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收继婚”是怎么一回事？是真实存在的吗？

没错，古代确实有一种叫做“收继婚”的婚姻方式，不过多流传于草原游牧民族地区。

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是收继婚的两种主要形式，即父亲亡故，儿子有权利继承除亲生母亲之外“父亲的其他妻子”；如果兄弟去世，那么在世的其他兄弟便可以继承死者的妻室。

《史记匈奴传》记载：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

收继婚的确是在草原游牧民族存在较多，持续时间也更久。不过收继婚的存在，并不是因为古代草原游牧民族相对于农耕民族更愚昧更落后，而完全是当时落后经济条件与技术水平的体现。

人口基数是保持族群繁衍的根本保证

在古代，由于物资缺乏卫生条件恶劣，兼之医疗手段原始，人们的平均寿命非常低，据《人口论纲要》记载：在中国，古人平均寿命大约在30岁左右，婴儿夭折率更是畸高。而草原地区相对于农耕区条件更为恶劣，又兼之人烟稀少，往往骑马连续跑几天都见不到人，因此，草原各部落需要竭尽全力来维持足够的人口数量来保证部族的繁衍。其中最可靠的方式便是努力生育。在这种逻辑之下，女性，尤其是育龄女性便成为一种对部族繁衍具有重大意义的资源。由于草原上交通不便，部族间通婚相对困难，那么丧偶育龄女性的再婚也便顺理成章了。

游牧民族的生活并非都是“风吹草低见牛羊”

兄终弟及，相对比较能够接受，而父死子继就难免有些尴尬了。昔日里需要毕恭毕敬的“姨娘”、“母亲”，今日里却要“袒诚相对”，那情景岂是一个“尴尬”了得，细思极恐。不过与部族繁衍大计相比，一点尴尬还是在能够容忍范围之内的。

以财产与实力计

收继婚的另外一个考虑便是财产。

在草原部落，虽然说女性是极难拥有继承权的，但逝者除了留下几位未亡夫人之外，有很大概率是会留下几位儿女的。如果遗孀外嫁，一般就会把未成年的儿女带走——儿子可是有财产继承权的，哪怕只是带走一只羊，也是财产的分化，从而弱化部族的实力。要知道，古代的草原上生存何其艰难，除了要应付严酷自然环境外，还要面对其他部族的压力与威胁。古代的草原民族，可绝不是什么温文尔雅彬彬有礼良善之辈，丛林法则与弱肉强食才是大行其道的核心价值观。实力受到削弱的部族在残酷生存竞争极可能会处于劣势，以至于承担原本不必要承担的风险。

这种逻辑放到家庭或家族层面，于是就会出现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形式的收继婚。

有人的地方便有江湖

收继婚第三个原因，很有可能便是一种政治考虑，当然这只能局限于部族上层。

公元前1世纪下半叶，中原北方的匈奴陷入战乱当中，在西汉政权的震慑与扶持之下，呼韩邪竭力平息战乱，成为呼韩邪单于。公元前33年，呼韩邪朝汉并自请为婿，汉朝则令王昭君出塞和亲。王照君，堪称中国历史上一位奇女子。王昭君与呼韩邪生活了两年，呼韩邪病逝，依匈奴地“父死子继”的习俗，又嫁于呼韩邪的长子雕陶莫皋为妻。

昭君出塞图

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未尝没有政治考量的可能。首先从呼韩邪自请为婿来看，在当时汉朝对匈奴应该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这一点在呼韩邪与正妻颛渠阏氏的一次对话中也可以看出：

颛渠阏氏曰：匈奴乱十余年，不绝如发，赖蒙汉力，故得复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创艾战斗，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宁胡阏氏王昭君像

另外还有王昭君的阏氏号——宁胡阏氏。匈奴单于的正妻基本都称为“颛渠阏氏”，王昭君远嫁胡地，不为正妻却能号“宁胡”，这当中如果没有汉朝政权的意旨恐怕是说不过去的。

既然匈奴将汉朝仰为奥援，那王昭君作为一个现成的纽带，其政治意义肯定是不可能被忽视的。于是其被“父死子继”也就应有之意。而当呼韩邪去世后，王昭君面临下嫁“儿子”尴尬局面“上书请归”时，汉成帝“令从胡俗”的答复恐怕也有相同的政治考量在。

价值观决定于经济基础

作为一种婚俗的“父死子继”严格来讲是属于价值观层面的存在，而这一概念必然有很深的时代烙印，即需要从属于一个社会当时的经济形态与发展水平，甚至还要具有一些地域特点。

先民创业

收继婚最早出现于氏族社会后期，当时正值先民们创业艰难之时，与天地神威斗，与洪水猛兽斗，在那种严格的生存环境下，收继婚甚至是最大化利用资源的一种手段。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在全世界范围内，收继婚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延续，虽然日渐衰微，但传承深远。在中国到明清时还有明确的法令严厉禁止收继婚，可见其生命力之顽强。即使到今天，在非洲和印度一些相对落后地区，民间仍有收继婚现象存在。

毫无疑问，种群的繁衍与兴盛是人类需要最先要考虑的问题，在此基础之上才会有其他的伦理问题。而即使是收继婚也并非完全不考虑伦理问题，比如父死子继的方式中，儿子是不能够娶亲生母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