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白银产量有多少？南宋之后竟然大都靠外国输入

中国虽然早就有用银作支付工具的历史，但真正的白银货币化，还是在明代正统年间放松银禁开始。而白银在中国成为货币，使得中国产品在世界的流通有了统一的交易工具，对提高明代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福建广东一带，由于对外贸易频繁，万历年间已完全使用白银。中国素来白银产量有限，产量最大时是北宋，南宋后矿藏多已枯竭。南宋后白银大都靠外国输入，而明时的白银多是从美洲和欧洲途经马尼拉流入中国的。

1492年（弘治年间），哥伦布的航海活动发现了美洲大陆，从而开启了银矿的开发。1545年和1548年在秘鲁的波托西和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先后发现银矿，随后美洲白银开始流遍世界。西班牙人于公元1570年侵入吕宋岛，后又占领马尼拉，而当时菲律宾的华侨多是依靠同中国的贸易。因此西班牙银元便流入中国。因为白银在日本的购买力低于中国，所以也有大量日本白银流入中国。

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政府部分开禁海上贸易。最早直接到中国做买卖的是葡萄牙人，当时称为佛郎机人。他们在正德年间就来到广东、福建、浙江等地，带来大量白银或银币。葡萄牙被西班牙统治之后，更大的银元供应者是西班牙，德国学者弗兰克甚至认为，没有中国对白银的需求，就不会出现一个西班牙帝国。当时中国人对白银的殷切需求给西班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曾引述塞巴斯蒂安·芒里克的话说：“中国人不惜下地狱寻找新的商品，以便换取他们渴求的里亚尔（银币单位）。他们甚至用结结巴巴的西班牙语说，plata sa sangre（意为白银是血）。”

1621年一位葡萄牙商人在一篇关于白银的文章说，它“在全世界到处流荡，直至流到中国。它留在那里，好像到了它的天然中心”。从1600年到1800年这两百年间，中国获得了占世界有记录的白银产量的一半。（引自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

弗兰克说：“全球市场的轮子是用白银的世界性流动来润滑的，欧洲人在美洲发现了银矿后才能够加入到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中。这整个贸易活动只是由于有了共同接受的货币形式的套利转换才能展开。”

当时欧洲靠白银来换取亚洲或中国商品的模式，引发了弗兰克的深入思考，从而使他彻底清算了现代社会理论和世界历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神话。他提出，从航海大发现直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为什么欧洲需要亚洲的商品，却不能用自己的商品同亚洲交换而必须剥削美洲的贵金属？为什么亚洲可以向欧洲出口商品，却要求用贵金属支付而不进口欧洲的商品？161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出口中，货物只占6%，贵金属则占94%；从1660年到1720年的60年间，贵金属占东印度公司对亚洲出口总值的87%。这并不是因为它不愿向亚洲出口商品，而实际上是因为欧洲并没有更多的可供出口亚洲的商品，换言之，当时欧洲只是世界经济的一个次要和边缘的部分。他说，这是否意味着在这数百年间亚洲乃至中国一直处于执世界经济之牛耳的地位？从16世纪到18世纪，世界一直是亚洲时代，确切地说，中国和印度是这个时代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

1640年，葡萄牙推翻了西班牙的统治后，这一时期，葡萄牙商人不再与西属马尼拉做生意，商船减少了一半还多，减少了白银的运输；另一方面，在1630年到1640年，美洲银矿的大肆开发导致银价已到谷底，此后开始趋于上升，市场上白银供应量衰退。这一时间恰恰是明朝灭亡前后。虽说明朝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亡于李自成、张献忠等的农民起义，尔后又被满清趁机侵入而征服，但白银短缺在其中起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阿特韦尔总结说：“明朝的垮台一部分是因为它没有继续运转的资金。”（见《白银资本》）

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撑军力和政府开支，与明朝后期财政的巨大亏空有关，而当时世界性的白银紧缺加上国际贸易锐减，又造成白银的流入大大减少；还有，就是很多银子被商人和贪官窖藏了，金德尔伯在《消费者和囤积者》中说得很有意思：“从西方挖出钱来，仅仅是为了再埋在东方。”仅正德五年时，太监刘瑾被抄家就查出藏有黄金一千二百五十万七千八百两，白银两亿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千八百两（陈洪谟《继世纪闻》卷三），而当时国库（太仓）每年的入银只有二百万两。所以，《亚洲华尔街日报》2001年曾把太监刘瑾列入过去1000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名单。尽管史家都认为崇祯是一个勤勉的皇帝，但多方原因因素再加上国际贸易因素，使他已无力改变局面。

这一说法多少令我们对当时世界的景象有了另外一种视角。全球白银的多寡甚至决定了明代中国的最终命运，这也是以往中国史学家所忽略的视角。

中国当时的物价曾让到中国旅行的欧洲人非常兴奋，欧洲旅行家卡勒里记载，1695年一块薄薄的银洋“可以买到足够吃六个月的世界上最好的面包”，他雇佣一名中国厨子，每月只需一块银洋；他另出一两银子，又雇佣了一名贴身仆人，此人随他到北京，四块银洋就够安家。另一位传教士拉斯戈台斯神父在1626年的记载既有新奇又有抱怨：“中国一切商品的价格定得很合适，人们很少付高价买什么东西。只有欧洲人因为相信卖主诚实无欺而受骗上当，因为中国人经常把用平价买来的东西加价卖给他们。”（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

那么，中国与欧洲同期的白银购买力对比会怎样呢？

明朝之前，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物价较难比较，因为中国历代的货币不统一，而且币值变动太大。自中国正式用银后，便可以方便地比较了。意大利神父利玛窦在其《中国札记》中说“作为中国人食谱上主要食品的大米产量远比欧洲富裕得多”，譬如英国不产米，大米是奢侈品，而小麦产量很大，是生活必需品。所以，两相比较物价，用小麦最有说服力。14世纪后半中国小麦的价格大致相当于米价的八成，每公石约值十三四公分白银，英国在同时期是每公石约值三十四公分白银（一石值1.0737公石，一两值37.3公分），我们由此可以看出：14世纪后半白银在中国的购买力要比英国高一倍以上。（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

而对读书人来讲，书价最为敏感。嘉靖年间，日本人来中国买书，一部《鹤林玉露》四册，费银二钱，每册仅五分；《文献通考》是一部三百四十八卷的巨著，卖价只有九钱。而欧洲印刷术应用较晚，同时期的意大利，一册书籍通常要卖到合白银十三两到二十六两。1447年，意大利帕维亚大学教授的月薪折合白银五两四钱，三个月收入才够买一本书；而中国与之相埒的国子监五经博士月俸折银为四两二钱，收入与前者相差不大，但每月能买《鹤林玉露》那样的书八十四册。在意大利一般教授和律师家藏书只有三十到五十册，而中国元明两代稍有成就的学者家中都有几千卷到数万卷的藏书，如明代学者胡应麟家有藏书四万余卷，杨维桢家藏书数万卷，毛晋的藏书量更是高达八万四千册。（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这实际上也证明了明中叶之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普及程度在世界上是领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