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政制度最为周全的明朝，为何如宋代一样陷入边军无马的窘境？

中国古代，战马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一直为统治者所重视。这种重要的军事物资，不仅可以列装骑兵，冲锋陷阵，同时也是军队重要的后勤交通工具。也是因为这一原因，冷兵器时代的君主们，无不将马政的兴败看作一国实力的体现。

明初，太祖朱元璋曾言"昔人问国之富, 即数马以对者何? 盖事在戎。其戎始轩辕。其马载甲士, 代涉劳, 备边御辱, 足折冲, 斯力之大, 斯功之美, 可不爱育乎! 所以古人先马而钱粮, 故数马以对。马之功不但备戎事耳, 若使君有道, 则马之力牵犁耜驾粪车,辟土沃田, 其力甚焉, 所以古重之者为此也"。

由此可见，这位久经沙场的君王，对于马匹的重要性十分理解。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明代马政自中期开始逐步衰败，并最终影响了明代国防战略的部署，以至于明军不得不在缺马少马的情况下应对对外战争，在此情况下，败多胜少也就成了应有之义。

然而，若是以国家疆域来论，"远迈汉唐"的明朝本不应该有如此困窘的局面，相较于汉、唐两朝，命中后期所面临的缺马窘境，几乎与两宋时期无异。

如果说两宋马政之衰可以归咎于宋代远小于唐朝的疆域，后者说归罪于石敬瑭献辽燕云一事，那么，几乎继承元朝疆域的大明，又是因为什么导致战马的稀缺呢？今天我们就此问题进行一下分析。

明初，国朝的马政机构与宋元相似，明代马匹为御马监、两京太仆寺、行太仆寺、苑马寺四机构所分别管辖，其中最为知名的当属御马监，直接负责皇家御马的饲育，然而虽然御马监之名流传甚广，然而真正起到核心作用的，是负责民间养马工作的两京（北京、南京）太仆寺。

一、明代民间养马之政

寓马于民是明代养马的国政，不过，由于农耕文明在饲育马匹一事上的天然弱势，明朝对于民间养马的工作，是进行过大量而细致的考量和核算的。在统治者看来，这种养马方式，于民于国皆有好处。

当时的民间养马之法一共有三种，分别为计户制、计丁制、计亩制。所谓的计户制、计丁制、计亩制，均是民间马政治理中重要的核查手段。比如计户养马，就是以户数定例，比如洪武留念的江南马政中，就规定江北居民每户养马一匹，而居于江南的马户，由于环境的原因，饲养马匹较为困难，则是11户共同饲养一马。

无论是计户制、计丁制、计亩制，皆是这种按照不同情况分门别类的计算养马数的育马法。从这一点上来看，明代养马之法，其实并不是统治者拍脑门后的临时决议。这些养马的马户，同样也能从养马中获取收益，这些收益除了钱粮以外，有时还包括了免除赋税的特权。如果是按照太祖制度进行推演，那么这些养马之法，似乎应该有利而无弊。

然而，制度的建设是否能奏效，往往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志，在其执行过程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才是决定其能否被称之为善政的关键，在这一点上，上述三种养马之法，都有着天然的缺陷。

以计丁养马法为例，这种推行于永乐十二年的养马之法，规定北直隶至江北、江南一地的民众中，养马户们15丁养马1匹，若超过15丁，则养马2匹，每年上缴马匹的时间和数量严格按照规定，"凡马匹倒死及孳生不够数者"，则必须按照市价进行赔补。这样的规定在今人看来其实是合乎契约精神的，然而明代的马匹价格动辄数十贯之巨，这也意味着一旦出现以外，这些养马户不仅血本无归，甚至可能会成为本地差役催缴欠金欠款的对象，破家、灭门之事，也并非毫无可能。

这样的意外，对于养马户的打击是巨大的，这样的后果同样让人担忧，史书记载"民间官马为累, 一马在家, 朝夕喂养, 至缚其身, 不得奔走衣食"。

而更为严重的问题则是出现在马户之间，由于这些马匹的饲养任务多半分摊到多户，因此，这些养马户之间因为马匹饲养而出现矛盾的一时间更是层出不穷，《皇朝马政记》中称"有丁多之家倚恃豪强欺压良善者, 令丁少人户一般轮养,靠损小民, 甚至略无人心, 着令幼儿寡妇笃疾残废一概出马备钱, 有伤风化"。

