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皇幸蜀图》，画的是唐玄宗携妃游春，还是仓皇避难

唐 李昭道《明皇幸蜀图》，纵55.9厘米、横81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唐代山水画家李昭道，是李思训的儿子。官至中舍人，因为其父人称“大李将军”，所以他也被人称为“小李将军”，但他并没有将军职务。

李昭道的艺术得自家传，也是擅画青绿山水。史载，画“海景”是他首创。他的画风工巧繁密，但作品一般用线较细弱，所以唐代理论家认为他“笔力不及思训”，但他的优点是能“变父之势，妙又过之。”(“势”这里作形势，体势解，指画面布局大势。)他能变革其父的构图形式，所以在奇巧方面超过了李思训。

安史之乱始于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12月16日；756年六月安禄山占领长安，十三日，玄宗逃离长安，在唐玄宗被迫逃往成都避难的随行人员中就有李昭道，李昭道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这幅具有历史真实意义的《明皇幸蜀图》。

所谓“幸”就是古代君王驾临某地，称“幸”。好像他到那里，当地的百姓都感到幸福。为了表示“幸”，就不能画出仓惶出逃的样子，所以画上人物个个衣冠楚楚，置身于青山绿水之中“游春”似的。

画里的那点意思

崇山峻岭，白云缭绕，高耸的树木掩映着曲折崎岖的山路和栈道。一队人马自右侧山间穿出，画中人物身着唐装，向远山栈道行进。

队伍前方，一骑者着红衣乘三花黑马正待过桥，与画面中其他人不同的是，红衣男子气宇轩昂，就连他骑的马也和别人的不一样，这匹马体型健硕，呈棕黑色，马鬃被修剪成三辫式样（就是马脖子上的毛有三撮突起），这种样式是唐代御马的特殊标志，名为“三鬃”。由此推断，骑在马上的这位红衣男子正是唐玄宗。

不过此时唐玄宗的这匹马，明显是因为走不惯山路，面对逼仄的桥面和湍急的水流，马儿心生畏惧，露出惊蹶停步之态。或许作者是借此动作表示唐玄宗避难途中的惊慌心理，但坐在马上的唐玄宗依然身体笔直，没有面露惊愕，这或许又是作者为了保持皇帝的尊严和形象而故意刻画的。

队伍中间是一群女子，她们骑在马上，头戴帷帽，身穿胡装，从她们的装扮来看，应当是随形的妃嫔。驮负行李的骆驼和腰系弓箭的士卒为女子们开道。

在小桥的左边，也是画面中间，是运送物资的队伍，他们正在一片平地上休息。

最远处的那个宫人挽起了裤脚，可能是久行以后鞋袜已被打湿，正好利用休息时间在溪水旁洗一洗，缓解长途跋涉的劳累。

此刻，他们中有的人将骡子和骆驼上的货物卸下，地上摆放着包裹和马鞍。利用这难得的时间休息调整一下。

近处的骡子、马已经倒地仰天，在经过长途跋涉以后，可能体力已经达到了极限。画中的人物动态及其衣帽服饰，刻画得细致入微，马匹、骆驼也描绘得生动有趣。

画面最左侧，是更加崎岖的栈道。似乎稍有不慎，便会坠入万丈深渊。

悬崖峭壁之上有一些用木板搭建起来的栈道，栈道下是悬空的，十分危险，走在上门的人和马都小心翼翼，不敢有丝毫怠慢。画面安排了峻险的山岭，盘曲的石径，危架的栈道，云绕的天际，将李白诗作中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地貌特征表现的淋漓尽致。

相呼应的，画面右侧上方同样有盘曲的石径，危架的栈道

画面中还有三个旁观者，饶有兴致的盯着这队人马，他们可能就是普通的山民。

画上有乾隆三十九年（1774）的御题诗：“青绿关山迥，崎岖道路长。客人各结束，行李自周详。总为名和利，那辞劳与忙。年陈失姓氏，北宋近乎唐。”诗中全然不提帝王仓皇出逃那件晦气事，“北宋近乎唐”也同目前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一致，认为这是一幅宋代的摹本，但色彩金碧辉煌，画风古朴典雅，很好地体现了“二李”金碧山水的艺术风格。

