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成立十几年后，为何有些地方还有一半以上的男人留着辫子？

1923年，一本名为《中华全国风俗志》中记载：河北保定留有发辫的人数“十居五六”。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社会风俗调查。在一个河南县城的调查报告显示：河南某县城的留有发辫的人数将近30%。

说句实在话，尽管我对民初社会旧有传统的保持和延续有一定的认识，但在史料学课上乍听到老师提到这样的史料，也令我大吃一惊。

所以就有了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为什么民初社会，那么多人还保有“象征愚昧落后和被奴役”的辫子呢？

辛亥革命起于仓促，就连孙中山当时都大吃一惊，就更别说是一般的民间社会了。

新生的民国政府推行的政令，普遍的遇到了推行困难的巨大难题，这一方面是由于地方“诸侯林立”，旧官僚掌握了绝大部分的地方实权；另一方面是民众对新生政权的“一脸懵逼”，既不知道民国政府的政治理念，也不知道这个政府能否给自己带来切身的利益。

聚焦在剪辫运动上，基层老百姓可谓是应之寥寥。

所以大部分的剪辫工作，都带有极大的强迫和暴力性质。民事长官大都利用暴力机关（巡士、军士和公役）甚至是流氓黑社会，是在街头看见辫子就剪，极端的比如广西一个士兵在路过湘潭的时候强迫一个挑水夫剪辫子，发生冲突直接导致挑水夫死亡，各地的暴力执法行为也是屡见不鲜，导致许多居民都不敢出门。因此有的旧官僚出身的议员甚至说“去辫与否系人民生命自由权主义，拟发起保辫会。”

这位议员的说法，实际上是代表了民间社会的一种反抗。既然有反抗，那就可能会有极端的情况 。比如嘉兴平湖一个镇爆发了上千民众的群众暴动，要求捉拿当地的自治总董高子鹤。呼呼啦啦一帮人冲到高的家中乱打乱砸，共捣毁了六家宅，事后还罢市、殴打区官。处州（即今天的浙江丽水）的旧清军巡防营被要求剪辫，硬是不从。

结果和巡警真刀真枪干了起来，导致“当场被戗五名，巡长荣魁伤重承毙。”巡防营的老兵怒火中烧，叫上老百姓一起撕毁了城里所有号召剪辫的告示。 这可不是文章开篇所说的河南，而是历来被认为“经济发达、风气早开”的浙江。而在江西，一名长官刚刚上任就强令剪辫，结果被人用冷枪击毙。

《汉民日报》的作者只能无奈的喟叹：“上作焉而下不应”。

《申报》也只能无奈的说：“政府剪发之令连篇累牍，而一般顽固者犹徘徊观望，非用强迫手段不可。”

剪不剪辫子，实际上反映的是基层老百姓的利益取舍和情感所向。

辛亥革命，既没有像新中国成立初期搞土地革命，更不用说像历代开国君主一样实行休养生息和均田免赋的策略，对外也没有一场赫赫武功。由此来说，辛亥革命新生的政权的政治权威性资源可谓是寥寥无几。

清民鼎革，老百姓真的心向共和吗？这真的是未必。

民国初年的社会生态可以用混乱不堪来形容。上层社会的权斗政争频繁，而战争、饥荒则席卷着民间社会。政府权力无法对基层实行有效的控制，那么能够控制基层的就是传统的观念和的旧有的权力组织（如宗族、地方势力等）。这种混乱局势被部分人形容为“最自由的时代、最能说真话的时代”，尽管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也是属于片面裁剪历史。好比如说一个人丧失了听力和视觉，你却说：“这样真好！可以完全使用手语沟通了！”

对于老百姓来说，辫子所代表的并非是被“异族奴役的象征”，反而是汉民族不可辩驳的传统，又加之“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故发辫不可剪。这里有一个颇有意思的小故事，很能说明问题。梅兰芳在1912年6月剪掉了发辫，但他身边的人几乎没有啥响应民国政府号召的人。梅兰芳无奈的说：

“我的跟包大李和聋子，我劝他们剪辫子，怎么说也讲不通。有一天我只好趁他们睡熟了，偷偷地拿了剪子先把聋子的辫子剪掉。等他醒过来，感觉到脑后光光的，非常懊丧，把个大李吓得也有了戒心，好让我没法下手。结果我趁他酣睡的时候，照样替他剪了。……第二天他含着眼泪，手里捧着剪下来的半根辫子，走到上房向我祖母诉苦……过了好久，他弹起来还认为这对他的身体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在当年是真有这许多想不开的人的。”

而对于地方精英，民国初年的混乱不堪无法让他们对这个新生的政权心生向往，反而是愈发抵触。所以尽管教科书上和宣传上无论是怎么号称“共和理念深入人心”，对于基层社会来说，他们的判断往往是“民国不如大清”。

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1930年代前后，民间社会仍有许许多多的人留有辫子。

这是老百姓真实的情感反应和利益诉求，决不能用“愚昧落后”一言以蔽之。

别说那个时候，就是到了49年的新中国，基层老百姓对政治的麻木仍然是一以贯之的，传统的力量仍然强大到无以复加。80%的小农和80%的文盲对于政治和战争丝毫不感兴趣，抗美援朝战争到来的时候，绝大部分老百姓是持消极态度的，他们知道的只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因此才有了新中国政府初期伴之以“大喇叭”的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这才让绝大多数老百姓明白国和家命运相连的道理，这才让爱国主义深入人心。

一个值得普及的常识是：政府的政令在民间往往会造成五花八门的反应，这些反应有的时候会形成一定的非正式制度（潜规则），因而影响着政令的实际推行。

换句话说，政令和会议所形成的决议不代表真正的推行情况。

我们多数人在教科书中学来的历史脉络，是以国家政令为主的脉络，潜在地构建了人们以上层社会为尊的历史态度，却忽视了基层社会的真实反映。当然，历史总是缺乏足够的细节，尤其是老百姓们的真实反映，这些影响着我们客观的判断。

小民的利益取舍、悲欢离合，不能说和上层社会截然相反，也经常展现出另外一幅奇特的历史图谱。

照理来说，他们应该才是历史的主角。

毕竟他们是在过往的时间中，生活的绝大部分人。

尽管部分精英影响了历史发展的动向，但历史终归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

民国的政治理念是所谓的“民主共和”，但这两个词语却根本没有深入绝大部分人的内心中，传统的力量仍然是基层社会的主宰，无论这些文人墨客在倡导什么。于是老百姓用一种维持传统或者复古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于新生政权的不认可和不满。从这个角度看，剪辫运动的不成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民国政府统治的孱弱无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