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体育总局历史沿革

众所周知，在1952年国家体委成立之前，体育行政权力属于教育部，所以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这个社会组织的主席职务最初也是由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兼任。在国家体委成立后，国家体委的职能机构设置经历了多重演变：最初国家体委成立时只设有二个职能司，即运动竞赛司和群众体育指导司。 鉴于竞赛司和群体司管理的很多项目都同时具备大众健身和竞赛训练属性，所以，1956年又增设了运动技术委员会来协调项目的发展和管理。 1958年国防体育协会合并到国家体委，国家体委又增设了陆上运动司、航海运动司、航空运动司、军事体育器材司。

文革后，国家体委重新划分了职能部门，分别设置了竞赛司、群体司、训练局、军事体育局，此后又调整为运动司、球类司、群众体育司、军体司。 1982年国务院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国家体委也随即推进了职能部门的细化，将原有的运动司、球类司、军体司在整合的基础上又重新分解为训练竞赛一、二、三、四司。 1988年，鉴于冬季运动项目的发展需求和竞技体育的宏观理论科研指导，国家体委又增设了训练竞赛五司和训练竞赛综合司。

就此，国家体委形成了训练竞技六大司分治的局面。其中，训练竞赛一司分管军体项目，包括航空、无线电、现代五项、击剑、马术、跳伞等项目；二司分管球类项目，包括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手球、棒球、垒球等；三司分管田径、游泳、跳水项目；四司分管射击、射箭、举重、摔跤、柔道等项目；五司分管冬季项目，包括花样滑冰，冬季两项、短道速滑等；综合司是负责所有项目的运动训练、竞赛计划的审批和总体项目的发展布局和规范，以及举办大型运动会的组织工作。

因为1988年中国奥运代表团兵败汉城，前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伍意外下课，出身行伍的伍绍祖于1988年底受命空降国家体委出任主任。他除了圆满完成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举办任务外，还顺应国务院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行政改革思路在1993年5月推出了《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系统地提出了国家体委改革的实现目标和进程措施。其中，在其任内得到实施的就是管办分离的第一步，将各个竞技项目的管理权从国家体育总局的直属的各个行政司手中拿走，转而按照运动项目设立事业单位性质的体育运动管理中心，由各个管理中心直接管理各自所属的项目，初步弱化了体育竞技项目管理部门的行政属性（因为事业单位无法发文指导各个省地市级的体育主管部门）。

国家体委先期设立了足球管理中心等六个管理中心作为试验，随后又陆续设立了篮管中心等14个新的管理中心，仅剩不到1/3、竞技属性特别强、群体属性较弱的运动项目留在国家体委。鉴于各个运动中心的行政属性被削弱，一些国家体委人士担心完全把举重、摔跤等项目移交给运动中心会影响夺金希望，所以当时国家体委一部分人坚持剩余的运动项目留在国家体委竞体司，但伍绍祖决心要把全部运动项目从体育总局机关分离出来，于是又组建、调整了6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从而在1998年彻底完成了所有运动项目的中心管理制，国家体委也正式改组为国家体育总局。

在伍绍祖2000年因故突然离任后，袁伟民在伍绍祖的基础上对项目中心进行了调整，2002年成立了健身气功中心，而一直以来都希望分家的重竞技中心最终在袁伟民卸任后的次年成功分割为举摔柔运动管理中心和拳击跆拳道运动管理中心，就此，国家体育总局共设置了23个运动管理中心。

从国家体委各司直接统管所有运动项目，到设立事业单位属性的运动管理中心来分类管理各个项目，这只是伍绍祖当年改革的第一步。其长远目标是希望体育协会实现实体化，即成为有独立办公地点、有独立人员编制、有独立经费的实体机构，然后再彻底去行政化，最终让大多数体育项目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民间社团组织，由协会取代管理中心来管理运动项目。不夸张地说，时至今日，这个《意见》中提及的很多体制改革思路仍然没有实现。而苟仲文空降之时，高层即对其赋予了两大使命，即办好2022年冬奥会和推进体育总局体制改革，而从长远来看，推进体育总局体制改革无疑影响更为深远，也算是隔代继承了伍绍祖的遗愿。

近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在2017年新春体育记者座谈会在听取、归纳体育媒体意见后脱稿讲话，称国家体育总局2017年的主要工作有四点：办好天津全运会、推进体育总局体制改革、加大“补短板”力度、审视和探索发展之路。在这四点中，推进体育总局体制改革和加大“补短板”力度这两项工作显然都需要长期发力。

