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我就是個造房子的人。

浙江文村 |王澍

每一次，我都不只是做一组建筑，每一次，我都是在建造一个世界。我从不相信，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世界存在。

——王澍

王澍：我就是個造房子的人

来源：誰最中國

海子说：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王澍说：我不谈建筑，我只造房子。

他是中国第一个获得“建筑界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奖”的建筑师，却一直在回避“建筑”这个词：建筑离人太远，而房子扎根生活。

王澍造的房子，扎根中国人的生活。每每落成，如李白诗，浪漫情怀下，是彪悍锋利的坚定。

作为时代的逆行者，王澍能够立起自己的大旗不容易：追随向来简单，能够在黑暗与混沌中蹚出一条自己的路来的人，才值得叹服。

困局：七年沉寂

20世纪90年代，王澍突然沉默了。

在此之前，他是一个无比狂傲的战士。挥舞着批判之剑，砍向横在他面前的规矩、教条、价值观……常常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在他的母校东南大学（原南京工学院），王澍是个传奇般的存在。

读大二时，王澍就开始放话：没有老师能教我了。因为他们教的内容“肤浅，幼稚，保守，陈旧”。

研究生时，他写了一篇论文：《当代中国建筑学的危机》，一口气批了中国十几位建筑大师，其中包括梁思成与他的导师齐康。

硕士毕业论文，他又写一篇《死屋手记》，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整个中国建筑界，还声称“中国只有一个半建筑师，杨廷宝是一个，齐老师算半个”。

尽管第一轮答辩全票通过，学术委员会最后却没有给王澍硕士学位。他们觉得，“这个学生太狂了！”

《死屋手记》影印稿 |王澍

十几年后，老师们谈起他，还有这样的印象：“每次当你从走廊走过来，我们都感觉不是一个人走过来，而是一把刀走过来，那把刀带着寒风的，大家都会不自觉地避开。”

狂妄如王澍，到真正面对建筑的时候，却变得小心翼翼起来。

1992年，中国迎来新一轮改革开放，城市像雨后春笋般迅速崛起。对于建筑师来说，那是个“遍地是钱”的好时代。

但王澍，却在此时选择了归隐。

面对疯狂扩张的城市，他看不清楚，想不明白：中国人要的未来到底是什么？你跟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在巨大的高楼大厦之下，普通人的那种卑微的日常的可爱的小小的生活还有没有价值？

“我发现我突破不了我想要寻找的中国现代建筑的表达方式。我设计不下去……”

城市 | 上海 北京 广州

29岁到35岁，人生黄金7年，他只接了一些改造老建筑的小活儿，生活几乎全靠妻子来维持。

很长一段时间，他每天去工地上，跟工人们一样早晨八点上班，凌晨十二点下班。“我开始对材料、施工、做法变得非常熟悉。我亲眼看到每一颗钉子是怎么敲进去的，每一块木头是怎么制作成型的……彻底搞清楚这件事的全过程。”

他也喜欢跟妻子一起到西湖边闲逛，有时候陪大爷聊天喝茶，一坐就是一整天。他称之为“泡”，花时间泡到生活里，才能真正了解西湖对于当地人来说，是什么样的存在。

狂妄源自思考，沉默始于敬畏。

对于中国建筑，他始终抱持一双冷眼，不惜用刀剑一样锋利的语言，戳破表面的虚荣与华丽。

对于中国建筑，他也始终抱持最大的悲悯，在被城市碾压过的文化的残骸中，他试图找到一种方式，能够再现属于中国人的诗意。

沉寂的这些年，他也隐隐找到了自己的建筑所要去往的方向：“只有真正在生活里、在自然中徜徉，才能够逐渐体会到我们的传统到底意味着什么。”

出山：最丑的建筑

2000年，王澍在同济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学校请他留校，他一口回绝：“我觉得上海根本就不是中国城市。我要回杭州去！”

