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内攘外，争吵不休：陈诚档案透露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之幕后故事

首先说明一下，本文配图大部分来自陈诚保留的原始档案，基本上属于媒体首发。比如张学良驾驶飞机的照片，什么！张学良会开飞机？当然啦！你以为“少帅”只会开汽车吗？老照片的故事——光影里的时代记忆，有图为证，如假包换。

陈诚，字辞修，1898年出生于浙江青田，家境小康，按他自己的话说：“布衣蔽体，蔬食果腹，不求精美，深受农村朴实之熏陶，几成第二天性。”张学良，字汉卿，1901年出生于辽宁台安，从小衣食无忧，自诩“风流而不下流”，他说：“那个嫖的不算，花钱买的、卖淫的不算，我有十一个女朋友，情妇！”

1936年春，陈诚、张学良合影于山西太原

安内攘外 意见不一

1936年5月，“围剿”陕北红军多次碰壁的张学良开始相信“联俄联共”是东北军唯一的出路，甚至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8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要改“抗日反蒋”为“联蒋抗日”。张学良表示赞同，为了试探可行性，他乘“九一八”事变五周年之际，先通过冯庸向陈诚表达抗日决心：“东北军自南来豫鄂、西开陕甘剿匪以来，损失甚重，迄未得到中央补充。如其剿匪损失，不如抗日覆没。决意统率所部，抗日图存。”

陈诚时任委员长行辕参谋长，又身兼数职，是蒋介石身边的大红人、大忙人。听完冯庸一席话，陈诚建议蒋介石“如认为抗日时机已至，则明白领导之。如认为尚非其时，则须力阻之，决不可听之而处于被动”。同时致电张学良：“抗日为中华民族唯一的出路，此义决无异辞，不过此中必须有整个计划，与一定步骤。剿匪与抗日，应分先后，实事势之不得不然。”

1936年春，陈诚从武昌登机飞赴山西太原

接到陈诚报告，蒋介石心事重重，5月20日晚上甚至难以入眠，第二天在日记中曰：“研究对汉卿办法，自悟昨夜之过虑。以汉卿性质与环境之现实，现时自由行动非所能也。以后夜餐后不可处理要事，古人‘急事缓处’与‘事待天明’二语实有至理也。”蒋介石觉得冯庸之言未必可靠，“此事亦不便函电明问汉卿”，希望陈诚亲自去一趟西安，当面谈谈。

陈诚结合汤恩伯在陕北截获东北军与中共联络文件，分析张学良可能意图，认为冯庸所言绝非空穴来风，“名为抗日，实则脱离中央，而走入联共投俄之途径”。碰巧汉口日租界发生日警吉冈被杀事件，陈诚无法脱身，于是修书一封，托人转交给张学良，信中这样写道：“时至今日，诚非抗日，别无出路。钧座毅然决然，以此自矢，忠贞卓识。惟兹事体大，民族存亡所系，非有整个之计划，一致之步骤，以积弱之邦，撄强邻之锋，恐一战容易，而持久为难。”

冯庸时任武汉行辕中将研究委员

张学良显得很谨慎，5月22日致电蒋介石，否认自己通过冯庸转话，但明确强调“就各方言，欲救亡必须抗日，欲抗日必须全国力量之集中”。所谓“全国力量”当然包括中共武装。张学良同时再电陈诚，表达自己的抗日主张：“欲谋抗日，必须统一。但统一力量，不应偏重军事，统一全民力量，乃是坚固之武力。”5月24日，蒋介石复电张学良：“不可与言而与之言者，以后请勿与之言。并对所部，严戒其慎行谨言，勿中奸计为盼。”

时值北海、丰台等地冲突事件频发，蒋介石指示军政部长何应钦，“务令京沪汉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俾随时抗战为要”。

西安事后 再无交集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从洛阳抵达陕西临潼，目的在于“镇摄”东北军，争取陕甘“剿共”战争的最后胜利。临时之际，蒋不忘电告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可调高射炮密运百灵庙防卫日军，“以后出击部队，应特别注重对战车之防御战术与捕获方法”。