在加大“补短板”力度方面，国家体育总局为了在短期内见到成效，将对某些项目中心进行大力扶持，其中的一个措施就是由更高级别领导直接兼任某个项目中心的一把手。此前，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会议通过决议，由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高志丹兼任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由一位副部级领导直接兼任一个正司级单位的一把手，这无疑有助于各方面资源向冬运中心倾斜，这对于2022年冬奥会筹办显然是一大利好。与高志丹兼任冬运中心的同时，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李颖川也将兼任兴奋剂检测中心主任。

众所周知，此前的2016年4月22日，位于北京的中国国家反兴奋剂中心实验室被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暂时停止检测资格四个月（2016年8月底已恢复资格），此后，北京奥运会兴奋剂样本复检时多达31人呈阳性，这让反兴奋剂中心的短板彻底凸显。如今，国家体育总局决议进一步加大反兴奋剂工作力度，同时更好地为2022年冬奥会保驾护航，所以由分管反兴奋剂中心的李颖川直接兼任中心主任。

正常情况下，国家体育总局下属的各个运动管理中心属于事业单位，而只有中心的几位主要领导是由国家体育总局任命的行政官员。自苟仲文上任后，国家体育总局倡导进一步推动体制改革，加大推进管办分离、政事分开、政企分开的力度，逐步推动各个项目中心去行政化，以期真正让运动协会实现实体化、独立化，但如今，为了尽快补强短板，国家体育总局的高层又直接兼任各个中心的主任，这反而是在加大运动中心的行政化属性。

乍一看，这两者之间确实矛盾，但从长远角度来看，这也符合国家稳步、有序推进体育总局体制改革的大思路。只有先借助行政力量让一项运动真正形成旺盛的生命力，然后再逐步去行政化，实现国退民进，方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如果一味只是为了撒手而改革，只能让体育事业发生退步。

单就目前来看，苟仲文空降总局之前，国家体育总局系统最被诟病的一点就是，运动协会无法独立存在，只能依附于各个体育运动管理中心，这往往形成体育运动管理中心和单项体育运动协会“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局面，并直接导致各个中心政事不分、政企不分。这也是伍绍祖任内初步实行管办分离后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地方。但从根源上讲，这也国家体育总局（行政单位）、中华体育总会（社会团体）、中国奥委会（体育对外交流机构）“一套人马、三块牌子”的局面密不可分。在日常工作中，体育总局是哪块牌子好用就用哪块，但也产生了体育总局多重身份、权、责、利不分的情况，越位、缺位、不到位的弊病也逐渐显露。所以，从长远角度来看，苟仲文的使命就是要革体育总局自己的命。

在理想状态下，未来的运动协会能够实现全面的实体化、去行政化能够完全独立负责本项目的全面发展和管理。包括运动员、教练员的选拔和培养、赛事管理、市场开发、场馆建设与维护、经费使用等职责均由协会自己完成。而未来的体育管理系统会形成如此格局：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负责群众体育、体育宣传、科技、教育等事务；中国奥委会负责竞技体育、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参与国际组织等事务；而国家体育总局在释放大部分行政职权后则并入教育部，全面破除中国教育长期以来体教分离的顽疾。换言之，体育总局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让体育总局这个中国体育的行政管理机关消失。

客观来看，上述理想局面恐非苟仲文任内所即可实现，但苟仲文可以打下坚实的基础。将体育总局系统改革分成两步走思路。第一步，深化伍绍祖时代《国家体委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的措施，逐步把各个体育项目管理中心的职权移交给体育协会，进而实现协会实体化、去行政化，然后取消体育运动管理中心，转而在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下面按照各个项目增设各个处室；第二步，打破国家体育总局“一套人马、三块牌子”的局面。国家体育总局安排那些全面发展的体育协会直接和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合作。其中，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负责群众体育、体育宣传、科技、教育等事务；中国奥委会负责竞技体育、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参与国际组织等事务；大幅度“瘦身”的体育总局则携带自身剩余的行政职责并入国家教育部，成为体卫艺司的一部分，从而打破自1952年以来中国教育长期存在的体教分离的局面。

对于苟仲文而言，在其任内后几年，必然要把全部的精力放在举办2022年冬奥会方面。所以，想要打开改革局面、奠定改革基础，必须要在上任之初的前三年就得撸起袖子加油干，并且干出实实在在的成绩。显然，留给苟仲文的时间并不充裕，他需要在2017年进一步提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