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道智弥：亚洲、太平洋的海洋和森林（上）

本文摘编自《我们这一代——滇云人类学者访谈集萃》

因篇幅原因略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秋道智弥，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教授，日本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名誉教授、国际知名生态人类学家。他的学术兴趣是不同的资源管理方式对地方社区和生态的影响。他在东南亚、大洋洲和日本进行了广泛的田野调查，论著十分丰富，各种成果多达数百种。研究足迹遍及日本列岛、大洋洲、东南亚和中国云南，研究领域涉及海洋人类学、生态环境史、人类对自然的所有权、渔业管理、生态与人类健康之间的关系、食物文化等。

采访者：陈建明，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副教授，从事生态经济学研究。

生态人类学研究足迹

陈建明：秋道先生，您好！请问，您是何时开始从事生态人类学研究的？

秋道智弥：当初我参加了在京都大学理学部动物学班和东京大学理学系大学院人类学班的学习。在此过程中，我对与自然相关的人类生活和智慧产生了兴趣，立志从事生态人类学领域的研究。

到目前为止，我以日本为基点，在海外进行了对大洋洲、东南亚和中国的调查。其中，有一贯追求的主题和按照季节而展开来的主题。由于我在调查之初对海洋感兴趣，因此调查目的地也大多是各个岛屿和沿岸地区。

大致看来，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我在大洋洲地区的所罗门群岛、密克罗尼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瓦努阿图、萨摩亚、马克萨斯群岛、复活节岛进行了调查。20世纪90年代，我在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东部、菲律宾中部、马来西亚、泰国南部等的岛屿和沿海地区进行了调查，在进入21世纪的15年间，我还在中国云南省和东南亚大陆湄公河流域的泰国、老挝、柬埔寨进行了调查。在此期间，我在日本琉球群岛的奄美、冲绳、宫古、八重山群岛以及岩手县、山形县、岛根县等不同的地方进行了调查和实地研究。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我参与了从1999年开始举办，一直延续至今的于岩手县大槌町举办的震后重建调查和专题讨论会。

今天，我虽然不一定沿着时间序列展开讨论，但是在触及生态人类学做出的贡献及其意义或者其界限的时候，我想介绍一下这个重要的课题。

此外，我尽可能介绍中国研究人员熟悉的话题吧。我这里准备了一些图，在讲解的过程中，我会利用它们来加以说明。

海洋人类学实地调查

陈建明：云南远离海洋，属于喜马拉雅山系青藏高原东部以下的横断山地，因此我们对海洋的实地调查十分神往。我听说过里弗斯的《美拉尼西亚社会的历史》、马林诺夫斯基在大洋洲的新几内亚、美拉尼西亚和特罗布里安群岛的考察及其三部曲，读过玛格丽特·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和日本雕刻家、诗人、民族志专家土方久功的《密克罗尼西亚萨塔瓦尔岛日记》。您能否给我们详细讲一讲您在日本和大洋洲的实地调查？

秋道智弥：好的。这涉及海洋人类学，其调查地点在珊瑚礁海域。

首先从物候学讲起。在日本，从远古时代到现代，在和歌、连歌、俳句的世界里，季节语汇有着重要的作用。日本有春、夏、秋、冬四季，因此能微妙地感觉到季节变迁的自然变化，各种季节语汇应运而生。我们只要听到某个季节语汇，就会想起特定的场景和季节。如樱花指春天，红叶和月亮指秋天，而杜鹃鸟指夏天，雪已成为冬天的代名词。江户时代（1603—1868）俳句盛行，季节语汇的数量也增加了，1803年曲亭马琴的《俳句岁时记》里的季节语汇达到2600个。在现代，收录在《岁时记》里的季节语汇多达5000个。

绳文时代（前12000—前300）的人们已经掌握了春夏秋冬四季陆续出现且可利用的资源，把它作为生活的智慧。这可以从废墟里根据季节由食物残渣而形成的地层推测出来。总之，绳文时代的人们利用山、川、海里的多样资源而生活。考古学家小林达雄称此为“绳纹日历”，认为绳纹时代的人熟练地利用了各种环境。我们也受到考古学家的观点的启发，称这种适应季节性的人类活动为“日历编制法”。

