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对营口经济的影响

由于地处东北前沿,背靠资源丰富的关东腹地。1861年营口开埠后,各国列强争相在此设领馆、建工厂、筑码头、办银行，借这物流商贸之地，疯狂掠夺东北资源。港口的发展直接刺激了营口地区商贸经济的发展。几乎所有进出关东的土、洋货物都从营口经过,因此不仅东三省,关里各地,甚至香港以及日本、朝鲜等地的商人都争先恐后来营口开店铺做生意,营口市街商铺林立,商贸盛极一时。

可以说,营口商业的发展带动了东北地区城市商业的发展,使东北地区从封闭的自然经济走向开放的近代发展道路。

然而营口的商业并没有像上海、广州、天津等地那样继承近代城市发展的底蕴,反而走向衰落,探究其中原因,除了营口“辽河淤浅,且冬季结冰,而大连港终年不冻” (主要原因在疏于航道疏浚)之自然条件差异外,营口在铁路运输(有哈大铁路支线营大线、沟营线)、区位优势(距东北腹地比大连近170余公里)、商业基础(较大连发展早近百年)等诸方面均较大连更具优势。然而历史却把营口从东北第一大港和商贸中心的位置上一把推倒,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日本侵略者对营口及东北地区的经济掠夺和对东北经济的畸形规划,割断了营口外向型商业经济的发展历程,葬送了近代营口商业资本的积累优势。

(一)日本大连中心主义政策挤掉了营口东北地区商贸航运中心的地位。营口是在英帝国主义的胁迫下开放的,但日本势力染指营口时间颇久。早在19 世纪中叶,日本就经营口输出东北大豆到本土,满足国内需要。甲午战争后,日本人更是以凶猛之势进人营口,各种日货源源不断地经营口进人中国,抢占中国市场。1908年,营口港已与世界上22个国家通航贸易,输入额达到6,260,737海关两，其中日本占首位。尽管日本在营势力发展迅速,但英、美、德等西方国家作为最早进驻营口、侵蚀东北的掠夺者,在营口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强大势力,日本无法实现独霸营口的目的。

日本为从经济上实现对东北地区的独占,满铁总公司利用南满铁路和大连港,采取了意在取代营口、排挤英美的一系列措施。首先,日本政府于1906年8月发布236号敕令,宣布以往严格限制船舶出入的军港大连为自由港,并规定从铁岭以北(即非日本势力范围)到大连、营口两港的到货、发货运费等价。这样,尽管“由南满铁道输送至奉天者,比大连近137英里,但满铁公司征收自营至奉运费与自连至奉相同。比较起来营商较为吃亏,连商为便宜”。其次,日本政府大力投资大连港的码头建设,不断强化大连港的商业化功能。满铁于1907年4月接收了大连港后,新建码头和栈桥及与港口相配套的交易所、仓库、商业、金融和服务性设施。再次,为了加大大连港的吞吐量和南满铁路的运输能力,满铁还进行了南满铁路的扩轨和复线建设工程。

大连中心主义政策的实行, 改变了东北对外贸易的格局。以民族资本为主的营口港受到日本势力培植起来的大连港的强烈冲击。营口港从最繁盛时的万艘船舶锐减到1912年的3000艘左右。1907年,大连港仅占南满三港(其它两港为营口、丹东港) 输出总额的15%。当时营口港占三港输出总额的75%。到1912年,大连港压倒营口,成为东北第一大港。港口优势的丧失,使营口这样一个以港兴商的城市失去了商业发展的基本动力,一大批具有相当实力和潜力的商业资本或撤往异地,或勉强维持,商业市场受到强烈冲击。

尽管在大连中心主义政策的影响下,营口港口航运中心的地位被大连所取代,但在进出口贸易急剧下滑的形势下,商业资本并没有随之轰然倒塌,而是继续保持缓慢发展。

营口商业市场之所以能继续发展的原因在于:其一,各国商业资本的支撑。除了英美等西方列强在营投资的航运、洋行等商业资本外,日本生产的大量轻工日用产品、包括日本在营口投资的工商业仍然要从营口港进出东北,所以在散货运输上,营口港依然发挥重要作用。其二,民族资本的兴起,保证了营口商业的发展。在日本刻意经营大连港之际,1921年7月8日奉天总商会通电东北各地商会抵制日本,指出:东三省一切输出品均须经营口输出。在腹地商家的支持下,营口本地民族商业资本也抓紧发展,九一八事变前,营口已有肇兴、毓大、大通、海昌、北方等7家民族资本的轮船公司和70余艘轮船,开辟了上海、天津、芝罘(烟台)、青岛等定期客货运输航线及香港、广州、南洋等不定期航线,进出港旅客量达25.1万人,货运量200余万吨。其三,营口的商业市场历久时长,不仅形成了以炉银为代表的现代商贸金融体系, 还积累了丰富而雄厚的商业文化,如中药和茶叶市场上,就形成了重行情讲信誉、讲情义重维护的商业文化,尤其是在中药行业上,多年经营积累了大量的坐堂名医、鉴别专家、稀有品种和独特配方等中药业资源,这些都是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优势。

