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江晓林：以物知史，以物证史（上）

江晓林，客家人，原籍广西贺州，1945年生于昆明；1963年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部队农场2年，牧马、放牛、喂猪、养鸭、种地。之后，教小学、中学、大学；曾任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兼职研究员、瑞丽市中缅文化交流协会特聘研究员，现任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江应樑傣族博物馆馆长、教授，广西贺州学院客座教授。

尹仑，博士，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两代人的民族收藏

尹仑：先从江应樑傣族博物馆谈起，您为什么要办这个博物馆？

江晓林: 从1937年父亲开始收集傣族文物和民俗品，到我在20世纪70年代接着收藏，至今，两代人的收藏时间跨度已逾80年，虽藏品几度佚散，又不懈搜罗、征集，现在手上的藏品有数千件之多，藏品包括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宗教器物、典籍文献等，内容涵盖傣族社会、历史、文化各领域。这批文物，对个人来说，是用数十年心血、竭心尽力、不计资财、聚而藏之的宝贝，珍爱之心，自不待言。但说到底，是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傣民族创造了傣族精彩的文物典籍，哪怕一件看似普通的陶瓶、织锦、烟袋、槟榔盒一类的民俗品，都体现了傣族独特的生活习俗和审美情趣，都隐藏着傣族历史文化的重要信息。从本质意义上说，我们充其量只是搜集者、研究者和保护者，而不是拥有者。

江应樑傣族博物馆藏品

《兰亭集序》有这样一段话：“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作为一个傣学研究者，能有这样的机遇，接触了、收藏了、把玩了、研究了，已经是万幸的事。“子子孙孙永宝用”只是呓语，“暂得于己”才是正确的心态。不是“不知老之将至”，而是在我60多岁时，我已经为这批藏品的归宿在焦虑：聚之不易，怎样才能把这些好不容易聚集的傣族文物完整地、永久地保存下来，让民众能看到、学者能研究，最好的方法就是办个傣族博物馆。我经常开玩笑说：民间认为貔貅只有嘴，没有肛门，只进不出，所以说貔貅聚财。博物馆的藏品只能增加，不可外流，博物馆就是貔貅。但办一座博物馆绝非易事，我个人是绝对无力办一座博物馆的，土地、建筑、日常维持费用，想都不敢想，只能考虑合作的方式。而办一座傣族专题博物馆，最恰当的地方，就是办在傣族聚居的地区，故物藏之故土，得其所哉。

3年前，与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谈合作建立傣族博物馆的意向，学校领导极具文化意识和战略眼光，双方一拍即合，合作建立了这座“德宏师专江应樑傣族博物馆”。我的目的，是把这些藏品由个人所有转变为国家所有，由个人收藏转变为国家收藏，不断地充实，最终，多角度、全方位，集静态的文物展示和动态的非遗传习为一体，建立起一座高水准的傣族历史文化博物馆。

江应樑傣族博物馆

尹仑: 这座傣族博物馆以您的父亲江应樑先生的名字命名，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江晓林: 这座博物馆的名称，当初有多种设想，我自己并无定见，最后学校决定这个博物馆叫“德宏师专江应樑傣族博物馆”。父亲是第一位以人类学、民族学的方法，数十年一以贯之研究傣族，对傣学研究做出很大贡献的汉族学者，他的傣学研究1937年始于腾龙沿边（今德宏一带），这座傣族博物馆建在德宏，以他的名字命名，这是傣族对为傣族历史文化研究做出贡献的先哲的怀念和尊敬，对此，我很感动。

以物知史，以物证史

尹仑: 您不是学民族史和民族学专业的，而您搜集、收藏傣族的文物、民俗品，研究傣学，有四五十年的历史了，能问一下您怎么会走上这条路？

江晓林: 这事说起来话就长了。父亲1937年受中山大学研究院和云南省政府联合委派，到腾龙沿边对摆夷（傣族）进行考察研究，在田野调查过程中，收集了一批傣族的文物和民俗用品，回到内地后，在昆明、广州、香港都举办过展览。以实物作为研究的重要材料，并通过展览向民众介绍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是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这种治学方法，是中大研究院朱谦之、杨成志等前辈亲力亲为、言传身教教给父亲的。每次到傣族地区考察，父亲都会带回一些傣族的文物，除了陆续赠送给各地的文化学术机构外，家里也留存了不少，所以可以说我从小是在傣族文物的“氛围”中懂事、长大的。父亲是中大研究院诸前辈的学生，算正宗的徒子，我耳濡目染，没有真正入过师门，充其量算半个徒孙。从小，常常在父亲身边听父亲给亲友讲述在傣族地区做田野调查的种种逸闻趣事，讲傣族的竹艺，一座横跨瑞丽江连接中缅两国、汽车可以通行的桥梁，不用一根铁丝、一颗铁钉，全用竹子建成；讲傣族的陶艺，一只黑陶水瓶，形状如内地汉唐时代的铜瓶，盛夏用来贮水，清洌异常，经旬不腐；讲傣族的纺织工艺，每个傣族妇女，都是织布和刺绣的高手，能用手工织出带凸凹花纹的傣锦……这些不经意间听到的故事，多年后会成为我的兴趣、我的爱好、我的事业，甚至我的使命，我也说不清为什么。

江应樑傣族博物馆藏手稿

有一件往事可以聊聊：上小学时，家里住房很逼仄，土坯墙、铁皮瓦的一栋平房，父亲收藏的傣族文物满屋子都是，我的书桌下有一面铜鼓。我的椅子边上的衣柜侧面挂着一把约一米五六长的带鞘的刀，那时我人矮脚短，做作业时脚正好踩在铜鼓上，头往左面一靠，就碰到那把大刀。一天放学回家做作业，一踩，脚底下是空的，铜鼓不见了，那把刀也不见了。问父亲，他说省里成立博物馆，借给他们了。我便找了一个小板凳来做脚垫。转眼十来年，再也没见到这两件文物，我曾问母亲：不是说借吗？母亲只说了一句：久借成沽。我想再也见不到这两件文物了。

