贩盐起家，执票号业牛耳，巨富却化过眼烟云：500年晋商沉浮录

1915年1月，在中国金融史上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百年票号“日升昌”宣布破产。消息一出，民众哗然，虽然此前早已有票号信用恶化、四处求援的传闻，但“执票号业之牛耳”的日升昌轰然倒下，还是令人不禁扼腕叹息。

当时的《大公报》上有一则评论写道：“彼巍巍灿烂之华屋，无不铁扉双锁，黯然无色；门前双眼怒突之小狮，一似泪涔涔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大有几分“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眼宾客，眼见他楼塌了”的怅惘与无奈。

虽然此后事情一度出现转机，日升昌在多位债权人的联名申请之下，获得复业准许，但终究难挽倾颓之大势，在经营泥潭中苦苦挣扎了十几年后，再次歇业的日升昌黯然退出历史舞台。“日升昌破产事件”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山西商帮，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晋商”至此风光不再，过去500年余年的辉煌历史化为过眼烟云。

长期专注于中国商帮史研究的青年学者王俞现，在其新作《资本、权力与商帮：中国商人600年兴衰史》中，对晋商从明末到民国500余年的沉浮历程进行了详尽梳理。

在这本书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晋商如何走出地狭人多的家乡，辗转边境重镇、福建茶山、水运枢纽汉口等地，陆续建立起以盐、茶为中心的贸易帝国，其后“汇通天下”的票号业更使晋商达到新的巅峰，更可以从中窥见不同时代的社会情势、宏观政策，特别是商人与官僚体系间的复杂关系，对商帮群体产生了怎样深远的影响。

01 由盐开启的商帮史：明代“开中制”与晋商的兴起

1370年，一位名叫杨宪的太原籍官员，向正在为边境粮饷运输苦恼的皇帝朱元璋，提了一个听上去颇为新颖的建议：与其让各地百姓千里迢迢运送粮食到位于边境地带的大同、太原两仓，不如改变思路，让有意愿的商人代劳。

这样一来，商人可以发挥集中运输的优势，避免百姓分散运长途跋涉而耽误农耕大计。商人们在完成运粮任务后，可以到相应的盐场领取盐引，再到指定的区域贩卖，赚取盐业的丰厚利润。

这个一石二鸟的点子被称为“开中制”，它与屯田制共同成为明代边境政策的重要环节，实现了朱元璋“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的宏愿。从商业史的角度来看，杨宪的建议还催生出一个新的群体：商帮。拥有近水楼台之便利的山西商人，很快从中嗅到商机，他们不辞辛劳从各地转运粮食，以换得宝贵的盐引，从而介入长期由政府把持的盐业运输、销售等环节。

“粮盐物物交换”模式使晋商群体赚得了第一桶金，几十年后，随着开中制在宁夏等地的推广，明朝政府还专门给山陕商人政策优惠，他们得以用更少的粮食换取盐引。在晋商的积极参与下，不仅“边储大裕”，随着粮食一同运送至边境地带的，还有绫绸、竹木、漆器、履袜等琳琅满目的商品，当地物资日渐充裕，商人也从中大获其利。

到了明朝中后期，由于民间铜钱私铸猖獗导致铜钱不断贬值、赋役普遍折银等现实，白银货币化逐渐成为主流，到了叶淇变法后，屯田折粮制度为盐银货币交换的“开中折色制”所取代。

受到制度变迁的冲击，以及私盐泛滥等情况的影响，一度风光无限的晋商陆续从盐业经营中退出，地处两淮、“得易办之利”的徽商则借此良机，登上了商帮历史的舞台。

从晋商的“发家”史中，我们不难看出，古代商帮与政治间有着深厚的勾连关系。明代“折中制”的提出者杨宪是太原人，最大受益群体中就有晋商的身影；叶淇变法使徽商得利颇多，他与促成开中折色制改革的首辅徐溥，同样被人诟病有“偏袒同乡”之嫌。

《明史考证》中就不无讽刺地说：“淇淮人，盐商多淇婚媾，故为奏改输银运司，司以解部，部以饷边，以为年例云。”言外之意，叶淇与淮商早已是利益共同体，他的改革提议本质上就是以权谋私。事实上，士商勾连的特质，在晋商乃至所有商帮的成长历程中都有所体现。

02 跨越南北的“茶叶之路”：恰克图与晋商初次转型

明末清初，曾在边境盐业转运与贸易业务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晋商，以张家口、恰克图为中心，开启了全新的商业版图，不过，这次他们经营的主要商品，从盐巴变成了茶叶。在王俞现的《权力、资本与商帮》中，称其为“晋商的第一次转型”。

晋商此次华丽转身的背后，有着时代更迭的特殊烙印。在清军入关之前，山西商人在张家口、辽东一带的贸易活动十分活跃，清军与明朝作战所需的铁器等商品，大都经由晋商之手进行交易。在入主中原之后，清廷对于山西商人也颇为器重，视其为“皇商”，不仅在皇城中设宴招待八家巨商，还给予他们不少封赏和贸易特权。

有了“皇商”的金字招牌，结合在边境地区深耕多年的经验，加之18世纪俄国设立恰克图城作为双边贸易口岸等便利条件，晋商开始在茶叶、丝绸、棉布等贸易品类上大展拳脚。在看到茶叶在双边贸易中比重日益提升的势头后，榆次常家的常万达率先将经营重心转移至茶叶上，建立起数座茶庄，之后不断有新的山西商号加入。一时间，涌现出一批外贸巨商大贾。

