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挨打不仅与西方相比落伍，也与帝国自身不思进取有关

18世纪以后中国国内贸易的一个秘密是水路运输。广东北上时水路，穿过一到两处要隘，再经过一段短程陆路运输，便可到达江西和湖南水系。即使在贫瘠的北方，沿汉水航行数百英里也可抵达西安，而在华东方面，大运河既是南北粮运的航道，又是私商的孔道。如使用较有效率的水上运输，中国的人力资源可以大大减少陆路长途搬运货物所需消耗的成本。

再研究一下汉口这个武汉三镇最商业化的部分，它是中国各地区商业往来的焦点：（1） 经过湖南的湘江运来的香料和经由广州来到中国的其他热带特产，以及英属东印度公司因为气候太热不得不交给中国行商销出的一些毛呢料子；（2）汉口以西长江上游四川由各种船只运来的大米，经汉口或宜昌转运到长江下游，到19世纪末期四川的木材已让位给四川的鸦片烟土运往上海；（3）茶砖由汉水水运到西北，经陆路运载和俄罗斯贸易。汉水下游是产棉区；（4）当然汉口的主要贸易是运输湖南湖北的大米，帮助供应长江下游城市需要，同时还提供大米，经大运河嘈运到北京。从长江下游又经由扬州，把上海以北沿海出产的食盐集中运至汉口等地。大米和食盐是中国人民最不可缺少的食物。

通过汉口的大量交换活动，说明一个论点，就是中国在18世纪，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已经有了一个真正的国内市场，任何一个地区的供应品可以用来满足其他任何地区的需要，当然这只适用于某些特定的商品。地方范围内基本组织的自给自足，还是可以说明大部分经济的特征。好比说欧洲文艺复兴的开端，或者说中国商业革命的起步，一个国内市场什么时候崛起的同题，要看你用什么标准来做出什么证明一样。中国国内市场的兴起可以从各种专业化的商人群体的成长来衡量，诸如批发商、零售商、走南闯北的行商，上面都还有层层的拍客和代理人，他们为不同地区间的贸易服务。商业兴起的一个征象，是18世纪各地方的联合组织，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这些组织一般被称为公会，它主要是便利商人们的活动。多数公会代表一个县或一个府，而不是全省。有些公会限于一定的行业，也有些是两者兼而有之。例如宁波的茶商公会就是如此。公会提供旅舍的便利、开会的会址、承认一个会员的会籍、组织罢业或登记申诉。公会的另一种职能是仲裁商务纠纷。商业公会当然还提供货栈库房。它们都是非官方机构，虽然政府官吏可能会承认它们的存在。

公会会所或许有几套房屋，外面围上一个院墙，跟一个衙门差不多。走进大门是开会或议事的大厅，两厢是办公和住宿用的。公会的文化职能．包括向本行业圣祖的宗教祭祀或祭拜本公会尊崇的什么历史人物。汉口的徽州商会祭祀它的圣祖朱熹，绍兴的商会则供奉王阳明。可见商人也尊崇这些士大夫阶级的偶像．公会或会馆有时不仅为过路的人提供住处，还为准备科举考试的人办学授课，以及办堂会唱戏。公、商会也可代替当地政府制定商业规章。有些情况下，整个商会会出面行动，如制定规章或实行罢业。事实上公、商会除了工业生产以外差不多什么都办。英国的扶轮会( Rotary）或美国的基瓦尼斯会（Kiwanis）如果在旧中国的商业中心活动起来，一定会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公会或商会的财政来源靠会费。它们也在地产方面投资，也可以发债券凑钱。从店铺或其他产业收的租金可能相当可观。汉口的山西、陕西公会有一座精致的庙院、一个旅馆，还建造了市内一条街道，从而收取相当数量的租金。太平天国起义后，所有建筑设施都改建过了。

公、商会对公众的服务是多方面的。慈善事业是重要项目——供给穷人食物，改进供水办法，维护公众交通要道，修筑桥梁，协助消防，包括开通火巷以便消防队员提水灭火。在需要时它们献款帮助地方国防事业，所有这些都代表了儒家的“天下为公”思想。所以公、商会组织把市政服务当作它们的一种责任，它们至今还是私营商业公团具有实力的另一征象。