(二)日本统制经济政策扼住了营口商业发展的咽喉。近代营口商业的兴起是以开放型市场经济为前提的。然而,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军政部门切断了营口与关内、国外的商贸联系,许多商家失去货源和销路。保证营口商业发展的条件不复存在。到12月,营口埠上中等以上的商号生意不兴,纷纷倒闭。1932年,日伪政府发表《经济建设纲要》。《纲要》中规定对机械、金属、油脂、巴尔善(纸浆)、苗达(制碱)、酒精、野蚕、纺织、面粉、洋灰、酿造等十二种工业,“在必要之统制之下逐渐发展之”。1932年日伪政府又发表声明, 对“重要产业部门,实施许可制”。1934年公布了《重要产业统制法》,凡兵工、飞机、汽车、液体燃料制造业、炼钢及有色金属等行业均须经伪政府许可。随着日本侵略中国的深入,这种统制政策由工业扩展到商业。1935年12月19日日伪当局公布《商业登记法》《商业登记税法》,严格限制营口商家的经营自由,使营口民族商业逐渐陷入困境。到1942年,日伪当局更是建立了“满洲生活必需品株式会社营口事务所”、煤炭株式会社、石油株式会社等数十个控制人民生活用品的会社,几乎各种生活必需品全部实行统制,禁止商家经营,统一由日本人配给,违者按经济犯惩处。统制政策的实行,切断了营口商业的流通渠道,使营口的商业陷入绝境。

(三)日资对商业的垄断剥夺了营口商业发展的空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垄断营口的经济命脉,极力排挤第三国和民族工商业。1933年4月1日,日伪当局对不承认伪满洲国的国家及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实行门户闭锁。伪航政局强迫各轮船加入伪满国籍,凡不参加的,不准驶入营口港。他们强行霸占中国人经营的盐滩,采取强行入股等手段将“营口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等较大民族企业窃为己有,以“强化物资统制”为名将绝大部分中国人经营的小企业编入组合,对营口的支柱产业榨油工业,日本人则利用满铁强大的运输机构,极力将大豆的加工和交易引向大连,扶植日资特产商。因此大批油坊在大连出现，而民族资本集中的营口油坊却衰落下去。到1934年营口本地的油坊,几乎有一半停业倒闭。与此同时,日本的商行也疯狂进军营口,先后在营口建立各种洋行、工厂达360多个,经营粮食、药品、棉花、麻类、猪鬃、皮张、日用百货、化妆品、食品、杂货等。当年兴盛一时的上海瑞昌成为了生存,也由商业批发转向为日本销售丝绸。

(四)过炉银的取消打破了营口商业长久形成的流通体系。从营口港开埠到营口商贸渐衰,营口先后经历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庚子赔款、辛亥革命、九一八事变,几乎每一次政局动荡都会令营口的商业市场大伤元气,但每一次营口商业市场都能迅速摆脱险境,恢复生机,其中奥妙皆在炉银。“炉银具有合资互助之精神,运用自如之便利。对于进货输出用款,可获得炉银之援助,故外城商客均趋就之。盖大连滨江等处,统是现金本位,对于其他各地商业, 不能作营业上之辅佐。而营口不但能作需要供给,且能作营业辅佐。”

但在动荡局势中,银炉业也饱受摧残。九一八事变之后,日伪政府为了实现掠夺目的,极力推行伪币,开办日伪银行吸掠资本。一方面借“保护客商利益”为名,通过化价不断削减炉银比价。另一方面,通过“整顿”金融,加紧日伪银行势力对银炉业的排挤和渗透。1934年,伪政府则下令取缔炉银,禁止流通,至此,营口过炉银制度在日伪当局强制干预下被取消。炉银制度被取消,等于断去了营口商业发展的血脉,从此,营口商业仆然倒地。

时隔百年,今天的营口几经沉浮后再度迸发,尤其是重商务实的城市文化底蕴,使营口在辽宁沿海经济带这一国家重点开发战略中异军突起,接连创造发展奇迹。在展望未来之美好的同时,回顾历史,尤其是回顾营口商业发展的坎坷历程,我们不能不有所思考。

(一)国强才能兴商。营口是一个被列强侵略势力开发的殖民城市,其内外商贸的兴起的确是殖民主义的客观产物,但在主权无保、列强纷争的历史背景下,城市也罢、经济也罢,都只能是殖民侵略者案上之肉,任人争夺任人宰割。营口的兴衰恰恰证明, 殖民侵略在开启中国国门的同时,更多的是对被侵略国家财富的疯狂劫掠和对其经济发展的破坏。

(二)政安才能兴商。营口商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动荡是无法保障地区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的。国家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市场商业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规律的单纯作用,还要受到政治、军事等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政治力量,作为经济政策的决策者,其政策的科学性与连续性,是保证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

(三)科学规划才能和谐发展区域经济。营口与大连的此衰彼兴实际上是在日本殖民侵略目标牵引下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一次历史转换,使营口丧失了百年商业基础,失去发展动力。我们应该借鉴营口衰落的历史教训,在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上,注意做好科学统筹,为区域内各地经济发展进行科学定位,合理布局,既要促进同行业间的竞争,又要实现区域内的优势互补,防止出现重复建设、抑此扬彼现象,避免给区域经济的长远发展带来障碍。

(作者:董志铭,国防大学军队政工教研部教授　张彦伟,国防大学研究生院十九队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