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19世纪掌握帝国的女人，维多利亚和慈禧为何有两种命运？

1900年，当新世纪曙光升起之际，儿孙绕膝的大英帝国一代君主维多利亚女王正在伦敦白金汉宫安详消磨着晚年时光，忆起斐然政绩、脑中浮现起“打江山”的场景不禁感慨万千。而在北京的德胜门，即往昔大清皇家军队凯旋入城的胜利之门，一身农妇打扮的东方帝国主宰者慈禧太后正领一帮蓬头垢面的王公贵族，丢魂落魄逃往西安，徒留满目疮痍的破碎山河。

同为19世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人，一位是“日不落帝国”为人爱戴的英明女王，另一位贵为东方帝国权倾朝野的太后，却在踏入20世纪的门槛时遭逢截然不同的命运，究竟为哪般？

维多利亚女王(Alexandrina Victoria)，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长达64年。她是第一个号称“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和印度女皇”的英国君主，见证了“日不落帝国”的盛世图景，其统治时代也在英国历史上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

1837年6月20日威廉四世病逝，中午时分，维多利亚首次作为新王出现在内阁会议上。身材矮小、身披孝服是大臣们对她的第一印象。她并不美丽，淡色头发下是一双突出的蓝眼睛，只有小巧的鼻子和微微翘起的上嘴唇给她添了几分青春气息。维多利亚女王温文尔雅，也有一种气定神闲的淡泊宁静。

但她有一股君王的威严，其巩固扩大专制手段的欲望丝毫不亚于慈禧太后。威廉·兰姆·墨尔本子爵是女王即位后的第一位政治引路人。他对待年轻女王的态度，是把政治家与宫廷大臣的谨慎、尊敬跟慈父般的柔情关怀巧妙地糅合在一起。

即位之初的维多利亚女王与辉格党首墨尔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促使着党派偏见很快上演，当墨尔本政府因昏招迭出致使墨尔本主动辞职时，女王力保助其再任首相，这同“国王必须对政治保持中立或超越党派斗争之上的原则相抵触”。显然逾越了国王特权与议会政治之间的红线，将个人情感带入到君主立宪之下的国家政治行为中，将女王参与政治的独断专行形象暴露无疑。

然而，英国激荡的政治变革影响着维多利亚女王的政治思维，促使其在法治的框架下谨慎行事。普法战争后，法国废除帝制，极大推动了英国国内激进共和主义思想发展，报刊上不断出现攻击王室和君主政体的言论，这是维多利亚女王一生最为惶恐的时刻。

臣民们一起指责她的作为，王室威信扫地。繁重的工作和孤立无援的处境，几乎将她压垮。而自由党首相格莱斯顿的上台，更把已心力交瘁的维多利亚女王逼向绝境。

在与大臣们的权争中，一件事深深地刺激了维多利亚。激进好事的帕麦斯顿被她一手赶下台后，她本以为此人年事已高将不会再有多大作为，未料，他却再度发迹并一举成为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死灰复燃，使维多利亚明白，帕麦斯顿的最终胜利，与其说是个人能力和权术的胜利，不如说是他的主张与政策吻合了时代的节拍。

女王深感单凭个人一己之力已无法与时代潮流相抗衡，废除至尊、削弱王权、追求自由平等已成为时代主流，如果她不能顺应这个潮流，就无法维持目前的地位。

正因为维多利亚女王清醒地审时度势，她的政治态度在晚年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一步步向一位成熟的立宪君主转化，乐于只做帝国精神的象征。

女王也乐于不再过多地去干涉内阁事务。英国君主立宪制，经过维多利亚女王与内阁的反复较量、磨合，终于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平衡。《大宪章》签订后800年来，世界上一个个王朝覆灭，一顶顶皇冠落地，而英国的温莎王朝却能经久不衰，这不能不说它有杰出的适应社会变化的能力。也正是由于这种法治框架下的审时度势，英国一步步走向繁盛的现代社会。

