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馆里的故事：最有实力的晋商，为何在扬州败给了徽商？

虎坊桥站是北京地铁7号线的一座车站，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骡马市大街－珠市口西大街与南新华街－虎坊路交汇处。孙韬为虎坊桥地铁站创作一幅壁画，作为虎坊桥一带的地标性建筑，湖广会馆成了这幅壁画的主题。对于这座有着240多年历史的清代遗存，孙涛将他的时间凝固在了风云激荡的近代中国。

在孙涛的这幅壁画中，有一部分表现的是几位文人志士在会馆内热烈讨论的场景，而这也恰恰是100多年前北京南城众多会馆的真实写照。实际上晚清时期著名的“戊戌变法”，就是在以湖广会馆为中心的宣南地区开始的。

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在进入到封建社会的最后两个王朝时，才在中国大运河沿岸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会馆。这种完全由民众自发形成的团体，在大运河的滋养下，由弱转强，并最终成为那一时期可以左右国家经济命脉的一股社会力量。

但是当大运河逐渐衰落之后，会馆以及他们的主人同样陷入了困境。借助他们的兴衰沉浮事，我想我们应该能从中窥探到些许经商的奥义吧！

入了秋的京城一片素色，寒意渐浓，但是在位于西城区的北京湖广会馆内却热闹非凡，今天这里上演的是一场传统京剧剧目。当铿锵的锣鼓声，在这座已有百年历史的戏楼内响起时，时光仿佛又倒流回了200多年前的大清王朝。

如今京城内留存下来的老会馆并不多，北京湖广会馆是目前保存较好的一座。它的功能是什么呢，在当时来说，叫欢宴唱酬。比方说两湖的人士，到北京见家乡父老来了，在北京当官的些个父老就会设宴款待，就这这么个功能。

除湖广会馆之外，在南城的一些胡同内，还零星散落着为数不多的几座会馆，如山西临汾会馆、广西会馆等。北京近500座会馆大都在南城，过去叫满汉分居，就是说汉人不管做多大的官，也得住在南城，算是住在成外边。所以说北京这些会馆的形成跟北京的历史文化和地理位置也是分不开的。

追溯京城会馆的出现和兴起，一位中国的古代帝王是绕不过去的。公元1421年，明成祖朱棣携妻妾、宫女、侍卫等一众人马迁都北上，住进了这座崭新的宫殿群。追随朱棣而来的不仅仅是家眷，当然还包括众多的文武大臣。

对于这些来自南方的官员而言，水土气候的差异，生活习惯的改变，特别是与故乡间距离的拉大，使得他们的思乡之情渐生。于是每当节庆之时，很多同乡官员就会聚在一起话乡音、叙乡情。而当这种联谊越发频繁后，一个固定的聚会场所便随之出现了。

在如今前门一带依旧保留着一些老街巷，与相隔不远的前门大街相比，这里略显寂静落寞。不过京城的第一所会馆就诞生于此——京师芜湖会馆，在前门外长巷上三条胡同。

“明永乐间，邑人俞谟捐资购屋数椽，并基地一块创建。”这段出自《芜湖县志》的文字是目前国内有关会馆的最早记述。文中所提及的芜湖人俞谟就是一位跟随明成祖朱棣来京的官员。他在京师任职期间，买下了长巷上三条胡同内的数座房产，作为芜湖同乡聚会之地。

或许是受俞谟的启发，任职于京师的南方各省官员，对修建会馆投入了极大的热情。

聊城——明代称之东昌府。由于紧邻京杭大运河，逐渐成为当时运河沿岸九大商埠之一，被誉为“江北一都会”。全国各地的商帮借助便利的水运聚集于此。在那时的东关运河沿岸，曾聚集着山陕、江西、苏州、赣江、武林等八大会馆。而在众多商帮中，财力最为雄厚的要数来自山西的晋商了。

晋商后人、独立摄影师荣浪，出于对晋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好奇，曾在全国各地寻找晋商会馆，并且悉心的把它们都拍了下来，后来还出版了《山西会馆》摄影集。