在他看来，中国文化在中国的城市已经全面崩溃，只剩下一点渣滓。他理想中的城市，一定是包容了人与自然的，如“半边山水半边城"的杭州。

杭州地图

2001年，王澍迎来了建筑生涯中一个标志性的项目：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

当时的美院院长许江力排众议，把这个大项目交到了王澍手上，但也开出了条件：造价只有市场价的一半，且3年就得完成。

几乎是赔钱的买卖，王澍还是接了下来，他只提了一个要求：不要干涉我的设计。

与其他建筑师不同，王澍做建筑，首先关注的是建筑所处的环境：象山校园环绕着一座名叫“象”的小山，两条从西侧大山流来的小河从山的南北两侧绕过，在象山东端合并，蜿蜒流入宽阔的钱塘江。建筑如何与山景融合就成了最大的命题。

造个山水园林怎么样？于是，本来几个“方块建筑”就能解决的事情，他偏偏拆成了10个围合的院落。

这大大增加了建造的难度，却最好地呈现了建筑与环境的互动：残缺的合院中，自然占一半，建筑占一半，建筑群随山体扭转、断裂。因为角度和位置的细微差别，每个院子都拥有独特的风景。

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王澍

成本如何控制？

王澍把目光投向了在城市建设中被遗弃的砖瓦。“超过300万片不同年代的旧砖瓦被从浙江全省的拆房现场收集到象山，这些可能被作为垃圾抛弃的东西在这里被循环利用。”

但也正因为这些黑黢黢、暗沉沉的材料，2004年象山校园一期建成后，一度被业内评为“杭州市里能找到的最丑的建筑”。

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王澍

常有人说在象山校区容易迷路。而这，恰是王澍做象山二期时的关键词：漫游。现代人行色匆匆，几乎没有心情停下来欣赏风景，此时的“迷失”便成了不经意间的乐趣。

也有人看不懂象山校园的线条，觉得凌乱没有章法。其实，王澍在做象山项目期间，一直在临摹一本字帖。在他的眼中，每栋建筑都是一个中国字，它的自然摆动与象山的起伏敏感呼应。而字与字之间的空白，则是暂时中断时一次又一次回望那座山的方向。

这样的想法是浪漫而疯狂的：择一入口，一路径，一长廊走下去，高低错落，起承转合间，风景如画卷变换。只不过有人汲汲，有人惊喜。

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 |王澍

王澍的另一件代表作“宁波历史博物馆”，同样充满争议。

在这个被当地人称为“小曼哈顿”的商业中心区，巨大的政府办公楼、几十座高层建筑傲然矗立。宁波博物馆灰扑扑立在其间，盛放着“不合时宜”的美。

宁波博物馆 |王澍

“道路异常宽阔，在如此空旷巨大的尺度下，没有任何城市生机的感觉。”这是王澍初到这里的感受。

他决定造一座“垂直的大山”。山体连绵，就像有生机的城市结构也是连绵的。他想象着，或许人们可以从这些山的片断，去想象重建一座连绵的城市。

建造的材料，同样是从周边回收来的。24米高的外墙上，堆砌有20多种旧砖瓦：青的、红的、白的，唐朝的，宋朝的，很多都可见当年烧制的痕迹。

这是当地一种叫“瓦爿（pán）墙”的建造技术，因为不再被人们使用而快要灭绝。在王澍这里，这项技艺得到了续存。

宁波博物馆|王澍

他的做法曾遭到激烈的指责：为什么要在一个现代化的城区，表现宁波最落后的事物？王澍的反驳是：博物馆首先收藏的就是时间，这种墙体做法将使宁波博物馆成为时间收藏最细的博物馆。

博物馆刚建成时，因为担心人们无法接受，一度不敢拆掉安全网。却没想到，大家对这个“另类”的建筑格外喜欢，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很多的观众，短时间内会去三次四次五次。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个地方全部被拆光了，变成一个新城了，只有在这座建筑上我能够找到我过去生活的痕迹。”