1964年，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陈序经先生来云南考察傣族，陈先生是父亲的老朋友，有通家之好。陈先生在昆明和到德宏和版纳考察，都是父亲陪同他。一天下午，省博物馆请陈先生去帮忙鉴定几件文物，恰好父亲有事，就对我说：下午你陪陈伯伯去吧。省博物馆逐一取出文物请陈伯伯鉴定，当他们拿出一把刀时，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不就是我家那把刀吗！陈先生缓缓抽刀出鞘，先环视一过，进而仔细审视刀面上镂刻的图案，最后，肯定地说：这是一把傣族贵族的刀具，制作精美，工艺精湛，代表持有者的特殊身份和社会地位。从刀的体量和大小看，并不适合实战使用，甚至不适合佩带，不是一把实战的兵器，而是在刀的主人出巡时，由身边的侍者捧着，类似仪仗的作用。陈先生主要从刀面镂刻图案中人物的服饰，主要是男子下身的装束来分析，他娓娓讲述了古代傣族男子发型、服饰，装束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特点，这是鉴定这件文物族属的关键依据。

50多年前发生的事，很多都已模糊不清，但那个下午的事却一直镂刻在我脑中，一直震撼着我：一件文物蕴含着如此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读懂一件文物要有多么深厚的文化积累、学问和学识。

尹仑: 您刚才说自己“充其量算半个徒孙”，这话怎么讲？

江晓林: 我没有正式成为父亲和几位老一辈民族学家的学生，但的确是看了、听了、学了、跟了，所以只能算半个徒孙。20世纪七八十年代，父亲给几位中青年教师讲课，也让我去听，也只是旁听生而已。父亲和几位前辈对我的影响更多的是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他们不是要我怎么做，而是讲故事一样告诉我，他们是怎么做的。“四人帮”刚垮台，杨成志先生给父亲一封信，让父亲代为收集云南民族研究的一些出版物，父亲把此信给我看。父亲不说什么，意思是让我明白，老一代学者刚重获解放，不是鸣冤诉苦，而是忙于做学问。20世纪60年代中期，陈序经先生把在香港出版的几部研究东南亚民族的专著寄给父亲，父亲告诉我：陈伯伯任中山大学副校长，行政工作繁忙，他每天5点起床开始写作，7点半到办公室上班，这几部著作是这样挤时间写出来的。“文革”初，我去北京，父亲嘱咐我，一定要到天津南开大学看看陈伯伯。我去了，在他家住了一周。陈序经先生居住的小楼外，贴满了批判他的大字报，但日常生活还正常，不像父亲那样挂黑牌，戴白袖套，每天强迫劳动“改造”。每天陈伯伯跟我聊天，讲的都是他怎么做学问，父亲怎么做学问，怎么要有世界的视野来研究少数民族，对屋外那些大字报，未提一字，我觉得，他眼里、脑中，那些在他名字上打红叉的大字报似乎根本不存在，这才真叫大学者的淡定！

江应樑著《滇西摆夷之现实生活》

2003年，父亲的《滇西摆夷之现实生活》终于出版了，写的是20世纪30年代滇西傣族的现实生活。我为此书做了笺注，这近20万字的笺注，就是我按父亲的治学方法亦步亦趋地写的，实际上是我经过田野调查写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德宏傣族的现实生活。

尹仑: 您对建立您心目中的傣族历史文化博物馆那么重视，您怎么看博物馆的功能？

江晓林: 博物馆的文化功能、社会功能已经有很多深刻阐述的专论，且取得大家的共识，我再谈也就是转述，弄不好成狗尾续貂。我只举一个实例：1941年夏，父亲到省立保山师范学校任教，10月下旬，在学校举办了“江应樑先生边疆文物展览会”，展出了他在田野调查时拍摄的傣族、景颇族、傈僳族、德昂族、阿昌族及广东瑶族、海南岛黎族、苗族的照片和收集的纺织品、民俗用品。观者踊跃，仅从展览留言簿看，参观者除云南本省外，还有江苏、河南、河北、安徽、广东、四川的，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

1937年江应樑与盈江傣族少女合影

看当时几位参观者的留言：“为谁辛苦为谁忙？原来是为破碎的河山，为荒芜的边疆！”“应该普遍地宣传西南边疆，以引起国人对边地民族的注意。在我们今日中华民族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中，正需要中国各民族共同来一致斗争。我们应努力争取西南边地数千万的夷民同胞参加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研究边疆文化是增强民族生存力量之先声。”“国家至上，民族至上。”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功能了，一个好的博物馆、一个好的展览，对国家意识的形成、民族凝聚力的增强，有着始料未及的巨大作用。

我们这一代：滇云人类学者访谈集萃

尹绍亭 主编

ISBN 978-7-5077-5955-6

2020年7月版

本书精选了24位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者的学术访谈，以赵捷、林超民、尹绍亭、李国文、杨福泉、邓启耀、何明等深根于云南地区的第三代人类学学者为主，亦收录曾在云南求学或工作过的日本学者秋道智弥、横山广子教授，澳大利亚唐立教授，美国学者施传刚教授，中国台湾的何翠萍教授5人的访谈记录。访谈中，他们不仅分享了各自的考察经历、调查足迹和成长轨迹，也谈到了云南等地的民族学、人类学调查，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等大学学科建设的议题，以及对整个中国人类学发展的观察与展望，观点精彩，视野开阔，充分展现出一代人类学学者的学术追求与思想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