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负债达12万人民币：中国“90后”超前消费举债度日

“真希望当时不那么冲动，搞到现在吃顿200元（人民币，下同）的饭也要考虑考虑。”

26岁的赵彬（江苏沛县人，公职人员）对去年花43万元买了一辆奥迪A6轿车有些懊恼，这项超前消费让他一下子囊中羞涩，成了债务缠身的“负翁”。

他受访时告诉记者，本打算用父母给的20万元买辆普通轿车，但总觉得“开好点的车，才能更好开拓业务和人脉”，于是不假思索地又贷款23万元，买下这辆让他“倍感到有面子的豪车”。

可他没想到的是，今年突如其来的疫情，切断了他所有的额外收入来源，每月只剩4100元工资，8900元的豪车贷款月供一下子没了着落。赵彬也没有分文积蓄，工作四年来，工资“月月光”，他的银行卡里通常只剩个位数。

像赵彬这样靠举债超前消费的现象，在中国1.75亿“90后”年轻人中非常普遍。他们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出生，成长于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张扬个性、注重享受，大多数信奉“活在当下”的生活理念，花今天的钱，圆明天的梦。

汇丰银行去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90后”平均负债达12万元，债务与收入比高达18.5倍。

消费观念改变之外，借钱太容易也让许多中国年轻人不知不觉陷入超前消费。

近年来，中国兴起五花八门的互联网借贷平台，花呗、借呗、白条等互联网巨头旗下的小额信贷平台都以年轻人为主攻目标。不少平台甚至不设借款门槛，借款人只要提供身份证和通讯录名单，就能轻松借到数千元。

29岁的上海白领陈永洁也受过借贷的困扰，她的烦恼就是“花钱太方便”。她受访时抱怨：“用了花呗后，非但没能省钱，反而花得更多，根本没法存下钱来。”

陈永洁月入2万元，照她自己的话来说，“周围同龄人都有各种色号的口红、粉底液、品牌护肤品或者轻奢包，我的收入也不比她们少，为什么我就不能拥有？我的生活为什么不能更有品质？”。

于是，为了住得舒适些，吃得可口些，出行方便些，她每月在房租上花去7000元，3000元用在吃喝人际交往上，交通1000元，此外，健身美容，服装鞋帽等还会花去2000元，这还不包括更换手机以及旅游等开销。

每次该还花呗时，她才发现又花多了，而生活品质并没有提升。去年底，几近入不敷出的她还清全部欠款后，就停掉了花呗。

中国政府近年来一直鼓励以消费带动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年轻人消费习惯的转变可助推这个目标的实现，但过度超前消费，同样带来隐忧，一些年轻人迫不得已只好加入“啃老族”。

背负与收入极不匹配的债务，让赵彬一度“压力山大”，全靠父母多年的积蓄，才让他有敢于肆意消费的底气。

他不担心还不了债，因为一直省吃俭用、努力攒钱的父母早已在南京为他购置了房产，“实在没办法，父母会同意把那套房的房租拿来还贷”，他非常肯定地说。

然而，没有足够家庭经济能力支持，又养成大手大脚花钱习惯的年轻人，就可能得背负更多债务，甚至陷入高利贷和诈骗的圈套。女大学生“拍裸照”贷款，“研究生不堪暴力催收自杀”等借贷消费导致的悲剧，在中国媒体的报道中屡见不鲜。

“花呗一时爽，还钱火葬场”，这句对借贷消费的调侃，反映了中国年轻人纵情消费却不计后果的现状。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30日，中国全国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已飙升至854亿元，是10年前的10倍多，这些逾期借款人中，“90后”几乎占了一半。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上个月在2020外滩金融峰会上，再次提醒中国年轻人储蓄率明显下降，对一些年轻人借债过度消费、乱花钱现象表示担忧。

事实上，中国民众一直有储蓄传统，虽然中国储蓄率已从2008年高峰的51.8%，降至目前46%，相较于26.5%左右的世界平均储蓄率来说，仍然较高。

2019年，中国全国人均存款余额约为6.27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3.07万元。有人估算，即使遭遇突发情况，导致大多数人没有经济收入，中国民众靠存款每人仍最少可以撑两年。

正因为中国民众一直以来量入为出，积累了较为厚重的家底，在今年突受疫情冲击时，中国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高度依赖财政救助，也保持了社会稳定，平稳渡过难关。

而今后随着爱存钱的一代代人逐渐老去，假如未来再突遇危机，习惯举债度日的年轻人又该怎样度过难关，中国社会还会有这么厚的积蓄保底吗？

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受访时指出，在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仍不完善的情况下，“年轻人还应当像老一辈人有些储蓄，这样才比较有安全感。”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杨畅受访时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说，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仍然缓慢，社会保障水平仍偏低，“要把钱留到未来花”。

来源/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