地方组织和行业组织之间存在着极其复杂的和内部极不相同的结构。在19世纪期间，行业公、商会的创立是这种组织系统的主要发展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性与行业性公、商会和同一地区中的其他公、商业联合起来，成立了较大的组织。例如在汉口这种公、商会大量出现的地区已成为酝酿已久的国内发展的重点地区。

自然，整个公、商会机构总是在争取官方的承认和庇护。实际上它们的福利少不得靠公家的来往关系。许多商人取得士绅地位就是靠“捐买”资格，而不是经过考试。一个城市的主要公、商会组织因世代相袭或者业务关系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更大规模的联合。公、商会联盟对于经济政策的影响，例如必要时举行罢市，作用极大。所有这些使商会几近于一种市政府，特别是有共同需求的时候，例如太平天国起义（1850一1864年）时就是这样。

从这样的背景不难看出，该世纪初期纷纷结合起来的中国商会，作为新生事物，是比原已成长起来的商绅市政组织，更前进了一步。这样，我们就可以断言，虽说19世纪四十年代来自西方的冲击，而使社会日趋动荡不安，但在那以前，国内己有一个私营商业社会组织自然地成长起来。这个趋势中包括了国家对于从商业方面来的财政收入日加依赖，同时对于商业的限制也就日渐松弛。后面放松限制这一条，使省级官吏从不断扩大的地方商业努力中增加了收人。

19世纪的商业组织已经超出家庭商号范围之外，真正的合伙制乃至接近股份制的公司，也已纷纷成立。这种商务不得不对中国杂乱的金融制度特别注意，因为每一个地区和每个行业都有它们自己的记帐单位，白银斤两重量不同，记帐也大不相同。经济学家喜欢统计数字，可是在1800年找不到这些。我们能够找出国内市场发展趋势的实证，但我们缺乏总的统计数字，来称量中世纪和现代之间究竟相差多少。

英美商人在通商口岸（自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被扑灭后蓬勃出现）把他们的势力作为世界市场的臂膀而夸耀，说贸易的发展应归功于它，那是不足为异的。这种看法和外国人通常把眼光只局限于他自己对中国绘画的小图是同样的谬误。但是，事实上19世纪末期通商口岸商业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太平天国起义前中国已经蓬勃发展起来的商业生活的复兴。

举例说吧，近世纪来对俄罗斯的茶砖贸易是早在宋朝就有的“茶马互市”的一种继续。茶叶在东印度公司经海上运来以前，早就是出口给蛮族的主要物产。作为一种属某些地区的特产并为大家都需要的商品，茶叶有一个时期为政府所垄断。在帝国时代晚期，中国官吏的自然本能，就是用一种牌照管理制度，确定一些专卖商人替他们去收税。中国的茶叶专卖商人和新的自由贸易时代的外商当然是格格不人，并且成为外国领事馆同中国当地官员之间很多交涉的题材。茶叶的“样品”同实际收到的批量订货，可能大不一致，因此质量的控制是一个主要任务，而这事是由茶叶公会自已掌握。他们的职能就是维持这个行业的标准，保证正常的手续，与西方大亨们“立地致富”的作风恰恰相反。中国政府不插手干预，不保证茶叶在全国范围的统一标准，结果就让日本和印度在2O世纪把中国茶叶从世界市场上挤出去了。但是回顾一下，中国的这一失误，看来好像是中国经济生活非集中化的结果，换言之，是商业控制在私营公、商会之手的结果。无论怎样，在公、商会下面商人组织的成熟发展，并没有产生向工业生产投资的企业家。恰恰相反，它大概成了欧洲式资本主义的逆反倾向。

工业投资的一个要素，是信贷的方便。中国在这方面虽有所发展，但很有限度。便利于中国国内商业的信贷结构，开始于最低级的当铺和高利贷者。当铺老板和高利贷者有时是同一个人，他只向有需要的人提供小量借款。在外国人来到以前，最上层信贷的转让以及地区间公款的转让，是由钱庄经手，这些钱庄集中于山西中部汾河流域的一些家族。山西银行常靠亲属关系在全国设立分号，把款子从一个地方转给其他地方的分号，为此收取一些汇水。