实际上，在现代社会，与“日历编制法”相关的知识也已经家喻户晓。例如，在琉球群岛的八重山群岛，每到4月，长着红色大圆花的刺桐就盛开了。刺桐是豆科落叶乔木，拉丁学名叫Erythrina variegata，已经成为冲绳的县花。八重山群岛的糸满市海上渔民认为刺桐花盛开的时候，珊瑚礁海中的“密拜”鱼就进入产卵期，“密拜”鱼是鮨科鱼的总称，在汉语中称为“石斑鱼”。“密拜”鱼具有以产卵为目的的群游特性，此时可以期待捕捞大量的鱼。因此，海上渔民极为关注陆地上的刺桐。虽然刺桐的开花和“密拜”鱼的产卵都是生物学现象，但二者的季节同步性以及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没有得到科学的证明。与其说充分考虑到海洋温度的增加与大气温度具有相关性，还不如说海上渔民有可以共享的经验知识吧，对这样的自然现象变化相关的研究就叫物候学。

秋道智弥著作：《人与鱼的自然志》

陈建明：这点可参见中国科学家竺可桢的物候学研究。

秋道智弥：是的。“密拜”鱼的产卵群游是从外洋进入珊瑚礁浅海区的，常常出现在被称为水口的水道周边。因此，海上渔民都瞄准水口周边的渔场。结果，引发了过度捕捞的倾向，并且海上渔民之间还出现了不断争夺渔场而引起纷争的现象。正因为有这样的背景，目前采取了在产卵期间若干渔场禁渔两个月的措施。

事实上，我对渔场的选择很感兴趣，收集并发表了下面所述的许多琉球群岛的案例。首先是在所罗门群岛马莱塔岛东北的拉乌渔民的工作手法。其次是冲绳岛糸满市的置网捕鱼与圈绳定界制度。

像拉乌人的渔场使用的惯例不一定见诸世界各地。在日本进入封建时代以来，沿岸海域被视为陆地村庄的专有海域，而近海海域则被作为共同利用的海域被划分出来，该行为被称为“入会”，即共同使用。甚至从近代明治维新以来，沿用了先例原则，沿岸海域和近海海域的海洋所有权的二元结构得到保护，直到现代。沿岸采集海藻和贝类的权利只限于该地域渔业工会会员，其他人进来捕鱼被认为非法而罚款。然而，我有一个假设，就是即使同一个系统适用于全国，也应该有区域性的独特惯例。

课以

因此，可以审视一下在冲绳县冲绳岛南部的糸满一带采用的置网捕鱼渔场习惯做法。置网捕鱼法是“干网”的一种，源自“使网干涸”的意思。置网的中心装有囊网，两侧是翼网。随着退潮，鱼被引诱前往中央的囊网。

我对使用置网捕鱼法的渔场感兴趣的原因是对各个海上渔民每日如何分配使用特定下网渔场的疑问，渔民们如何最大限度地使用捕鱼场所而又不引起冲突。调查发现，渔民们下网的地方是特定渔场，称为“益西压”，就是“珊瑚之家”的意思，它们均匀地分布在糸满一带的海上。每一个“益西压”已被命名。然后，我还发现，渔民们禁止在“益西压”的周边下网，在必要的情况下需要得到许可。这样的非正式协议在置网捕鱼从业者之间得到相互承认。从事置网捕鱼的海上渔民被称为“安部西撒”，而他们的非正式协商会议被称为“安部西巨里”。

在某一地方撒网而不使用周边的渔场，这就自动地实行“圈绳定界”。“圈绳定界”的范围在当地被称为“特以期”。

幸运的是，我当了乌先生的学徒，他从事置网捕鱼的工作。我们一同出海前往该海域，以便得到详细的信息。最重要的是，乌先生已经保存了记录渔船出海捕鱼的日志，还进一步记录了所有鱼的种类和数量。这并不是因为乌先生的一丝不苟，而是与糸满的特殊情况有关。那里有一个习惯，即渔民的妻子售卖她们丈夫捕捞的鱼。她们用桶或竹器装鱼，头顶运输。她们不仅在小镇中卖鱼，甚至从糸满步行约12公里到那霸去卖鱼。卖鱼赚到的利润部分返还给她们的丈夫作为本钱，剩余部分作为她们的纯收益储存起来。在糸满，这种交易行为被称为“瓦达库萨”，是接近“私人财产”的意思。