相比维多利亚女王的审时度势，慈禧对于维多利亚这种“无为而治”的方式嗤之以鼻，她蔑视维多利亚女王仅起到一个政治牌位的作用，而对自己操纵生杀予夺的大权独揽津津乐道。

1861年，咸丰皇帝去世后，慈禧很快成为各派政治势力矛头所向的焦点。在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紫禁城里，为保住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宝座，慈禧一生都在进行血腥斗争。

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没有铁腕不能自保，更遑论实现政治抱负。“辛酉政变”之中，咸丰帝钦定的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非杀即贬。从此，慈禧羽翼渐丰，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进行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专制统治。同治帝即位后，她首度垂帘听政。

慈禧对政敌的打压，完全是血淋淋的杀戮和无情打击，是千百年来宫廷阴谋的重演。在“老佛爷”慈禧太后的操纵下，五日之内清王朝最高权力机构发生了巨变——“甲申易枢”，奕被彻底边缘化，慈禧建立了完全听命于自己的中枢机构。

对嗜权如命的慈禧而言，她首先考虑的不是枢臣治国之才能，而是枢臣对自己绝对的忠心和服从。她的最大能力就是工于心计、个人至上、敢做敢为。戊戌变法后，“戊戌六君子”被杀害于菜市口，光绪帝被幽禁于瀛台。慈禧不仅亲自指挥镇压了变法，还杖毙了光绪身边的两位亲信太监，令光绪跪地，并置一竹杖，气氛威严，杀气腾腾。慈禧对跪在面前的光绪帝厉声斥骂，光绪帝战栗惶恐，不知所措。

由于慈禧弄权误国，晚清社会的政治体系不但面临着权威危机，而且还面临着统治危机。从政治因素角度考量，清末的政治体制已失去了基本的政治功能。要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一场社会变革，无异于天方夜谭。

可以看出，无论是在白金汉宫还是在紫禁城，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都一样激烈残酷。但维多利亚女王和政敌的斗争，无论如何都是在宪政的轨道上进行的，其审时度势、针砭时弊的政治姿态成就了大英帝国的繁荣盛世。

而慈禧太后是宫廷内斗强人，但绝非政治家，诚如改革家王照所言：“但知权力，绝无政见”。对慈禧而言，所谓三纲五常、祖宗法制只能用来适应自己，决不能让它束缚自己。为了保持住自己的权威和尊严，什么至亲骨肉、外戚内臣，一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因此，权谋之下，慈禧促使大清一步步走向沉沦。

此即英国与大清王朝法治传统的区别，集中在个体上的反应。在英国，宪政体制中的司法享有独立崇高的地位，法庭判定之后英王一字不能易。而大清朝的法律只是侍奉王权的奴仆，是帝王绝对垄断的统治工具。

对于那些敢于窥视和更改帝王法律和“祖制”的人，哪怕他仅仅触动了一个字，也要受到最严厉的处罚。而这本质的区别正是维多利亚女王与慈禧太后执掌的政权所具备的截然不同的制度基石。

如果说中国的皇权如脱缰野马，而英国的王权则被套上了笼头。像英国这样的宪政国家坚决地依据法律的权威来约束国王的威权———“国王在万人之上，但是却在上帝和法律之下”，乃是西方文明的宪政要义。

而当时中国的皇权掌握了一切可能的领域，“世界一切事物、尤其是一切制度建构的根源都必须是皇权的禁脔”。先刑后法、以刑代法、以权凌法，致使皇权下所谓的“法”，不过成为治国之器物，侍奉权力之律令工具而已。

对于权力的追求和渴望、对国祚的绵延存续，是维多利亚女王与慈禧太后的共同追求。但不同的制度路径，却衍生出了她们不同的政治理念，从而导致了中英两国迥异的国运拐点。

尽管此段分析有微言大义的嫌疑，却很难否定，个体上的某些的差别终究是体制性的某种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