事实上，这些事件的发生其实同当时的劳役制度有关，虽然自洪武朝开始，民间养马户的各类劳役已经被明令禁止取消，然而事实上，各地官员们对此事的态度却大多暧昧不清，尤其是在相关的规程往往不能传达至底层平民后，胥吏们利用这一漏洞谋私的事件更是屡禁不止。时人称"种马有编审之害, 有杂役之害, 有岁例之害, 有轮养之害, 有赔偿之害, 重之以官吏需索, 里甲之影射, 民日益穷, 沿袭至今滋弊尤甚"。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事态并非发生于一乡一县，而是直接囊括了大明朝北方的大片地区。尤其引发的内患，更是成了正德朝之后明代最为独特的时局之一。而更加让人觉得讽刺的是，民间养马除了以上的问题之外，由于养马户大多是以小范围小集体为单位进行马匹的饲育工作，很难有足够的马场供饲育马匹驰骋，这些马匹即使经过进一步的训练，也很难充当明军的战马，因此其育马之法仅能称之为养马而非牧马。

二、明代官方牧马之政

三杨之一的杨廷和曾经在其所上的政论中称"马政之弊, 自京师以达于天下, 在在有之, 而陕西监牧为多, 其弊尤甚"。这里所说的陕西监牧，实际上正是明代专门负责北京、辽东、甘、陕四地马政的苑马寺。

明代军制有载"官牧给边镇, 民牧给京军"，可见，苑马寺所放牧之骏马，正是边军所使用战马的重要来源。那么，是什么让杨廷和将马政之弊端，几乎全数归咎于负有陕西监牧职责的苑马寺的呢？

这其实与明代的藩王制度有关。众所周知，明代洪武年间，共进行过三次大封藩王之事，洪武帝试图以自己得力的儿子作为明代皇室的屏障。这既是所谓的"藩屏帝室"。然而，以今人之所见所闻来看，这种想法却最终失之于宽宥。

明代宗室中，虽有如初代藩王一般的杰出人物，然而如果以数量论，尸位素餐之徒才可称得上是不知凡几。而即使是英雄如燕王朱棣，在其父去世之后，不也是很快就发起了靖难之役，夺走了自己侄儿的皇位。

初代藩王朱棣尚且如此，在这之后明朝的历代藩王，不肖者就可想而知了。而西北一地，由于地处北元兵锋之内，在明初，也是藩王封赐的密集地区。历史的巧合就在于此，除了藩王封赐之地外，西北同样也是中原王朝最为优良的草场所在，汉武帝之所以能屡次远征匈奴，与其掌控了这一地区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藩王封赐之地，自然归属于其管辖，而在其封地之外的牧场，也往往备受其觊觎。在明代，这些"咸错壤焉"的草场和封地，成了皇权与藩王势力交错杂糅的关键地带，然而，这些在封地内几如皇帝一般的藩王，在面对各地官员尤其是掌管牧马一事的官员时，有着近乎于无敌的强势态度。

在明代的史料中，关于藩王强占牧马草场地记载数不胜数，比如"南北两太仆寺及京营, 各边孳牧马匹, 皆有牧马草场, 其后场地多为豪强所侵"，这里所说的豪强，除了其本意以外，其实还指代了各地藩王。更具《明史》中关于马政的记载统计，"从弘治四年(1491 年)到十三年, 草场被侵占达2500 余顷 ;到十六年, 草场由原13 万多顷, 减少到6 万多顷"。而这仅仅只是弘治一朝所经历的变迁。若是将时间维度再次扩大，明代官方马场的衰落也就可见一斑了。

三、余论：明代马政衰败的其他原因

事实上，我们如今对于明代马政衰败的复盘，也只是基于史料这一基础所进行的事后之言，如果以当事人的角度来看，明朝马政的衰败其实并非以上两个维度就可以概括，尤其是官方马政的衰落，原因更是驳杂而繁复。