乌先生过去的捕鱼日志我借来读过，其内容可以分为两年来分析。我十分感谢他和他的慷慨。在此，我使用了大约10年前我在所罗门群岛所使用的确定渔场的类似方法。这次使用彩色航拍照片，有可能以更清晰的图像来识别“特以期”的位置。

由于彩色照片的原版小于25平方厘米，因此我制作了一张由此放大的大纸印刷地图，记录所使用的渔场的各年、月、日所捕获的数量和鱼类。关于使用渔场，渔场共用的间隙越短越好。我认为这包括其他人使用的可能性。结果，1年中利用过5次的渔场占全部渔场的80％，累计频率分布也是明显的。

此外，从夏、秋两季冲绳经常受到台风的袭击。虽然有时大海被台风搅乱，但有鱼隐藏在珊瑚岩石里面，在特定的渔场也有捕捞很多鱼的几率。这样的捕捞活动战略可以通过调查台风后期阶段特殊渔场“益西压”的使用频率和使用季节制定出来。如上所述，仅仅根据官方规则是不可能了解捕捞的实际情况的。可以明确的是，置网捕鱼方法中有圈绳定界的存在，而且渔场一般可以分为经常使用的渔场、有限使用的渔场和台风后的专用渔场。这就是生态人类学研究的一个典型案例吧。

再其次，珊瑚礁地名调查和渔民的行动战略。1971年至1972年从对八重山群岛的调查开始，我就想在海外对珊瑚礁海域的渔民进行调查，地点定于毗邻日本的密克罗尼西亚。我认为即使没有成行，阅读有关地域信息的书籍和论文是必要的，而且听一听到过现场的研究者的谈话也是重要的。因此，我拜会了民族学博物馆的石毛直道老师和金泽大学的畑中幸子老师，聆听了他们的故事。我得到了各种建议，其中畑中老师建议我去巴布亚新几内亚，而不去密克罗尼西亚。我请教她好几次，其中一次曾经直追到她在新干线的家中。我毕竟是研究生，没有钱买飞机票，于是在1974年12月，从横滨出发，乘客船一周后，于早上到达新不列颠岛拉包尔港，从那里入境巴布亚新几内亚。当时的巴布亚新几内亚虽然自1964年以来就有了自治政府，但是基本上是澳大利亚的托管地。我在海关收到电报，说尽快去莫尔兹比港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大学。我乘飞机从拉包尔飞到莫尔兹比港，见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大学人类学讲座主任A. 苏托拉森教授。他说，该国明年秋季将独立，外国人不能在此进行调查。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最后还是放弃了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调查，在马当短暂停留后，离开了这个国家，前往邻国所罗门群岛。

所罗门群岛当时是英国的保护领地，因此有关方面就调查地点和调查目的问了我很多问题。所幸的是，由于持有畑中老师的介绍信，我被允许在当年12月到次年3月进行调查。因此，我开始调查拉乌人的村寨。他们住在马莱塔岛东北的拉乌潟湖。

细节不再赘述，我只详细地说观察捕捞活动，每天出海捕鱼是唯一的方法。我每天在野外帐篷里不断记录详细观察到的出海捕鱼和捕鱼归来的时间、成员的配置、渔获物种类和数量、渔场的名称及其特征。我的日常饮食是芋头、薯蓣等薯类和海鲜。那里没有卫生间，只有岩石海岸供方便使用。除了一点点地学习拉乌话，我还完全掌握了洋泾浜英语乃至蹩脚的英语。

秋道智弥著作：《湄公河的世界》

拉乌人生活在由珊瑚堆积而构建的人工小岛上。数十个人工岛面积不大，但是人口密度非常大。有为了逃避马莱塔岛的疟疾、方便捕鱼、避免与内地农民战斗的多种说法，我不知道真相。