在上层和低层之间还有几类大大小小的外国人称为“地方银行”的钱庄。小钱庄可以只服务于它们所在地的社区，大的钱庄则常和分布在通都大邑的地方银号有往来。这种连锁关系，譬如在浙江的宁波或绍兴的同乡之间，很容易建立起来。他们的银行往来又可从上海伸展到长汀上游或沿海城市，这种城市间的银行网络随着商业的成长而扩张。在公开竞争中，当北京没有发行法定通货以前，许多银行可以发行自己的钞票。换言之，地方银行靠发行它们的钞票向商家甚至政府官吏提供信贷。当然他们知道，必须保留一部分现金作准备金，但是他们发行给一个顾客的钞票额，可以大大超过他在银行里的存款。银行钞票的票面价值总是标志出银两或铜币数目的，持钞者可以到银行如数兑换。当然这一套制度常引起人们在信贷上投机，并可能造成债权人乃至投机者破产。但是在这些现代设施出现以前的时代，即使有警惕性的政府也没有把居民编号登记下来，一个诈骗的银行家只要把店门一关就溜之大吉了。对于这种银行制度的政府监督和对投机诈骗的处罚，通常就看政府官吏对待公民们的控诉如何尽责了。一种主要的管制办法是按中国传统担保的方式，就是有实力的人为某一个开银行的做保人，像担保别的商人一样。同时银行公会为了共同自卫也通过会员关系设法阻止诈骗。银行公会与此同时还插手监督信贷，包括制订当地不同银两单位的差价事项。这些办法无非是为了调整信贷市场的无政府状态。

19世纪最初十几年间，中国商业就是采用汇兑、银行存款转帐、存款人之间周转、过期贷款以及各种信贷转让等新式办法通融运行的。银行业是那些“古老的中国风俗”在通商口岸开放之前已有很快发展的事业之一。

但是，这种生产和消费的增长，似乎没有怎样改变个人的生产力，而个人生产力的增长才是发展过程的关键。从日常消费中抽取出资本，用之于改进生产力，本来是可以从基础建设着手的，例如电讯交通、公路乃至于铁路的建设，或者可以直接用于需要大批基础投资的重工业。这就是明治维新时日本所做到的，但清末政府，甚至各省的领导人，没有这样做，虽然他们中有人试了试。我们只能得出结论，中国太墨守成规，其表现是人口、产品以及交换数量的增长，而不是构成每个人生产效率的增长，可是只有这种增长，才能转换成资金投入到机械化类型的经济中去。人口和商业的增长，无非是生产更多的人口和商业，有许多事实的确证明经济生活中的私营部分是在增长，信贷系统也有一定发展，可以集中起来作投资之用，但是同时，人口越多，劳力资源越多，机器的用处就越小了。廉价的劳动或许就是对抗急剧革新的一种消极因素。在廉价的劳动力之外，还得加上一个因素，即大量实行公卖（垄断）。贪污腐化、铺张浪费― 而不用于生产投资。

如果我们拿中国和19世纪初期的欧洲比较，立刻会看出一个鲜明的对比。不错，两个地区在18世纪中人口和商业都有很快的增长。但是18世纪90年代，法国革命风起云涌，接着又是整军经武，力图革新，而中华帝国在1795至l804年间则主要陷于白莲教起义中，那一个纯粹传统的以农民为基础的起义，除了导致帝国的衰落外，别无任何新事物。同时代的欧洲又积累了产业革命的构成因素，机器大大提高了资本和劳动的生产力。有人努力寻找中国是否有一种和欧洲的“原生型工业化”相比拟的进程。但是这种调查摸索得不到事实来证实中国有相同的进程。例如一个商人仅仅把茅草屋里生产的商品“摆出来卖”的办法，同现代中国早期的新发展比起来，差得太远，无论如何，那不能必然导致经济组织向更高一阶段发展。相反，中国始终停留在现代化以前靠体力推动技术的高度劳力集中的循环反复之中。经过一定时间过程，可以想见，商业化能够导致工业化，可是中国没有这样做。

不过，承认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外国在不平等条约之下侵略中国以前中国商业和私营经济的增长，是一个有意义的发现。这使我们用新的眼光去看西方使中国“开放”的说法。它把外国侵略者的身材缩小到他实际的尺寸，减轻了长期以来“西方冲击”说的重量，如实地看到晚期中华帝国不是一个停滞的、而是一个动荡的社会。首要的事实是：经济的增长主要（如果不是全部）在于私营部分，政府的位置因此就比过去显得落后而且浮浅了。正如我们一贯所猜测的，中国的重心在内部，在中国人民中间，中国革命的构成因素也是在那里积累起来的。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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