晋绥军将领傅作义

一个多月前，蒋介石曾经进驻临潼，指示各部加紧“进剿”，张学良对此表现地很不耐烦，强烈要求调赴绥远抗日前线，甚至表示若再不允许抗日，今后对东北军的统率驭使，“必增困难”。蒋介石事先得到一些情报，张学良、杨虎城可能“不稳”，但考虑到“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决心再赴陕西。 行前，蒋介石调升正在太原、宁夏居间协调绥远抗战的陈诚为军政部常务次长，嘱其迳行入陕。

12月7日，陈诚到达临潼，详细报告了赴晋绥之经过，以及阎锡山、傅作义的绥东抗日作战方案，随后即往西安与张学良晤面。听完绥远战事的部署情况，张学良不以为然：“中央之对绥远，乃系政治作用，非有诚意抗日，如诚意抗日，应即联俄容共。”陈诚当即列举了国防上的种种准备工作，并且信誓旦旦地说：“一至适当时机，即决然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作真面目的战争，至于联俄容共，其事决不简单。”张学良没有兴趣讨论抗日准备的细节问题，反而取笑陈诚“真是委员长的忠实信徒！”

张学良驾驶飞机留影

12月8日，张学良再度来找陈诚，“自述其抗日之决心，与容共之把握”，同时发泄心中苦闷：“可惜委座不采纳我的主张，而且左右亦多不抗日之人，近来屡次对我严辞责备，即使我的老子，我也受不了。”陈诚当日赴杨虎城晚宴，宴毕又赴东北友人密约，得知“东北军不稳”，“有不利企图”的消息。第二天清晨，陈诚急忙赶至临潼报信，蒋介石不为所动，反而指示多与东北军将领正面接触，释义中央政策。东北告密人有言在先，“不愿任何人知其名”，陈诚或许也是将信将疑，所以也没有坚持己见。

终于，枪声划破了广袤旷远的关中大地。12月12日清晨，住在西京招待所的南京军政大员们被集中到大厅等候确切消息。旋即东北军送来张学良、杨虎城“兵谏”号外，这才知道出了大事情。午后，张学良亲自登门“压惊”，见面即说对不起，“这不是对人的问题，是对事的问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陈诚视察潼关防务

陈诚质问：“对人本无问题，余自投身革命，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绝无顾虑。至于对事，则试问你此种举动，究将何以善其后？委座身系国家民族之安危，设有差池，又将何以对天下后世？”张学良态度坚决地回答说：“我发动此举的用意，计有八项主张，业已通电全国，兄等之名亦已列入，稍待即可送来一阅。你我不必客气，要争要闹，仍同平时一样。”

12月13日，张学良再找陈诚交换看法，结果仍是“安内攘外”和“联俄抗日”的剧烈交锋。此后连续数日，张学良每天不同时间必至西京招待所，向软禁中的军政大员传递事件进展，并与陈诚讨论政府改组等问题。24、25日，张学良均未出现，陈诚猜测大概是与宋子文等会商忙碌。翌日，杨虎城来道歉，始知事件和平解决，张学良已经释放蒋介石，一起飞回南京。

失去自由后的张学良

1949年1月，代总统李宗仁为了促成国共和谈，决定释放张学良。李宗仁致电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张汉卿兄现在台省，希就近转知监视人员，先恢复自由，仁并拟约其来京一晤。”陈诚颇为赞同，打电报给下野的蒋介石：“职以为汉卿之于今日，释之无关重要，久羁适足为累，但惜处置较迟耳。为此，似可听其释放。”1月27日，蒋介石复电：“如有命令到台省释放张学良，似可暂不置复。否则可以并不知张学良何在，以此事省府向不过问之意复之。”

走笔自此，相信读者很想知道当年告密之东北友人究竟是谁？2015年出版的《陈诚先生日记》有了答案。1961年12月11日，陈诚记曰：“刘翰东对国家、对领袖之忠诚，双十二事变我得先获悉，即渠痛哭告我，并说他为国家、领袖而告密，等于出卖长官，但不愿我使任何人知其名，明天即为二十五年前之双十二，因有感，故志之。”

光阴如梭，西安事变已经整整过去八十多个年头，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以其个人的巨大牺牲，加快促成了国共之间的妥协，为进行全面抗战奠定了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