在观察每天的出海捕鱼中，我逐渐认识到驱赶围网中，确定最终撒网的地方是首先要决定的事情。夜晚捕鱼，在漆黑一片中确定捕鱼的地方是很不容易的。有一次，岛上的行政长官K先生就未能在夜晚捕鱼中确定好适合的渔场，结果一条鱼也没有捕捞到。夜晚捕鱼，也禁止使用带来的手电筒，也就不能记笔记。

除了驱赶式围网捕鱼，我还尝试了不同类型的捕鱼方式，包括钓鱼、采贝、钓锯缘青蟹、使用虾蛄大前夹在虾洞里钓虾蛄等，共计96种。椰子的叶子切成短条状，重叠后固定在竹签上，做成风筝，加上鲨鱼皮等，即为钓鹤鱵鱼（又称颌针鱼）的放风筝捕鱼法。我把风筝的标本材料带回了日本。

最有趣的是，在使用驱赶式围网捕鱼的时候，要分别给所使用的渔场命名。与此同时，这里共有120多个地方是由特定的氏族拥有的。换句话说，通常是划禁渔区的，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解禁，捕鱼结束后再次封闭。这些地方从1974年直到1975年调查中，我没有听到这样的细节，因此在1990年进行的再调查就收集关于禁渔区具体如何解禁的资料。禁渔区被解禁的原因是有独木舟的建造仪式、岛上重要的祭司和长老去世，或者基督教教堂的落成典礼、许多人集会的场合、必须制备大量的芋头和鱼的时候。住在马莱塔岛丘陵地带的农民在旱地里收获芋头等作物，但不可能收获大量的鱼；而渔民因为没有旱地，则不具有捕获鱼那样的机会去收获芋头。

这里，贝币是重要的交换物，他们对山羊海菊蛤、半圆粗衣蛤、黑旗江珧蛤等各个双壳类进行打制研磨，成为小圆状，在中央打孔，连接为珠串，为数达好几百、好几千。这是一个非常耗时的活儿。贝币分为红色、粉红色、白色和黑色。被称为“塔乎里阿埃”的贝币长1.5米，可换1000个芋头或100条中等的鱼。在人数众多的重要仪式和集会，如果你需要大量芋头和鱼招待客人，就要支付必要的贝币，进行交换，以获得其要求的食物数量。此外，1串贝币、1头成熟的母猪、1条由500颗海豚牙齿制成的项链被用作新娘的聘礼。

话题回到有关海洋名称的故事。凭借镇上卖的那种地图，你看不到珊瑚礁细微的地形。因此，岛上的酋长及其男性的得力助手需要坐船去霍尼亚拉，准备将以前在政府办公室得到的航拍照片放大。在放大的照片里，分辨率达到能够识别1间房子的程度。此外，虽然是黑白照片，但是可以读取珊瑚礁浅海区的白色沙滩、呈补丁形状的珊瑚礁、被外海波浪打碎的海礁边缘梳状地形。

我通过使用该照片，来收集关于海的权属方面的信息，有关概述已经于1975年和1976年用日文和英文论文的形式发表。有关拉乌人利用渔场的调查结果，已经成为有关大洋洲海洋人类学有价值的资料。文章得到4名国外研究人员的评审，《波利尼西亚学会杂志》接受投稿，于1978年发表。

根据拉乌人的案例，珊瑚礁渔场拥有预先设定的所有权，未经允许是禁止使用的。拉乌人语称与海有关的事物为“阿斯”。潟湖宽宽的浅水海域被称为“阿斯哈拉”，即相当于陆地农耕用地“海上旱地”。“阿斯哈拉”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常都是禁渔的，禁渔区通常被称为“阿斯阿布”。阿布也有“红色”的意思，但是这一波利尼西亚语词汇表达了与后来在英语中转写为“塔不”（tabu，taboo，禁忌）的相同意思。然而，“阿斯哈拉”中浅海藻床和沙地被划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捕鱼的海域。这个海域被称为“阿斯莫拉”。莫拉是“自由”的意思，因此可以看出，这里划为自由海域。有人问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划分，因为据说需要存在一个没有珊瑚礁所有权区域的集团，为他们提供可以自由地捕鱼的地方。这也可以称为一个族群的食品安全保障系统。

