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日本是如何应对瘟疫的：记日本天平九年的流行病

不透明的公共卫生系统

这件事情发生在日本奈良时代的天平七年（735年）至天平九年（737年），当时在位的天皇是天武系的圣武天皇。

圣武天皇

日本古代的疫情并不少见，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常见，只要翻开史书，莫说十次八次，就算数十次传染病爆发的例子，也很容易就能找得到。那么为什么这次疫病这么值得关心呢，第一，蔓延时间长，从天平七年到九年，范围也特别大，从九州岛一直蔓延到京城。第二，死亡病患中，颇有当时权倾朝野的人物，我们所熟知的藤原四子，武智麻吕，房前，宇合，麻吕，均在此次疫情中丧生。

想要探究天平九年的这一次疫情，就需要对当时日本的卫生系统作一次了解。首先是疫情报告制度，在当时的日本，已经出现了疫情报告制度，在《养老令 公式令》中就规定到：“凡国有大瑞，及军机，灾异，疫疾，境外消息者，各遣使驰驿申上”。这是一个很好的制度，要求国司派遣使者向朝廷报告疫情，但由于受到当时医学水平的限制，当时的官员并不能很好的判断疾病的种类，因此只能统计当年患病人数，如果高于正常年份的患病人数，则向朝廷报告，反之不报告。

在当时日本的卫生系统，中央政府中有两个卫生部门，典药寮和内药司，中央政府的医师大多数也都是在这两个机构供职，虽然在卫府中有类似于军医和兽医的医师存在，但是他们并不是主要构成人员。在宽平八年（896年）由于这两个机构职权过于重合，便将内药司并入进了典药寮。

与今天不同的是，这些机构的日常任务是治疗达官显贵，皇室成员的疾病，并不管理地方的医生。面向普罗大众服务的是施药院这样的救济设施，然而医疗资源是极其不平衡的，为极少数达官显贵和皇室成员看病的医师达到了14人（内药司4+典药寮10），而为百姓看病的施药院医师仅仅只有一人，故而基本不可能做到有针对性的治疗。

医师的培养是在典药寮进行的，在《养老令》中，“医生”一词与现代常说的医生的涵义不同，而是“医学生”的意思。而这些医生的老师，称为“医博士”，医生定员四十人。除此之外，还有针博士，针生；案（按）摩博士，案摩生；咒禁博士，咒禁生。前两者是使用针灸和按摩来治病的，后者则有一定的巫医色彩，故而后来并入阴阳寮中。而在地方上对医师的培养则弱的多，因为师资力量不足，每国只有一名医师。

医生的学习内容和当时的中国是比较相似的，比如医生学《本草》，《甲乙脉经》。在当时典药寮的培养过程中，也有一定意识地培养专科医生，在每二十名医生中，十二人学习体疗（内科），三人学创肿（皮肤溃疡，肿起等病症），三人学少小（儿科），二人学耳目口齿。

这些关于修业科目和年限的规定，基本都是借鉴当时唐朝的规定而来。地方上的医生的修业科目和修业年限是参照中央的典药寮而来。对于医师水平的评价标准则很简单，看治愈率，十名病患中，治愈七名以上的为上等，五到七名的为中等，四名及以下的为下等。

典药寮位置

天平七年，暗流涌动大宰府

这样一来，我们对于当时的卫生系统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可以来探究天平九年大疫了。

天平九年的大疫至少可以追溯到天平七年，天平七年八月十二日，天皇下令称，因为得到了九州地区最高政府大宰府的报告，报告中称，近日大宰府辖区内因为疫情而死亡的百姓很多，故而下令祭祀祈福，并且赈灾，发放药物。仅仅十一天后的当年八月二十三日，大宰府再次上书称，其辖区下的各国“疫疮大发，百姓悉卧”，故而申请免除当年的“调”（一种税），得到了朝廷的允许。

当年的闰十一月十七日，圣武天皇下令大赦天下，并且在诏书中称，因为疫情形势持续严峻，因而大赦天下，这是一种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的做法。这似乎在预示着此次疫情正在朝着不受控制的方向发展。在天平七年的《续日本纪》末尾，作者写了一段对于当年疫情的总结：“是岁，年颇不稔，自夏至冬，天下患豌豆疮（俗曰裳疮），夭死者多。”

这是一个很强的预警信号，大宰府上报朝廷的时候，九州大规模感染已经至少开始了一个月，而且大疫伴随着严重的农业歉收，这意味着即使农民没有死于疾病，也可能会死于饥荒。从“天下”二字知，疫情不仅限于九州大宰府辖区内。但是也有一个好消息，此次疫情的种类终于得到了确认，是“豌豆疮”，也就是臭名昭著的天花。