金碧山水一派

金碧山水兴盛于唐朝“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时期，是中国绘画史上重要的流派，以“大小李将军”李思训、李昭道为代表。以泥金、石青和石绿三种颜料作为主色，比“青绿山水”多泥金一色。泥金一般用于钩染山廓、石纹、坡脚、沙嘴、彩霞，以及宫室楼阁等建筑物，与石青、石绿二色交相辉映，形成富丽华贵、金碧辉煌的艺术效果。而这种画风，对宋代王希孟、赵伯驹、明代仇英，清代袁江等人的青绿山水都有很大的影响。

画上奇峰、峻岭、巨石、白云、流水，都用细线勾出，并用线条表现出了岩石的形体和结构，塑造出了山峰的雄伟气派，改变了以往画山石只能表现出山的象征形象的作法，这在唐代山水画中是极少见的。

关于《明皇幸蜀图》的确名，怎么又和摘瓜扯上关系？

这幅名画在清代《石渠宝笈·三编》中的著录画名曾是《宋人关山行旅》。

1957年李霖灿先生根据苏轼《东坡题跋》卷五《书李将军三鬃马图》中“唐李将军思训作明皇摘瓜图。嘉陵山川帝乘赤骠其三鬃，与诸王及嫔御十数骑出飞仙岭下。初见平陆，马皆若惊，而帝马见小桥作裴徊不进状。不知三鬃谓何，后见岑嘉州有《卫节度赤骠歌》云，‘赤髯胡雏金剪刀，平明剪出三鬃高’，乃知唐御马多剪治，而三鬃其饰也。”

以及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中的一段话：“《明皇幸蜀图》，李思训画，藏宗室汝南郡王仲忽家。余尝见其摹本，方广不满二尺，而山川、云物、车辇、人畜、草木、禽鸟，无一不具，峯岭重复，径路隐显，渺然有数百里之势，想见为天下名笔。宣和间，内府求画甚急，以其名不佳，独不敢进。明皇作骑马像，前后宦官、宫女，导从略备。道旁瓜圃，宫女有即圃采瓜者，或讳之为摘瓜图……”

于是得出结论，此画应叫《摘瓜图》或《明皇幸蜀图》，一图两名。

1999年，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新先生发表《胡廷晖作品的发现与明皇幸蜀图的时代探讨》一文，提出新观点：认为《宣和画谱》中李昭道名下的《摘瓜图》可能就是苏轼所说的《明皇摘瓜图》，《宣和画谱》的编者大概考虑到李思训卒于安史之乱以前，所以改订为昭道所作；至于不加“明皇”二字，乃是编者对避蜀故实的顾忌所致；《明皇幸蜀图》是针对整个事件给题，《（明皇）摘瓜图》则是对画中细节的描述。于是，所谓“明皇幸蜀图”的作者之厘定，由“传李思训”变成了“传李昭道”。

此图不久被赏赐出宫，蔡翛（即蔡京之子）《铁围山丛谈》云：“秘书省自政和末，既徙于东观之下，宣和中始告落成。上因踵故事为幸之，御手亲持太祖皇帝天翰一轴以赐三馆。……又赐阁下小李将军《明皇幸蜀图》一横轴，吾立侍在班底睹之，胸中窃谓：御府名丹青，若顾、陆、曹、展而下不翅数十百，今忽出此，何不祥耶。古人之于朝觐会同，得观其容仪而知其休咎，则是举也厥有兆矣。”

蔡绦认为：“明皇幸蜀图”描绘玄宗仓皇避难，而后徽宗被金人北掳，宛如不祥征兆。当时被贬谪白州（广西博白）的蔡绦，于是有‘邈在炎陬而北望黄云，书此疾首’的痛语。”

多说一点，上文里提到的“摘瓜图”，是什么意思。“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 三摘犹自可，四摘抱蔓归。”这首诗叫《黄台瓜辞》，出自武则天的儿子章怀太子李贤的手笔。当时的唐朝皇帝是李治，而实际理政的便是武则天。这首《摘瓜辞》是对武则天专横跋扈，毒杀皇子的控诉。摘瓜其实是指责武则天压迫皇子，而且带些嘲弄和警告的讥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