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之大

【金庸先生辞世两周年】

金庸先生常常被称作金大侠，古龙、梁羽生、温瑞安等同行似乎无此雅号（古龙有古巨侠之称，巨侠二字，未免有些戏谑性质）。想来不仅因为，武侠小说家中，金庸成就最高，完全当得起大字；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原由：他定义并发扬了大侠的内涵。其代表作《神雕侠侣》第二十回，名曰“侠之大者”，其中郭靖教导杨过，引出“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一语，一举成为武侠世界的精神纲领。后来者对侠客精神的探究，莫不进退于这八字的光芒或阴影之下。更有甚者，它还可以作为一个模板或参照系，曾有人问我何谓大律师，我脱口而出：为国为民，律师之大者！

不过，喊出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金庸，一生行事，几乎与侠无关。他的本性，介于士与商之间，甚至后者成色更重，有时竟显得功利、悭吝，并无多少侠气可言——相形之下，古龙身上反而有点久违的侠气。其所处地域与时代，更与侠气无缘，反而在禁锢、销蚀侠气，残存的几根侠骨，在权力与资本的双重夹击之下，早已断折殆尽，豪情只剩了一襟晚照。说白了，既非其人，亦不逢时，那一声金大侠，只适合视为借花献佛的恭维或逢场作戏的客套，倘若当了真，则有碍于我们认知金庸的真实面目。

有时我们容易在作者与作品之间建立一种粗暴的关系，譬如以为武侠小说家必定一腔侠气，身怀绝技。有人读罢金庸小说，写信向他讨教武功，正如有人读罢唐浩明小说《杨度》，写信向他讨教帝王术，入戏太深，近乎入魔。事实上，武侠小说的风格并非现实主义，而是超现实主义或魔幻现实主义，最需要的是想象力，作者精通武术固然重要，不通武术亦无大碍，也许更有助于打破规矩，激发想象。至于侠气，更是无关紧要，在我看来，小说家不妨世故一些、阴暗一些，道德感过于强烈的人反倒不适合来写小说。

此外还要注意，侠客文化与侠客乃是两码事，前者之兴盛并不对应后者之风行，恰恰相反，一个武侠小说风靡的时代，极有可能是一个侠气沦丧的时代，所谓缺什么补什么，不难想见，假如人间世侠气激荡，何必借助小说来幻想正义的救赎呢。当年鲁迅谈革命文学与革命，亦同此理：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往往并无革命。

由此再来说金庸。刘远举先生认为，金庸的成功有三点时代背景：识字率提升、报纸普及、电视兴起。我的总结更宏大一些：金庸的成功是商业文明与市民文化的成功。他写武侠小说是商业行为（在他所创办的《明报》常年连载，以招揽读者，刺激销量，有些读者购买《明报》，即为追逐他的武侠小说，昔之追报可比今之追剧），武侠小说的流行，无论出版还是拍成影视剧，同样是商业行为。说白了，金庸成功的要素是商业，而非其他。

把金庸与商业挂钩，在他身上贴以商人的标签，我不认为是一种贬斥。日常之中，对商人的贬低，对侠客的抬高，堪称两大认知误区，流毒既深且广。实则商人对世界的贡献远远大于侠客，商业文明对社会的推动远远大于侠客文化。侠客与侠客文化都是标准的双刃剑，作为凶器，只能不得已而用之。

金庸是商人，却也不仅是商人，更精确的说法，可借用一个老词，叫“士魂商才”。前些天我的师兄叶子民大律师曾引用这四个字，论证律师的成功之道：士魂即知识人的头脑，商才即商人的身手，对律师而言，前者是安身立命的根基，后者是翻天覆地的手段，缺乏任何一项，断难走上大道。这个说法，不仅适用于做律师，还适用于做媒体。拿金庸创办《明报》来说，如果没有士魂，报纸则无立场，如果没有商才，报纸则无活路。

