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收尸时把牺牲的许世友抬了回来，谁知他居然醒过来了，还说：“这一觉真舒坦！”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有带头冲的官，就有不怕死的兵”。这些颇含军事哲理的口头禅，常挂在许世友的嘴边。许世友要求他的官兵，打起仗来个个都要成为不怕死的勇士。他为什么多次当敢死队长，当师长时还上阵拼大刀?因为他笃信，不怕死的指挥员，能带出不怕死的兵，有了不怕死的兵，才能打胜仗。情况危急时，他右手举着驳壳枪，左手一把鬼头刀，大吼一声，带领部队冲入敌阵。他那把沉重的大刀一旦抡开，砍着者死，撞着者伤，常把敌人杀得尸横遍野，人头滚滚。

　　“死并不可怕，人死了就像睡觉一样舒服。”许世友经常诙谐地对我们这样说。他指的是1930年他当敢死队长时，攻打大山寨战斗中的一件往事。

　　大山寨是河南光山县西南一带，地主武装盘踞的九里十八寨中最大最反动的一个寨子，寨主是国民党杂牌军的一个上校团长，叫张胜元。此人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专与红军作对。为使苏区连成一片，红军决定拔除大山寨，大山寨一除，其余寨子就会不攻自破。

　　许世友被任命为敢死队队长，奉命攻打大山寨。大山寨确实坚固，寨墙高约两丈，厚约四尺，全用青条石垒成，一般的枪弹只能擦破它一点表皮。战斗打响后，许世友率领敢死队员冲到寨墙下。敌人一面射击，一面推下滚木雷石，敢死队多次强架云梯，都被推倒了。当时红军没有大炮，不但迟迟攻不下来，反倒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许世友急得两眼直冒火，他急中生智，命人找来一张方桌，在上面蒙上浸过水的棉被，做成一个土盾牌。他一手持土盾牌，一手提鬼头刀，踏上云梯，凭借一身武功，“蹭、蹭、蹭”几步跨上寨墙。一个守寨的团丁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他一刀砍掉了脑袋。乘敌人混乱，众敢死队员呼喊着一跃而上，攻进寨门，杀得守寨团丁人仰马翻。就在这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混战中，许世友的头部突然被躲在暗处的敌人重重地打了一闷棍。他自觉得头一懵，身子一晃，从两丈多高的寨墙上重重地摔了下来，当即昏了过去。

　　红军部队收尸时，把许世友抬了回来，大家以为他牺牲了，都失声痛哭。等许世友醒过来，已经是两天两夜过去了。许世友望着周围的人不解地问：“你们哭什么？”队员们擦擦眼泪告诉他：“都哭你阵亡了。”时任团长的王树声，看到许世友醒了，高兴地说：“你没有到阎王爷那里去报到啊，原来是在睡大觉呢！”许世友听了又高兴又不好意思，他摸摸后脑勺说：“团长，我这一觉睡得真舒坦！下次打仗，我还当敢死队长。”

　　许世友常和工作人员讲起这段故事。他说：“在鄂豫皖根据地，我先后七次参加敢死队，当了两次敢死队长，挂了四次彩，当敢死队长当出了名。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人死如灯灭，没有什么了不起。”字字句句充满了革命的大无畏气概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勇敢不怕死的精神，使许世友能打硬仗恶仗出了名。他参加红军三年，就由普通一兵提到班长、排长、直至当了团长。三年能连升五级，作战不怕死就是一个重要原因。

　　关于“胆大好强敢碰硬”，许世友自有其独到的理论见解。他在《我的军人生涯》中写道：“面对强敌，先不能在精神上被其吓倒。敌硬，我更硬。一抓住战机，就狠狠敲他一下，猛打善打，打则必胜，这就有可能把敌人打熊。以后再交手，敌人就会闻风丧胆，，不战自怯。世上没有不能打的兵，只有不能打的官。几次硬仗一打，士气、胆量、作风、经验全有了。反之，你越避他，不敢拼，遇敌绕着走，不要几回，本来硬的部队也会变软，甚至很长时间缓不过劲来。”

　　——摘编自《在许世友身边的日子——我给许世友当秘书》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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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国上将许世友临终前为什么不愿意去北京？

　　“我不去北京”

　　1985年春节前夕，许世友感到腹部时时胀痛，他总是咬着牙忍着，没有当回事儿。不仅如此，他还不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人知道，以免大家认为他“身体不行”。

　　3月的一天，许世友到上海华东医院去做例行体检时被查出肝癌。301医院政治委员、许世友的老部下刘轩庭建议他转到北京治疗。

　　“我不去北京！”许世友说。

　　“为什么不去呢，北京的条件好呀！”

　　“北京的路太窄。”许世友说。

　　“北京有长安街，路很宽啊。”

　　“人多啊……我吵架吵不过他们。”

