兴时期大多数作家，把眼光都集中于对资产阶级胜利的描写的人文主义思想观念的歌颂时，莎士比亚却把目光集中到了对于隐藏在物质后面的文化结构的透视上去了，通过文化的透视揭示了：

时代的悲剧性格决定了，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任何社会力量一旦企图战胜另一方都必将是悲剧性的结局。

所以，一般人的盲目乐观地宣扬人文主义的理想和力量都是不存在的，一切对人文主义者及其道德观念的赞扬都必将是对自我的讽刺，这个社会的文化底层正渲染着他们的无限辛酸与血泪。

欧洲新古典主义时期的到来，正是莎士比亚所揭示的那种文化的悲剧性格的物质化，也正是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盲目乐观的无情的嘲讽。

综上所述，《哈姆雷特》不是简单的性格悲剧，这个剧本通过对哈姆雷特深层的文化心理的透视，揭示出了文艺复兴时代隐藏在一般社会生活背后的悲剧性的文化结构，这种文化结构的外化形式必然是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君主的合流。

所有的社会阶层，在这样一个文化结构中的存在都不可避免地是悲剧性的。哈姆雷特的人文主义精神与骑士精神二元对立的矛盾文化心理结构悲剧，折射出的正是文艺复兴时期悲剧性的文化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