荣浪在踏上这条寻访之路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条线路几乎与京杭大运河重叠。一直以来，在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下，商人群体的社会地位甚至远低于农民。而明清时期，众多商帮会馆如此高调的出现在运河沿岸。这不免令人感到有些费解，答案依然离不开大运河。

明朝迁都北京后，朝廷每年的花费大量白银来维持漕粮的正常运送。为了减轻漕运负担，政府允许漕船夹带一定数量的免税土产货物。就这样，南北方的物资借助大运河开始频繁流通，一条运河经济带就此形成。

奔走于全国各地的商人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纷纷以地域为纽带组成商帮，并集资修建会馆作为议事交易的场所，很快一座座商帮会馆出现在了大运河的两岸。

在寻访晋商会馆的过程中，荣浪渐渐对自己祖辈上的那些先人有了更多的了解。他发现在晋商崛起的背后，却有着一段艰辛的历程(晋商的崛起是跟地域有关，因为它是人口大省，土地相对比较贫瘠，他可能在当地没办法生存，所以他其实是逃难的）。

在如今的聊城留存有一种当地特有的民间手工艺术——东昌府木版年画。它的出现就与曾经来此做生意的山西商人有着紧密的联系。清代聊城的刻书业十分发达，其中尤以晋商创办的“书业德”规模最大。借助便利的运河水运，由这里刻印的书籍、年画远播到大江南北。

当然晋商在聊城的崛起，凭借的不仅仅是一把刻刀，票行、盐行、茶行等无一例外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在山陕会馆的正殿内，祭拜了一尊关公像。山西人信奉关羽，并向他的品格作为自己做事的准则。

晋商凭借坚韧的毅力、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诚信的经商理念，积累下了雄厚的财力，并成长为大运河上的一支强大商帮。尽管他们发端于北方，但是借助大运河，他们的势力一路向南延伸。不过晋商们没有想到，就在那里，他们遭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

扬州——一座与中国大运河紧密相连的城市。在位于老城区寂静的街巷深处，一座颇有气势的岭南会馆，隐藏其中。从岭南会馆向东走过几条巷口，还可以看到一座湖南会馆，这就是目前扬州现存比较完好的两座会馆遗址了。

但在500多年前的明代，这里曾出现过包括山陕、安徽、江西在内的一个庞大的会馆群。在这些会馆中，一群来自天南海北的商人操着各自的方言，都在热切的讨论着同一种商品——盐。

明清两代，中国有三个腰缠万贯的富商集团。一个是山西的票商，一个是广东的洋商，还有一个就是两淮地区的盐商。盐商指是在扬州经营盐业贸易的商帮总称。

第一批到扬州来淘金的商人是来自山西和陕西的这些大地主。这个情况大概要延续到明代的后期，情况也发生一些变化。徽州人来到扬州以后，很快的他们的数量上和财富上面赶上了先期到来的这个晋商和秦商。扬州盐商几乎一半天下都被徽商占领。

曾经叱咤一方的山西商人，为什么会在扬州败给了徽州商人？究竟这个徽商群体有着怎样的经商秘诀？

在扬州东圈门历史街区内，保存着一座占地面积达3000平米的清代盐商住宅。他的主人就是一位来自徽州的商人汪竹铭。

汪氏家族原本经营布庄，之后转做盐业生意，从此家业大旺。因此，修建了这座宅院。我们已经无法知晓汪竹铭为了建造它究竟花费了多少银两？

但是从整座宅邸的布局、装饰上不难推算出，那绝对不是个小数目。汪竹铭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凭借盐业生意聚集起如此雄厚的财力。这与当时国家在盐业上的垄断政策是分不开的。

今天的扬州国庆北路上，保存着一座明清时期政府管辖两淮盐业的专属机构。那时的商人们就是从这里获取到了进行盐业贩卖的经营执照。在众多商帮中，徽商尤其受到掌管盐业官员的青睐。

古时的徽商是指来自安徽南部旧徽州府的商客。由于那里山多地少，所产粮食无法自足，于是出外经商便成为唯一的出路。徽州人推崇儒学，喜爱读书，因此造就了徽州商人很高的文化素养。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山西人和陕西人就跟徽商不一样了。他们尽管也是这个腰缠万贯，但是他们从来不把钱财用于文化的消费，很难能够在扬州这样文化氛围浓厚的城市立住脚。他们很快的就把自己的一份利益让给了徽商。