　　许世友所说的“他们”到底指谁，刘轩庭不好问穿。但许世友自己心里清楚，只是一时没有点破。

　　任凭在宁的老领导、老战友、老部下们怎么劝说，许世友就是不愿意做进一步的检查治疗。他固执地住在南京中山陵8号，一步也不肯离开。

　　1985年9月初，南京军区总医院抽调精兵强将组成特别医疗小组进驻中山陵8号，对许世友实施系统性的监护治疗。然而，病情丝毫不见好转，反而更加严重。

　　肝癌所造成的巨大疼痛，残酷地折磨着许世友。一直陪在病榻前的他的一个儿媳妇说：“他疼起来，从来不叫疼。有一次疼得厉害，说要打针，还没来得及打，又说不打了。自己咬着牙坚持，一声不哼，从发病到去世，我没有听到他哼过。他疼的时候，不让别人在他身边，房间里一个人都不能有，他内心不愿意别人看到他疼痛的那副样子。”

　　一天午饭后，许世友要上卫生间，他要自己去。可是十多分钟过去仍不见他出来。护士有些不放心，便走过去看看。推开门一看，她一下惊呆了：许世友司令员正用头使劲地往卫生间墙壁上撞！

　　大家心情非常沉重。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医疗小组和工作人员中，对此有些不同的解释。有的同志认为，许司令头痛难忍，用撞击来发泄和减轻一些痛苦；有的说，许司令神志不太清楚，控制不住自己，出现短暂性意识障碍。

　　无论是谁，此时都不愿把许世友这一反常的举动与“自杀”这两个刺眼的字联系在一起。

　　然而，没过几天，又发生一件令大家震惊的事：那天，趁旁边暂没人时，许世友用毛巾勒在脖子上，两只手用劲地死死拉紧，脸部肿胀，呈现出令人恐怖的猪肝色。幸亏护士迅速赶到，才把许世友从死神手里拉了回来。

　　“活动、活动”

　　许世友一生爱“动”。自医疗小组住进中山陵8号后，军区医院老院长高复运同志，每天上楼都向许世友说“首长，要注意静养，最好卧床休息”之类的话，许世友依然活动，每天坚持散步。办公桌上的台历，天天都会留下他的记录：3000米、3500米……

　　可是，到了后来，由于病情的不断恶化，早上起床时，许世友自己就爬不起来了，他的腿水肿得连行走都很困难。即使如此，他还是躺不住。他叫来军区派驻的保卫处陶处长，提出要乘车出去兜风。他的理由很充分：坐在吉普车上，车颠人也颠，这就是一种很好的活动。他感到舒服，对配合治疗也有好处。

　　有一天，许世友出现了烦躁不安的情绪，嘴里吃力地咕噜着。值班护士凑上去听了好半天，才听明白：他要“活动、活动”。

　　本来许世友就是属于高度危重病人，必须绝对卧床休息，以免引起肝破裂大出血或呼吸衰竭；另外，他已卧床不起个把月了，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其次，由于严重腹水和全身性水肿，体重超过200斤，谁能抬得动他去“活动、活动”？！工作人员、医护人员和亲属们，都感到一筹莫展。

　　许世友想“活动”一下，这可能就是他最后的一次要求，不满足他，谁都有些于心不忍；特别是依许世友固执的性格，你不让他“活动”，他偏要想法“活动”，这难免会引出更大的麻烦来。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绞尽脑汁在想两全其美的办法。最后，有人提议，把他搬到沙发上坐坐，让人推动沙发，在病房里“走”一圈，“兜兜风”。这个建议得到了同志们的一致赞同。

　　很快，叫来了七八个强壮青年，使出吃奶的力气，把许世友从床上“搬”到沙发上，开始了许世友一生最后的一次“活动”。“活动”够了，许世友就睡着了。这次睡得特别安静。

　　“我完蛋了”

　　1985年9月30日，许世友病情进行性加重。整天昏睡不醒，大小便失禁，两下肢有不少出血淤斑。医疗小组再一次下了“病危通知书”。

　　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亲自到南京看望许世友。工作人员在许世友的耳边大声告诉他：“军委杨尚昆副主席来看望你啦！是从北京来的！是代表邓小平主席来的！”许世友依旧紧闭着双眼，没有任何反应。叫了几遍之后，他的喉咙里发出了“咕噜、咕噜”的声响。

　　许世友的嘴含糊不清地吐出了几个音节，杨尚昆听懂了，在旁的同志也听懂了。许世友说：“我完蛋了！”

　　大家心里不由得紧缩了一下。从不言死，从不怕死，也从不相信自己会死的许世友，现在终于明白自己“完蛋”了。这更增加了杨尚昆等在旁同志们的悲伤。

　　1985年10月22日16时57分，开国上将许世友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在南京军区总医院永远闭上了眼睛。这一年，许世友80岁。

　　——摘编自《开国将帅的临终时刻》，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