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杭州大瘟疫爆发到北宋版“火神山”，文人苏东坡都干了些什么？

从杭州大瘟疫爆发到北宋版“火神山”，文人苏东坡都干了些什么？

提起苏东坡，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的文、诗、书、画“四绝”，想起的是他倔强孤傲而又豁达开阔、恣肆放达的文人胸襟，甚至想到的是他怀才不遇、颠沛流离的跌宕命运。

然而，作为一个丰富而多彩，甚至多面体的生命状态，苏东坡也有他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20多岁就因中科举而入仕、以文章而名闻天下，这本是一个青年才俊大展宏图、舒张抱负的大好时机。然而，一场巨大的乌云却从此笼罩在了年轻的苏东坡头顶。

所谓“神仙打架，凡人遭殃”，虽然苏东坡并未处在斗争的旋涡，也与那些在云端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的“大神”们相距甚远，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遭遇依然落在了苏东坡身上。

当时的北宋朝廷，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和以欧阳修、司马光等为首的反对派之间，斗争日益白热化。苏东坡本未加入任何党争，但却被认为是反对派，被变法派清除障碍，“扫地出京”，从此开始了颠沛的贬谪生涯。

密州、徐州、湖州，辗转各地的尚未结束，又差点因为“乌台诗案”掉了脑袋。好在宋王朝的创建者赵匡胤给后世奠定了一个宽厚仁慈的政治基调，一条“不杀士大夫”的祖训，将苏东坡从鬼门关拦了回来。接着，又是继续黄州、汝州、登州的贬谪生涯。

不参与党争，却被党争困扰了一生，这就是苏东坡的悲剧。变法失败，眼看当时备受排挤的反对派该扬眉吐气、再世为人了，但正直的苏东坡却因为反对司马光之流尽废新法，又被反对派所遗弃，只能再次从朝廷被“扫地出门”，再次回到离开已16年的杭州，担任知州。

这一年，是公元1089年，北宋元祐四年。

不同的人，对于命运的幸与不幸的解释是截然不同的。平安无事、健康长寿、荣华富贵、权倾天下、富可敌国、子女绕膝、妻妾成群……对于“有福”的状态，可以有很多的标准。如果用通常的标准，苏东坡显然是一个“福薄”的人，有才华却不能施展，有抱负却没有机会，人生际遇的每一次切换，不过就是从这里颠沛到那里。

然而，这些在常人看来的折磨和苦难，却意外成就了苏东坡。一个只活了64岁的人，从34岁就开始经历各种级别、地域、职位的贬谪，人生最有战斗力和创造力的时光，都被贴上了“流浪”的标签。

然而，正是这种贬谪，让苏东坡不至于成为绕着皇帝吟诗作赋的“花瓶”，没有成为尸位素餐、醉生梦死庸人，没有成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娇客”。

苏东坡的生命是极其饱满的，人世间的各种苦难他品尝过，并因此而每有开悟；帝王将相、贩夫走卒、村夫野老、僧道丐妓，他都可以引为知己，毫无荆芥。

书桌上，他挥洒才华，落笔惊鬼神；田间地头，他挽起裤管，耕种采收，样样不输农夫；酒局里，他是最幽默、最具人气的饮者；厨房里，他能用最常见的食材创作出新奇的菜肴；谈禅论道，炼丹打坐，俨然神仙一流……

令人最想不到的是，他竟然还是一个医学家，一个专长于公共卫生管理的专家。然而，这似乎并不意外，古人说“秀才学医，笼里抓鸡”，中国传统文化“万法归宗”的框架，总容易让一些天分高的人有“一通百通”的收效。苏东坡曾潜心研究炼丹、禅坐等修行法门，也算是一个小众领域的医学修习。

苏东坡成为公共卫生专家，得益于两个原因：一是他的豁达，他没有因为自己是士大夫、官宦而被“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偏执所束缚；二是他的仁慈，“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两种不同职业却有一个共同的道德基础：怜爱天下苍生。