如今的扬州在长江三角洲城市圈中并不出众，当年繁华大都市的踪迹已经很难再寻觅到。

整座城市给人感受最深的是他悠闲恬静的生活节奏，以及到处充满的文化氛围。淮扬菜、瘦西湖、私家园林，扬州八怪构成了如今扬州的城市名片。而这张文化名片与当年的徽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位于扬州东关街的一座私家园林内，一场名为“千秋粉黛夜花园”的演出，为外地游客们展现着明清时期扬州城夜生活的缤纷景象。对于那时腰缠万贯的徽商而言，仅仅吃遍人间美味，住进园林庭院还并不满足，他们又开始追求精神上的享受。

于是养戏班、购字画成为了一种时尚。也许那时富足的徽商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生活上的奢华追求，会给扬州城留下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不过，徽商并非只求享乐。他们在享受物质生活的同时，内心深处也潜藏着对文化的敬重与追求。

扬州学派，在明清文学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当时的盐商把自己的藏书无偿的供给他们阅读，在他们的著作完成之后，盐商花大量的金钱刻版、出书，流传到全国各地。盐商，可以说是给扬州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经济基础。

清代中叶，运河经济达到了空前繁荣。以地域为纽带的商帮会馆，已经无法满足商品经济的发展需求。在大运河沿岸一种全新的会馆样态随之出现。

由扬州继续向南经浙东运河便可到达宁波了。海外杂国，贾船交织，自古以来，宁波三江口始终是一个极其优良的对外贸易港。

曾经包括晋商、徽商在内的各大商帮，将全国各地的物产汇集于此。三江口让大运河有了更为广阔的延伸。

繁荣的海外贸易，使得宁波人积累下了先进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航海运输产业。

清咸丰三年，三江口东岸边上出现了一座会馆，与大运河上的其他商帮会馆有所不同，这座会馆是由当地专做北方航运贸易的舶商共同出资修建的。也就是说，这是一座具有行业性质的会馆。

在庆安会馆内设有一间公行先生室，曾经在这里办公的并非一般之人。会馆会以高薪聘请当地极具威望的缙绅，他们的主要职能是联络官府，并与其搞好关系，以保本行商户不受外人欺负，同时谋求业务合作。

就在庆安会馆建成后不久，一笔大生意找到了这里。生意的雇主正是清政府，而运送的货物竟是漕粮。为什么清政府这次要放弃运河而改走海运呢？

清中叶以后，京杭大运河黄河以北河段洪灾频发，运河航运能力逐年下降，漕粮北运开始受到影响。而每年巨额的维护费用也让清政府无法承受。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决定漕粮试走海运。

对于这笔生意，庆安会馆内的北线舶商们似乎并不担心。他们常年往返于宁波和天津之间，对这条航线十分熟悉。很快一支130多艘海船组成的漕粮船队，从三江口出发了。他们沿海岸线一路北上，经过一个多月的航程，最终安全抵达了天津港。

这次漕粮海运的成功受到了清政府的极大信任。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庆安会馆的舶商们成为了漕粮北运的重要力量。

与运河上的很多商帮会馆一样，庆安会馆内也设有祭坛，而这里供奉的则是天后妈祖。妈祖信仰源自福建，最早由福建商人带入宁波，由于妈祖被封为海神。由此成为了商们集体祭拜的保护神。

在漕粮海运的最北端，天津三岔河口同样建有一座妈祖庙。每当宁波漕船安全抵达天津港后，船工们都会来此进行祭拜——感谢妈祖的一路保佑。

不过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京杭运河所流经的江苏省泗阳县，也有着祭拜妈祖的习俗，并且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了。为什么这样一个具有海洋文化特征的保护神会出现在内陆地区的？

流经此地的运河水，或许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不仅是一条传播财富的河流，同时也让不同地域的文化得以融合。

在历史的变革发展进程中，会馆再次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屹立于大时代中。从明代初期出现于京师的官绅会馆作为发端，大运河让会馆延伸到了全国各地。它犹如一面镜子，不仅见证了运河经济的兴衰沉浮，同时也映射出时代前进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