比如自明代以降，就在持续递增的人口总数，虽然这一数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明朝国力逐渐恢复的写照，然而若是以马政的角度来看，这些增加的人口，同样是在彪夺其生存空间。以万历朝为例，其巅峰时刻的人口总数多达1.5亿左右，是明初总人口数的两到三倍。

这些增加的人口对于明代军事实力的提升自然有所裨益，然而为了养活这些远高于明初的居民，各地布政使司对边民与牧场的争夺也往往会偏向前者。这样的局面下，牧场的减少几乎是无可挽回的大势所趋。

四、马政衰落对明朝军事政策的影响

无论有多少种理由和借口，明代马政的衰弱对于明军战斗力的损害是不争的事实。马匹的缺乏致使明朝不得不在面对边患时采取守势。

在古代，骑兵的战略意义和战术意义同样巨大，在正面战场上，骑兵的迂回包抄战法对于步兵有着压倒性的优势。在小规模的局部战役中，中原王朝的士兵尚可以凭借自身的勇武弥补步骑对抗的劣势，然而当双方的数量同比例增加后，骑兵的战略优势就无可避免的被放大了。

以蒙古为例，其军队中轻重骑兵的比例大约保持在4比6或者3比7左右，这样的比例显然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至今仍有不少人认为，蒙古骑兵是以安息战法为基础的游骑部队），这些骑兵在对抗步兵的战斗中，往往会以弓箭作为袭扰，对士兵的战意和阵型进行打击，若是对方的士兵未因为这些伤亡而溃散，那么无论是以重骑兵冲阵还是利用骑兵的机动优势远遁，都使得战争的主动权把握在他们手中。

相比之下，缺乏骑兵进行反制的中原部队往往只能击退或者逼退游牧大军，想要立下封狼居胥或者燕然勒石的功业，几乎成了不可能之事。尤其是在明朝中后期，随着马政的衰弱，以车兵、火器为核心建立的军队大行其道，这些建制中的士兵大多为步兵和车兵，在战斗中利用火器之威阻遏蒙古骑兵的集团冲锋。然而，却也因为机动能力的大幅下降不得不长期处于被动的防守之中。

然而，利用当时领先于世界的火器制造技术来钳制鞑靼、瓦剌，仍然是一种并不现实的想法，此时距离火器发明的发明已过数百年，然而这些火器的威力却依旧受到火药、铁器品质的限制，在这种局面下，优质高效的火器制造技术并未出现，明朝就早已因之疲于奔命，

而步兵战略上的劣势就更加明显，在成祖时期，明朝曾经六次远征漠北，这并非成祖穷兵黩武，事实上，这位曾经长期镇守北平一地的藩王，在称帝之后其实是在一以贯之的执行其父的政策。然而，此时的永乐朝，马政之弊已经初步显现，北征之时，其统帅的士兵总数大多在三十万以上，远超汉代霍、卫两位将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军队中缺乏可以快速机动，直捣黄龙的骑兵，在这样的局面下，面对明朝的兵锋直指，蒙古即使军力早已远不如前，却也可以安然托庇于漠北草原。

而到了正德朝，应州之战中正德皇帝曾经利用战略陷阱诱敌深入，几乎将鞑靼小王子围困，然而正是由于后者骑兵的速度优势，这一战机最终未能转化为胜利。

五、结语

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明代马政之衰并非是单单某一制度或某一集体的行为所导致，无论是藩王对草场地侵吞，还是养马户们因养马法而日渐疲敝，抑或人口增长导致牧区的逐渐缩小，都是根植于明朝国策之下，逐渐显露出来的弊端。

在明代初年，若是以后来人的眼光来看，其实几乎无法从马政本身的设立寻找到其最终崩溃的原因。甚至可以说，明代马政的复杂和成熟程度，早已达到了历代王朝所能控制的极限，然而在这种情形下，其马政的衰弱仍然无法避免，就像有人感慨的那样"马政莫详于明, 亦莫弊于明"，明代马政之弊，是一个封建王朝在诸多合力作用下所产生的综合性问题，以单一维度来论，不仅会有失偏颇，同时也会囿于因果论而失去了对整个事态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