虽然当时知道了疫情是天花，但是医师们能做的依然有限，在没有疫苗的年代，医师只能任凭天花肆虐。

太宰府

天平八年，不幸的外交大使

时间进入到天平八年，天花依然在日本肆虐，当年二月二十八日，朝廷任命阿倍继麻吕为遣新罗大使，四月十七日，这位大使向圣武天皇辞行，踏上了前往新罗的道路。

从地图上来看，从日本出发去朝鲜半岛，可以直接从摄津出发，途经海陆到朝鲜半岛，也可以先到九州南部，再经过对马海峡前往朝鲜半岛，但是由于当时航海术不成熟，海上航行十分危险，所以他们是先来到了九州岛，但是这里可是疫情最为严重的地方。因而，遣新罗大使阿倍继麻吕在路上就染病身亡了，副使大伴三中也不幸染病。

七月十四日，圣武天皇因元正上皇寝食难安，下诏批准一百人出家，并且命令寺庙进行法事，并且要求在全国范围内给予患病的僧尼和百姓以药物和食物。在当年十月二十二日，圣武天皇再次下令，免除大宰府辖区内农民的田租。并且描述了大宰府的疫情：“男女惣困，农事有废”，由此可见，此时的九州，大多数人都染上了天花，并且丧失了劳动力，不再耕作。

十一月十九日，圣武天皇下诏畿内四国和二监（和泉监，芳野监，和四畿一起即为后世的五畿）的田租免除。但是《续日本纪》并没有说免除的根本原因，如果是因疫情免除的话，那么这意味着天花已经蔓延到了平城京周边。

由此，天平八年过去了，在这一年里，疫情再次升级，九州岛民已经因为疫情而丧失劳动力，被迫放弃农业。

日本现存最早的医书《医心方》

天平九年，贵族大感染，藤原四子无一幸免

天平九年，这一年的疫情威胁到了统治阶级，遣新罗使团回到了平城京。

一月二十七日，副使大伴三中因为染病被禁止入京，而大使阿倍继麻吕已经在途中因病去世。到三月二十八日，应该是大伴三中已经痊愈，他被允许入京朝拜。

四月十七日，出现了第一例死亡的高级官员，他是藤原北家之祖藤原房前，时任正三位参议民部卿。四月十九日，大宰府向朝廷的报告中称“百姓多死”，然而朝廷的做法依然是祭祀，发放食物，汤药。

在此我们不能指责当时的朝廷办事如何不力，因为即使是20世纪在天花没有消灭的时候，也只能是以预防为主，一旦感染只能做对症治疗，尽人事听天命了。

一个月后的五月十九日，圣武天皇再次下令大赦天下，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六月一日甚至因为高级官员大规模感染，无法上朝的后果。接踵而来的，是大批官员的病逝。六月十日从四位下大宅大国卒，十一日大宰大贰小野老卒，十八日正四位下长田王卒，二十三日中纳言多治比县守卒，仅仅六月一个月，四名中高级官员去世。到七月五日，赈给大倭（大和国，平城京所在地），伊豆，若狭三国的饥疫百姓，同日，从四位下大野王卒。十日，赈给伊贺，骏河，长门三国。十三日，藤原京家之祖，时任参议兵部卿从三位的藤原麻吕去世。七月二十三日再次大赦天下，然而疾病丝毫没有退去的迹象。就在两天后的二十五日，藤原南家之祖，藤原武智麻吕去世。

藤原武智麻吕

八月二日，朝廷下令禁止杀生，并且令僧尼清净沐浴，读经。事已至此，朝廷似乎已经放弃了使用药物的努力，开始请求神明消除瘟疫，将希望寄托于宗教信仰上。但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求助于神明是无济于事的。三天后，时任参议式部卿大宰帅正三位的藤原式家之祖藤原宇合去世。

八月十三日，圣武天皇下了罪己诏，两天后的十五日，批准四百人出家。但是自从九月之后，疫情逐渐停止，最终没有蔓延到天平十年。在这一年的《续日本纪》末尾，作者写到“公卿以下天下百姓，相继没死不可胜计”。可见此次疫情的范围之广，破坏力之大。

在此次疫情中，典药寮和太政官分别在六月（日不详）和六月二十六日发布了诊疗意见，六月二十六日的太政官符称此次疫情为“赤班疮”，六月的典药寮勘申认为它是“疱疮”，原文分别收在《类聚符宣抄》和《朝野群载》里面。

由此次天平九年的天花疫情，我们应该得到一些启示，用来完善我们的卫生系统和疫情报告系统，不让此类惨剧在地球上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