野鸡与少数民族关系调查

陈建明：秋道先生，您的海洋调查经验和成果，可以成为中国海洋人类学的重要参考，因为中国的海洋人类学研究仍然是薄弱的。能否谈谈您和您的同事们在云南和东南亚的田野调查？

秋道智弥：是的，我一方面调查了海洋，另一方面调查了中国、老挝、泰国和柬埔寨的森林、河流、湖泊。为了明确地与水域进行对比，让我们看一看在中国云南省、老挝和泰国对野鸡进行的生态人类学调查结果。野鸡与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的调查，是在中国云南省、老挝和泰国进行的。被调查的对象是中国云南省的水傣、花腰傣、汉傣（旱傣）、基诺、哈尼、布朗，老挝的老龙、白苗、克木、白泰、泐人，泰国北部的鲁阿、比斯、阿卡、红拉祜、瑶、泐人、傈僳。

野鸡有许多民俗称谓。泰傣语民族称鸡为“盖伊”，野鸡为“盖伊巴”或者“盖通”，家鸡为“盖班”。“巴”表示“森林”，“通”表示“山林”“班”表示“村”。老挝的白泰称家鸡为“盖班”，野鸡为“盖索多”。“索多”的意思不明。苗瑶语族的瑶族称鸡和家鸡为“其艾”，野鸡为“诺其艾”。藏缅语族的基诺族称鸡为“雅”，野鸡为“培雅”。“培”是野生的意思。哈尼族一般称鸡为“雅”，野鸡为“雅尼”，家鸡为“雅其”。“其”是家的意思。拉祜族称鸡为“嘎”，野鸡为“黑嘎”，家鸡为“嘎”。“黑”是“野生”的意思。傈僳族统称一般的鸡和家鸡为“阿雅”，野鸡为“阿雅可乌”。鲁阿族统称鸡和家鸡为“埃鲁”，野鸡为“埃鲁库里”。克木族称家鸡为“伊埃鲁”，野鸡为“伊埃鲁布里”。

如上所述，一般来说，鸡的统称、野鸡和家鸡的民俗名称互有区别或者相同的现象是存在的。可以看出，野鸡被广泛地称为“森林里的鸡”。

此外，在狩猎中使用的囮子鸡有盖坦、盖恩、盖下、亚里达乌（阿卡族）、黑嘎米（拉祜族）、雅凯当（比斯族）、埃鲁当（鲁阿族）、阿雅可那多乌（傈僳族）等称谓。

野鸡的狩猎方法是什么呢？可以使用扣子、弩、枪等狩猎工具。老挝的老龙人有一种叫作“基约内盖伊”的捕鸟方法，即在夜晚，用网猎捕栖息在树上的鸡。他们特有的方式是用囮子鸡引诱野鸡。水傣称这种囮子鸡为“盖坦”或“盖恩”，因为身材短小，其脚具有短小的特征。“盖坦”或“盖恩”关在笼子中放到山里，用带子系上挂在树枝上，用枪捕获被该声音吸引来的野鸡。此外，也有使用竹子或金属哨子和用树叶、手指吹哨声的方法来呼唤野鸡。

扣子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绳索扣子，它的一部分被设置在离地面1米左右的地方，在山坡上约200～300米的一条直线上，放置像多钩钓鱼绳那样的绳索扣子。小鸡套头，大鸡套脚，需要不同的扣子。此外，用绳索扣子的时候，在地面上插若干竹棍，开出野鸡会通过的诱导路。另一种是反弹扣子，在反弹扣子里，将竹子内部蛾的幼虫、树上栖息的蚂蚁的幼虫用作诱饵。

