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2年（崇祯十五年），明朝和清军打了两年的松锦之战，以清兵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明朝经此一役，致使关外明军精锐尽丧，松锦杏三城俱失，元气大伤，洪承畴与祖大寿相继降清。
虽说此役战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重要的一条，和当时的兵部尚书陈新甲等人的盲目催战有很大关系。
战后追究责任，陈新甲派到锦州前线任监军的张若麟，被当作替罪羊下狱，陈新甲在崇祯的庇护下逃脱了责罚。
至此，明朝在辽东的最后防线，仅剩下山海关的吴三桂部。
战争打到这个程度，明朝已经无力抗争了，于是想到了议和。
其实皇太极这边也好不到那里去，他们虽然取得松锦会战的胜利，但自身也损失惨重，已经没有了继续进攻的余力。
所以对明朝这边抛过来的橄榄枝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其实双方议和这个想法，并不是临时起意。
早在1627年（明朝天启七年，清（后金）天聪元年）正月，当时任辽东巡抚的袁崇焕就和后金接触过，双方进行过和谈。
当时双方拟定的基本条件，金方每年以东珠10颗，貂皮1000张，人参1000斤交给明方；明方则以黄金1万两，白银10万两，缎匹10匹，布匹30万匹，交给金方，作为双方的馈送。(《清太宗实录》)
但是这次议和，随着是年8月份的崇祯执政而暂时作罢。
现在陈新甲一看大明已无力对付清军了，遂旧事重提，想要议和。
一开始议和，是陈新甲派人和大清在秘密接触，皇帝并不知晓。
但陈新甲将此事告诉了当时的兵部右侍郎、总督蓟、辽、保定三边军务的傅宗龙。
傅宗龙离开京师去边关前，将此事又告诉了大学士谢升。
谢升后来看边疆危机，就把傅宗龙的话讲给了崇祯。
听到下面人有这种想法，崇祯就召陈新甲过来质问，陈新甲一看皇上知道了他们的秘密，顿时叩头谢罪。此时在皇上身边的谢升乘机进言道：“那边如果肯议和，和也可以。”
听了此话，崇祯帝默然不语——不反对就是代表默许了。
从此，关于议和之事崇祯皇帝也掺乎了进来。
崇祯赞成议和，出于多方面的考虑。
当时的大明可谓是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李自成等起义军把中原搅了个天翻地覆，关外的八旗清兵也攻城略地，大明军队顾此失彼，弄得崇祯本人也常常夜不能寐。
现在的形势是两头都顾，两头都顾不过来。不如舍弃一头，专一对付另一头。
内地的起义军曾好几次诈降，已经失去朝廷的信任。所以崇祯决定先把关外的战事熄灭，以全力清剿起义军。
要是议和成功了，至少有几年的缓冲期，等消灭了起义军之后，再和清军进行最后的决战。
以当时大明的军力，就算不能完全消灭清军，抵挡他们的进攻还是绰绰有余的。
君臣之间想的都很好，谁知道这么秘密的行动却让言官们知晓了，他们认为违背了太祖皇帝当年制定的“四不”国策，即不和亲，不纳贡，不称臣，不割地。所以大家都认为这是卖国投降行为，于是不依不饶地来找皇帝求证此事。
言官们以为此事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谢升为背后的主谋，于是纷纷上疏弹劾。崇祯经不住言官们的唇枪舌剑，为了堵众人之口，遂将谢升罢官。
当时言官们弹劾谢升，并没有真凭实据。可是后来陈新甲议和的密件不慎落到言官的手里，这一下证据确凿，言官们更加有了依仗，他们不依不饶，非要崇祯皇帝拿出明确的态度来。
不胜其烦的崇祯一个迫于压力，一个也是为了推脱责任，于是将陈新甲下狱。
陈新甲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在狱中还存在许多幻想，他给皇帝上书，列出自己过去的功劳，乞求皇上宽宥。
这时的崇祯是什么想法呢？——好好的事情被你搞砸了，自己也差一点背上卖国的罪名，这是绝对不可原谅的。
但是定什么罪名呢？如果以私下议和的罪名处理陈新甲，罪名说不过去不说，还有可能让言官们抓住自己的把柄。于是说道：
“他且勿论，戮辱我亲籓七，不甚于薄城耶？”（《明史》）
最后给陈新甲所定罪名为：“失陷城寨”。
的确，作为兵部尚书，陈新甲对军事上的失利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对外，由于他的瞎指挥，造成松锦之战的失利；对内，李自成的农民军势如破竹，已经斩杀了朱姓7位藩王。
就这样，陈新甲最后被开刀问斩。最后一次和大清开启的和谈大门，就这样轰然关闭了，明朝也失去这最后一次喘息的机会。
参考资料：《明史》 《明实录》 《清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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