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氏简史：从崛起长白山，到最终走向消亡

陈辉/文

在中国历史上，创建清朝的爱新觉罗氏是一个传奇家族。16世纪80年代，爱新觉罗氏还只是由努尔哈赤的六祖及22个儿子组成的小家族，到皇太极时期，皇族成员约100人，清朝入关初，也才400多人。

但处于上升期的爱新觉罗家族猛将如云，努尔哈赤自不必说，下一代的褚英、代善、皇太极、阿巴泰、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等均独当一面，孙辈杜度、岳托、尼堪、豪格、费扬古、满达海、硕托等，亦称骁勇，如此多的豪杰出于一门，几代人前赴后继，所向披靡，在历代王朝开国史上罕有其匹。

在定鼎中原后，爱新觉罗家族保持了高度清醒的头脑，较快实现从“打天下”到“坐天下”的角色转换，完善制度、推扬儒学、发展经济、繁荣文化，避免了乍兴乍败的危局。有惩于前朝覆亡之鉴，爱新觉罗家族在制度建设上防微杜渐，终清之世，未出现宦官专权、外戚干政、宗室诸王尾大不掉等前朝积弊，康雍乾三代自强不息，不仅对外将版图扩至极大，对内也实现了稳步经济增长，堪称盛世。

对于历代皇族，爱新觉罗家风最严，子孙读书最勤奋，统治者的忧患意识与责任感亦最强烈，然而，在专制制度笼罩下，这个“第一家族”还是很快出现了腐化问题。到嘉庆时，皇族已近4700人，虽消耗增大，却未能再涌现出祖辈那样的盖世英豪，当朝者或堕入贪腐泥淖，在野者多沦为浑浑噩噩的纨绔子弟，到后来，恰恰是因为“摄政王”载沣搞出不得人心的“皇族内阁”，落得孤家寡人的下场，断送了清朝268年基业。

末帝溥仪逊位后，一部分爱新觉罗家族成员平静地接受了历史巨变，重新塑造自己的人生。而在后来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威利诱下，许多皇族后裔保持了民族气节，溥仪等少数人，曾逆历史潮流而动。从爱新觉罗家族数百年的兴衰史中，既可品味到苍凉、悲壮的英雄气概，又能领悟出制度衰朽对该家族造成的异化和伤害。

唯独

清朝是满洲人建立的王朝。满洲人也就是今天的满族。满族先世兴起于白山黑水，也就是今天东三省内外广大地区。根据清朝入关初满文档案记载，全部满洲男丁满打满算55330人，这是精确到个位的统计，非常准确。就凭这么点人，再加上20多万在关外归附的汉人、蒙古人，就征服了人口上亿的中原汉族。

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却形成一股不可抗的扫荡力量，除了证实腐朽的明朝不堪一击外，还说明那个时代的满洲武士，的确骑射娴熟、骁勇善战。如果说他们是那个时代勇者中的勇者，那作为其统帅的爱新觉罗家族，无疑就是精英中的精英。仅此一点，就不能不吸引后人关切的目光。

谈到爱新觉罗氏的历史定位，离不开对中国历史发展特点的认知。换句话说，离开了边疆诸少数民族的参与，就没有今天中国人博大精深的历史。在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中，诸如匈奴、突厥、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都曾创建国家，但建立过中央王朝的唯有元朝和清朝。而无论从享国之日久、对中国影响之深巨来说，后者又超过了前者。

爱新觉罗家族统治中国长达268年之久，清朝前期开疆拓土，在极大地拓展中国疆域的同时，还使诸多边疆少数民族、包括满族自身，加入到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中来。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的代表，爱新觉罗氏的统治跨越了古代和近代。他的崛起与蹉跎，文治与武功，辉煌与失败，无不给中国历史打下鲜明印记。

关注清史，不能不了解满族，了解满族，不能不研究爱新觉罗家族，反之亦然。今天对清朝历史，包括爱新觉罗家族史兴趣盎然的，绝不仅是一千余万满族同胞，还包括不同民族、不同层次的众多读者。原因就在于：这段历史，已成为中华民族历史遗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以来，清朝丧权辱国，丢掉了150万平方公里国土。其实许多丢失的领土，还是被后来统治者所确认的。可是你别忘了，就是现有的960万平方公里版图，其中很大一部分领土，还是得益于康雍乾三朝的文治武功。

爱新觉罗家族通过“满蒙联姻”，对蒙古地区实施了有效统治。康雍乾祖孙三代，前后七十多年经略，最终平定天山南北，就是今天的新疆。乾隆末年，派军入藏，大大加强了对西藏地区的控制。当时创设的“金瓶掣签”制度，现在依旧有效。至于西南广大边区，在雍正帝实行“改土归流”以前，也多属“化外之地”。

辛亥革命以暴力为始，以清帝逊位和平形式结束，在实现国家制度变革的同时，避免了国家的分裂、民族的流血，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因此具有重要历史意义。此一局面的出现，归根结底，是由于相关各方——南方民军、北方袁世凯集团、满洲皇室与权贵集团——在关键时刻都作出了明智选择，即以国家和民族大局为重的远见卓识，以及高度的政治智慧、妥协精神、灵活性。

其中，对以隆裕皇后、庆亲王奕劻为首的满洲亲贵能够顺应历史大势、顺应民心所向作出的抉择，也应给予充分肯定。优待条件的颁布，实际是新生的民国政府以及全体国民对爱新觉罗皇室、满蒙贵族在政治上作出巨大让步所给予的肯定和补偿。

这一点，从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事后对清室的评价上也得到充分印证。民国元年，他和黄兴入京拜会醇亲王府。黄兴在发言中盛赞皇太后、皇帝“圣明”“德同尧舜”。爱新觉罗皇室在辛亥革命关键时刻，能够识大体、顺应历史潮流，同样功不可没。