虽然狩猎季节通常是4月至6月的繁殖期，但是因为树木长得浓密，所以，自6月以来野鸡（盖通）很难找到。10月至12月水稻收获的时候，山里来的野鸡会瞅准这个时期来觅食。狩猎的时间区间是在黎明和日落之前，白天在水田里确认粪便，日落时去狩猎。过去使用由马尾巴毛制作的呈圆形的绳索扣子狩猎。此外，在中国，也用枪狩猎，但是1999年签发禁猎令，枪由国家没收。

和中国学生做田野调查

还有与野鸡的生态相关的民俗知识。以基诺族为例，野鸡会来吃刀耕火种旱地里的稻米和玉米。此外，3月到5月无花果科植物果实成熟期间，野鸡有时会七八只成群结队来吃果实。人们有时使用竹制口哨“阿培”。野鸡从初春到大约4月到山下去，5月以后到山上来，而且分散开来。

大约在9月，野鸡来到刀耕火种旱地收获时节的旱稻脱粒的场地。到了11月、12月，森林里的视野好起来，利于捕猎。野鸡不怎么出窝。虽然野鸡晚上栖息在树上，但其栖息的地方在树枝上，通常位置较低，因此可以观察到。

哈尼族各村寨村口一般都有一个门，野鸡从门进入村寨，人们认为会在村寨里引起火灾和疾病蔓延等不幸事件。因为野鸡被认为是养“鬼”的鸡，鬼通过鸡殃及村寨。然而，野鸡进入旱地和水田并没有引起灾难。野鸡喜欢的野果有哈尼话说的“罗多阿西”“阿培帕罗阿西”“阿期埃阿西”“罗皮亚阿西”“压期波多乌”等。每个野果都有自己特定的挂果期。

老挝的老龙人说，4月至11月，野公鸡的羽毛脱落，鸡冠也变小，像乌鸦一样黑。11月至12月，野鸡的羽毛变得好看，尾巴毛变长。到1月和2月，羽毛是最美丽的。这个时期，野鸡在人们收获后来到水稻田和刀耕火种旱地觅食（在旱地里寻觅旱稻、玉米和芝麻）。

有关野鸡和家鸡的杂交，有不同说法。在靠近山的平坝村寨里，没有野鸡和家鸡的杂交。因为，野鸡和家鸡的杂交被认为会引起灾难。到了2月、3月，周围的山里野鸡开始发出叫声时，傍晚时分，人们到山里狩猎。没有野鸡和家鸡的杂交。因为这里也有野鸡进入村寨会在村里引起火灾的传言。然而，在新平县腰街镇磨刀中寨社的水傣村寨里，据说有时野鸡来到村里，与家鸡一起栖息，第二天早上返回山上。

另一方面，人们认为，在靠近山的村寨里，在收获期，家鸡会到山里去，其与野鸡杂交是有可能的。据说，在沿河岸的村寨有人见过野鸡与家鸡的杂交。在这种情况下，也有称野鸡与家鸡交配的杂交种为“盖巴索托”的案例。

据说在老挝北部霍赛村居住的老龙人，在老挝日历的3月至4月，把用扣子捕获的公野鸡与母家鸡交配，生了10到12个鸡蛋，仅仅孵出1到2只鸡。一般来说，杂交是困难的。

老龙人捕猎斗鸡“盖伊特伊”和外来物种“盖伊拉托”、囮子鸡“盖伊托乌”，是在适逢作物收获期的老挝日历的2月至3月间，野鸡成群结队来的时候进行的。

（未完待续）

我们这一代：滇云人类学者访谈集萃

尹绍亭 主编

ISBN 978-7-5077-5955-6

2020年7月版

本书精选了24位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者的学术访谈，以赵捷、林超民、尹绍亭、李国文、杨福泉、邓启耀、何明等深根于云南地区的第三代人类学学者为主，亦收录曾在云南求学或工作过的日本学者秋道智弥、横山广子教授，澳大利亚唐立教授，美国学者施传刚教授，中国台湾的何翠萍教授5人的访谈记录。访谈中，他们不仅分享了各自的考察经历、调查足迹和成长轨迹，也谈到了云南等地的民族学、人类学调查，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等大学学科建设的议题，以及对整个中国人类学发展的观察与展望，观点精彩，视野开阔，充分展现出一代人类学学者的学术追求与思想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