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晋商并不满足于茶叶贸易的终端环节，而是开始打通从茶山到运输，再到贩售的整个产业链条。他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福建、浙江的茶山、汉口、张家口等中转运输点，直到边境重镇恰克图，形成了一条绵延5000公里的“茶叶之路”。

在从事茶叶贸易的过程中，山西商人在各地建立起“会馆”，用于联络同乡情谊，交换商业信息、保护商人利益，据不完全统计，最多时全国有近200家晋商会馆，足以见晋商分布之广泛。与此同时，晋文化与不同地域的文化融汇贯通，留下诸如川剧、扬州亢园、亳州杏花楼等物质或精神文化遗产。

然而，晋商从盐业到茶叶的转型之路，在清末民初时走向了终结。个中原因十分复杂，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社会环境的巨变。

一来，鸦片战争与陆续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开放更多的对外贸易口岸，给予外商优厚的贸易条款，晋商在边境贸易中的优势不再。二来，受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以及战事连绵等的影响，社会环境愈发动荡不安，长途贸易与运输中的不确定因素日增，特别是携带大量白银的风险极高。

晋商再次站在了抉择的十字路口，这一次，他们选择了“票号”这一商业模式，进而延续了晋商的数百年辉煌。

03 “雷毛之争”与山西票号：晋商群体的高光时刻

盐巴、茶叶虽经营类目不同，但都属于实物商品的范畴，晋商的第二次转型则跨入了全新的领域：以汇兑为主要业务的票号行业，其中尤以平遥李家的日升昌、介休侯家的蔚太厚票号为代表。在两家票号的头号经理人雷履泰、毛鸿翙之间，还有一段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雷毛之争”。

雷履泰13岁就离家闯荡，最初在赌房中做学徒，由于他天资聪颖、办事干练，对人情世故拿捏得体，很快就得到了财东的赏识。后来又因机缘巧合，加入平遥李家的商号。雷履泰在不时帮平遥同乡异地汇兑银子的过程中，敏锐地捕捉到资金结算、商业汇兑中蕴藏的巨大商机，他说服财东将颜料铺西裕成，变更为专营汇兑、放款业务的票号日升昌。

日升昌的设立，翻开了中国民间金融史上的重要一页。在雷履泰的悉心经营下，日升昌的资产规模不断扩大，设立的分号一度多达35家，而且他还发掘和培养了两位优秀的经营人才：毛鸿翙与程大培。

可惜的是，原本合作亲密无间的“日升昌三驾马车”，在雷履泰生病期间生出了嫌隙。毛鸿翙认为雷履泰年事已高，且身体状况不佳，于是私下向少东家李箴视建议让其回家休息，由自己接替掌柜之职。

雷履泰听闻自然是百般不愿，他提出“如我离号，也该写信给各地码头老帮，让他们撤号”，少东家在几经权衡之后，选择挽留雷履泰，并辞退了毛鸿翙。在票号业浸淫已久的毛鸿翙虽然离开了日升昌，但在行业中可是个抢手的香饽饽，介休侯家以蔚太厚、新泰候两家票号可继承人力股、且后代能以现银入股等优厚条件，向毛鸿翙伸出了橄榄枝。

雷、毛私人纷争的影响，首先体现在业务领域的激烈竞争上，两人为了压对方一头，先后将分号开到了全国各地，在收费标准、业务类型上也是各出奇招。两人的“斗法”还在无形中塑造了山西票号独特的经营模式，特别是顶身股制度、严格的保密条款、财东与经理人两权分离制度等，开创了中国商业史的先河。

在19世纪后半叶战火纷扰的动荡环境中，山西票号由于其便捷性和安全性，开始参与到解兑公款、战争赔款汇兑等官方业务之中，同时在大宗贸易的银钱业务中不断渗透，山西票号“汇通天下”之名远播，成为晋商群体的又一高光时刻。

04 结语：500年晋商兴衰启示录

与企业有初创、发展、成熟、衰落等不同发展阶段相似，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几经沉浮之后，曾经富可敌国、有着500年漫长历史的晋商，无可奈何地迎来了走向式微的宿命。

关于晋商衰败的原因，专家学者们给出过许多种可能的解释。

有人认为，晋商“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使他们把大量财富输送回乡置田盖房，而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这与新时代的商业模式相悖。还有学者提出，晋商在思路上的偏狭守旧，导致他们一次次错过转型银行的良机，被淘汰也在情理之中。

企业家冯仑则认为，晋商是“成也开放，败也开放”，他们以适度开放的姿态踏入新的领域，创立顶身股等先进制度，但又由于“不够开放”，而无法在时代潮流中顺势而动。

王俞现在《权力、资本与商帮》中，不无惋惜地说：山西票业群体……首先并非因自身经营出现问题，或者未能及时转型而死，而是死于乱世。

换句话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晋商的兴衰沉浮如同一面镜子，它所折射出的，其实是商帮与政治间的复杂关系，商帮对朝廷、政策和权力有着很强的依赖性，但时代风云突变之际，一旦商帮未能及时跟上转变的步伐，就必然面临走向没落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