长期的基层职业生涯，使苏东坡见过太多的病苦和死亡，在没有任何卫生保障的时代，身处底层的百姓，得病就几乎等于死亡。即便有幸获得治疗，又将面临高额医药费造成的因病致贫，从而雪上加霜、贫病交加。

于是，苏东坡就开始研究医药学，通过各种渠道打探、收集一些简单有效、成本低廉，便于推广的民间偏方、单方、验方，并系统整理，编著成了一本医药学专著《医药杂说》。后人曾经把这本书和沈括的《良方》（或《灵苑方》合编在一起，称为《苏沈良方》，救治世人无数。

苏东坡刚刚到杭州知府的职位上履职的时候，真正是“临危受命”，他面对的是整个杭州及其周边先涝后旱的特大自然灾害，粮食严重歉收，市面上米价飞涨，百姓嗷嗷待哺。

苏东坡心急火燎但又指挥若定，他千方百计筹措救灾物资，接连向朝廷连上七道报灾求赈的奏折。他又利用自己平时积攒的人脉，在周边邻近各州的官员之间多方奔走，互帮互助，形成了群策群力的救灾格局。

有一个心系百姓的好州官，有一套严密紧张的救灾措施，天灾虽然巨大且深重，但杭州百姓无一人在荒年里丧命。但所谓“祸不单行”，饥荒之年必有瘟疫，从公元1090年（元祐五年）春天开始，杭州出现传染性疾病，进而很快出现爆发态势。

没有医药，没有防范措施，“瘟蝗伞”笼罩下的杭州百姓只能坐以待毙，静候死神镰刀的收割。然而，别人不急，苏东坡怎么可能不急？别人无计可施，苏东坡却是一个敢于在“十面埋伏”里闯出一条生路的勇士。

医生、僧侣、游方道士，但凡懂得医学的人，都被他一道号令聚集到了州衙。这里既有权威在发力，更是苏东坡的人格魅力在感召。这些人到来之后，苏东坡将他们分组派出，在州衙属员的带领下，一个街坊一个街坊、一户居民一户居民地开展“地毯式”走访，问诊、施药、安抚、救助。

尽管历史文献并没有记载这次杭州大瘟疫究竟是什么传染病，估计当时也缺乏相应的辨别技术。但苏东坡的一个秘方“圣散子”却在这场抗击瘟疫战中发挥了奇效。

这个秘方最大的特别就是成本低廉，一文钱就可以配制一剂。苏东坡自费购买大量药材，在杭州城内支起几口大锅，一片药香顿时在杭州城内四处弥散，过往行人每人一大盏，人人有份。饥施粥、病施药，仁者都是父母心。

瘟疫很快得到遏制，一场灭顶之灾烟消云散。苏东坡又考虑到杭州四通八达、人口稠密、交通频繁，为了防止“瘟神”卷土重来，于是着手在杭州创办了一所常设的防疫机构。

州衙经费有限，“挤”出了两千贯铜钱。显然不够，平日为官清廉、衣食简朴的苏东坡，又拿出了自己多年积攒的压箱底钱，黄金五十两，在杭州的众安桥建立了一所病坊，起名叫“安乐坊”。

说起众安桥这个地方，原本不是这个名字。因为苏东坡在这个地方建立“安乐坊”，三年时间救治病人千余人，当地人才将这个地方命名为“众安”，寓意“众生平安”。后来，“安乐坊”搬迁到了西湖边上，百姓又将病坊的新址命名为“安济坊”。

至于“众安坊”则在当时被称作“病坊”，因为当时还没有“医院”这个称谓。“众安坊”邀请医术高明的医生坐堂施诊，并在每年春天免费发放防疫秘方“圣散子”。为了保障病坊正常运营，苏东坡下令在杭州州衙资金预算里，特别安排一笔经费，专款专用，使之变临时机构为常设机构。这所病坊的建立及职责，就是中国最早的公立医院或公共卫生管理机构。

人常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心里装着百姓的人，百姓也将永远铭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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