1924年冯玉祥驱逐溥仪小朝廷出宫，意味着民国“优待条例”被彻底撕毁。确如段祺瑞所指，撕毁具有法律效力并为国际社会所承认的优待条件，是失信天下的举动。何况，民国政府当初同意给予逊清皇室一定优待，是以后者同意和平交出最高统治权为交换条件的。对于冯玉祥驱逐行动的正当性与否，言人人殊，姑且勿论。

一直到晚清，在爱新觉罗皇室中都不乏开明人士。1900年庚子事变后，清皇室痛定思痛，在慈禧太后支持下实行“新政”，十年之间步幅不可谓不大，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满汉关系、教育、法律等众多领域。君主立宪制和议会制已初现轮廓，对舆论的钳制明显放开，民间办报就有几百种。庆亲王奕劻位高权重，报纸上公开抨击他贪腐，北京一种石印画报，画中一个头戴双眼花翎朝帽、身穿袍褂的老头，手握一柄大耙子，正在拼命搂地上的银元宝。奕劻也没有将这份画报奈何。

奕劻虽然贪腐，但并不等于他政治愚昧。他的种族思想和排汉强满意识远比其他满洲亲贵淡薄，对汉人也没有刻意防范。他收的干儿义女，都是汉人。他儿子载抡娶的是山东巡抚孙宝琦的女儿。在晚清政坛上，奕劻的政治态度一贯比较开明，这应该与他长期办理洋务、对外部事务有较多了解有关。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第一次召开御前开会讨论对策，奕劻身为内阁总理大臣，却表示赞成清帝逊位，因此成为众矢之的。

所以在清朝灭亡后，他远避天津。他死后，溥仪仍不放过，给他“赐”了好几个恶谥，如荒谬的“谬”，丑恶的“丑”，以及幽王的“幽”，厉王的“厉”。后在众人劝说下才改成“密”，取“补过能改”的意思。溥仪对奕劻耿耿于怀的原因，用他自己的话：“大清二百多年的天下，断送在奕劻手里”。话说的有些夸张，但奕劻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表现得相当开明，是没有疑问的。

其实，除了庆王奕劻，其他先后秉持朝政的如恭亲王奕 、肃亲王善耆等，在晚清政坛上都比较开明。

明朝对待宗室贵族实施分封制，分封到各地的王公控制地方大权，以致形成尾大不掉的态势，成为明朝覆灭的基本原因。这给爱新觉罗家族以警示，所以自入关初起，即注意吸取前朝教训，其中就包括从制度上加强对皇族成员的管理。皇族成员主要集中在京城，还有少数居住在“发祥”地的盛京。

清朝制定了专门的法律，约束他们的言行，设立专门学校对他们的子弟施以教化。设立庞大的宗族组织，将其成员按照血缘亲疏编为不同宗支，上设族长、总族长，加以严密掌控。直到清末“新政”时期，改革律政，仍不忘制定一部新的关于皇族的法律。

在政治上，清朝前期对皇族成员限制严格，不允许他们干政，即所谓“不锡土，而其封号但予嘉名，不加郡国”的政策。也就是不赐予实际封地，只予高爵厚禄，以防出现诸藩割据一方、尾大不掉的局面。诸皇子分府后，当然无郡国可就，只在京师建邸而居。清廷并不以此为满足，还制定了一系列“毋许”的条例限制王公贵族的行动自由。

如“王公毋许游观禁地”，“王公家中毋许容留匪人”，“王公毋许与外人交接请托”，“王公宗室训课子弟应延请正人”，“王公毋许与内廷太监往来”，“王公毋许滥收太监”，“王公毋许遣太监出口”，“王公毋许僭用越分之物”，“藩封府第不应有外旗谙达”，“诸王毋许与朝臣交往”，“王等毋许接收嘱托名条”等等。这许多个“毋许”，将王公置于动辄获咎的尴尬境地。

一直到雍正帝即位，创立军机处，从怡亲王允祥开始，到后来的恭亲王奕 、醇亲王载淳、庆亲王奕劻等，诸王先后担任领班军机大臣而秉持大权。但是在皇权威慑下，可以说从未有过亲王专权、擅权、乱权的现象。可是到第二代醇亲王载沣担任幼帝溥仪“摄政王”以后，却一意孤行，偏要将已经相对分散的中央和地方大权，集中到以自己为首的几个亲贵手中，而这些亲贵除了血统高贵外，多为纨绔子弟，毫无施政经验，最后落到天怨人的地步，以至于王朝灭亡。

怒

必须澄清的一点，清朝皇帝对王公贵族严格约束，只是不允许他们干政，在物质待遇上则一向是务求其优。这些王公贵族被集中豢养在京城，享受种种特权，终日笙歌燕舞，锦衣玉食，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一代又一代，除了耽于享乐、不思进取外，一辈子浑浑噩噩，不识人间烟火，也不关心民间疾苦，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同时，也就蜕变为社会寄生阶层。清朝末年，在京城的皇族成员已近5万人，如果将他们的妻妾计算在内，总人数约有7万。如此众多的人口都需要国家“恩养”，日益成为全社会的沉重负担。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不论清朝在制度建设上如何努力，在专制制度下都无法解决因权力来自皇权所酿成的弊端。换句话说，制度建设的出发点既然是为了维护特殊集团利益，也就无法遏制以权谋私、贪腐现象的蔓延。

其结果，不论如何努力去“亡羊补牢”，漏洞依旧越来越大。而集团攫取的权力、金钱、美色，最终在社会动荡或巨变中失去。这是爱新觉罗皇族留给后世的一个沉重教训，也是中国历代王朝都无法摆脱的一个铁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