相比武侠小说，《明报》的经营更能呈现金庸在士与商之间的纵横与纠结。这家报纸起初定位本是市井小报，以赚钱为第一义，各种娱乐八卦、情色暴力新闻，只要吸引眼球，一概照登不误，这是商的一面。另一面，金庸曾宣称《明报》“站在中国人的爱国立场”，“凡是有利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赞扬之，有害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反对之。如果国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发生矛盾之时，我们以老百姓为重。”（《明辨是非，积极中立》，1963年1月17日）这则是士的一面，甚至有些“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意思。

1962年5月的大逃港事件，乃是《明报》的转折点。对于大陆逃港的难民潮，香港当局严禁报道，唯有《明报》逆流而上，主动介入，一时名动全城，销量剧增。两年后金庸写作社论回顾此事，慨然道：“我们明知这会得罪许多朋友，会使得我们以后一生的日子很不平安，会使我们负上许许多多的罪名。然而，《明报》刊登过许多武侠小说，我们赞扬坚持正义的心灵，难道在说了许多年风凉话之后，当自己遇到危机的时候，就去做卑鄙无耻的小人么？”（1964年12月8日）这番话慷慨激昂，掷地有声。不过此事并不像他说得那么堂皇，背后另有隐情。他原本与当局同一态度，拒绝刊发记者去边境采访难民的稿件，丝毫不顾他们的抱怨和哭诉，直至采访部主任雷炜坡和记者陈非这两员大将据理力争，甚至以辞职相逼，他才无奈点头。这么说倒也不是要谴责金庸，而是试图指出他的两面性，他在士与商之间的困境。

大体而言，金庸一生，有时是商，有时是士，唯独不是侠。作为士的他可比国士，虽也在为国为民，还是不能与侠等同。国士不论是否居庙堂之高，都是庙堂的同构者，侠则处江湖之远，与庙堂遥遥相对。江湖之为江湖，正表现在对庙堂的疏离、独立与反叛，当它不幸沦为庙堂的翻版，抑或被庙堂收编，那么侠客再无容身之地，所谓武侠小说，就此迎来了末路。这正可以回答，为什么金庸写罢《鹿鼎记》，决然宣布封笔。

这背后，关乎金庸对侠的态度。如果说“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编织了一条关于侠的精神谱系，其表现形式则非直线，而是弧线，弧顶即“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简单说来，陈家洛、袁承志代表“侠之始”（尽管陈家洛更像知识人），郭靖、杨过、张无忌代表“侠之大”（这三人为国为民，一脉相承），萧峰、令狐冲代表“侠之疑”（他们已经在拷问、解构侠的形象），韦小宝代表“侠之终”（韦小宝已经不是侠客，而是流氓，当庙堂与江湖的二元关系被消解，不消说侠客，连流氓都无处可逃，只能诈死了局）。不管终点对应的是专制社会还是现代社会，无疑暗示了金庸对侠的未来的悲观。

说到最后，还得回到“大侠”的称号。我之所以纠缠于此，除了因为，金庸本身并无侠气，他也不想当大侠，更是因为，以大侠论断其人，不但错位，而且褊狭。他的大，不是侠之大，而是商人之大，报人之大，作家之大，这三个界面，才是他的功业、光辉之所在。再说远一点，他的大，还表现为大事不惑，大节不亏。他这一生可谓历经沧桑，渡尽劫波，然而在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口，其选择从来不曾出错，这归功于判断力也好，运气也罢，结果正摆在那里，不得不令人叹服。能有这等道行的人，百年以来寥寥无几，知识界如胡适，商界如李嘉诚，他则是驰骋于这二界之间的一个典型。

在这个秋叶飘零的季节，九十四岁的他离开了人间。有人引用神雕大侠杨过的台词代为告别：“今番良晤，豪兴不浅，他日江湖相逢，再当杯酒言欢。咱们就此别过。”我却以为，他更愿意像泛舟五湖的陶朱公范蠡那样，握住西施的手道：“咱们换上庶民的衣衫，我和你到太湖划船去，再也不回来了。”

2018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