宁波博物馆 |王澍

中国现代建筑应该长什么样？

没有范本，没有答案。学校里教的，是西方建筑的理论；城市里所见的，是光鲜靓丽的高楼大厦。当这样一种像从泥土横空出世的建筑出现时，大家却突然失语了。因为超出了认知范畴，反而不知道如何去评价。

质疑、否定的声音背后，实是我们对自己文化与生活的极大的不自信。

在一次次冲破藩篱的探索中，摆在王澍面前的路似乎越来越清晰了：他要寻找一种诗意语言，营造属于中国人的山水梦境与文化围城。一切从过去生发，立足当下，翘首探望着未来的方向。

获奖：为何是他？

赞赏的声音，来自于西方。

2012年，王澍获得“普利兹克奖”的消息，像是一记惊雷，在中国的建筑圈炸开了。要知道，奖项设立33年来，还从来没有一个中国建筑师获此殊荣。

王澍是谁？

当知道他是一个工作在体制外的、边缘化的、业余的建筑师，甚至连自己的作品集都没有时，大家都“跌破了眼镜”。王澍自己都形容这个奖项“不期而至”。

凭什么是他？

给王澍的颁奖词，或许解释了一切：“当今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引发一场关于建筑应当基于传统还是只应面向未来的讨论。正如所有伟大的建筑一样，王澍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论，并演化成扎根于其历史背景、永不过时甚至具世界性的建筑。”

王澍获“普利兹克建筑奖”| 2012年

传统与现代，是每个国家城市化进程都会面临的冲突。而王澍给出了他的思考与答案：两座融合了中国人文审美的建筑大剌剌矗立在杭州与宁波的土地上，哪怕不够完美，早已瑕不掩瑜。

国际的肯定，让中国人对于这样的设计多了些自信。至少对王澍来说，他在拿着方案说服甲方的时候“轻松了许多”。

但这个奖项的威力也没那么大。领奖那天下午，王澍乘车来到小时候居住的北京胡同，那里他的家正在被拆除，为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项目。

“在这个房子被拆掉的那一天起，我跟北京这个城市就没有真正的联系了。”

也是在这一天，富阳市政府的人找到他，想邀请他为当地美术馆做设计。

王澍没有马上答应：“必须先拿一个村子给我做保护和改造项目，不让我做村子，美术馆我也不会做。”

王澍早已决定把自己的建筑实验转向乡村：“我对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处在绝望的状态里，但是中国的乡村文化还有可能抢救，它不是在那里好好的，而是天天都在崩溃，如果你不抢救，10年之内就不存在了……”

他要用建筑留存乡村的文化与记忆。

归路：乡村记忆

王澍带着学生们走遍了富阳大大小小300多个村落，发现还保留着一些传统元素的，不过20来个，其他280个在王澍看来，“已经死了，救不回来了”。

最后，他选中了偏远的文村——一个老房子剩下不到一半，基本都是新房子的“半残村”。

当时文村正打算建15栋崭新的大House，王澍急了：不能这样浪费土地。他希望保留这个村子原有的生活，希望新建的房子就像自然而然从这片土地生长出来的一样。

按照村庄原来的布局与肌理，王澍设计了14栋24户农居，有8种形态，每8种又设计了3种变化，所以每户与每户都是不一样的。

从商业的角度去看，这样做是必亏无疑的。“但是当你面对这样一个生命，完全是另外一样的想法”。

浙江文村 |王澍

考虑到农民的生活习惯，王澍把厨房建得十分宽敞。后来有人跑来告诉他，“农民居然把烧柴的土灶又砌在你设计厨房里，这是你想的么？”

王澍听了很高兴，“我就是希望有农民做这样的事情，把土灶砌回去，传统的柴烧的饭的味道才会出来，城里人不知道，山上的柴，杂木要定期清理的，不清理的话山里的植物不能够很好的生长。”

在入门的地方，王澍坚持给每栋房子建了天井小院，他希望人们可以在这里吃饭、聊天、看风景。

对于“院子”，王澍似乎有些执着，他唯一做过的商业住宅项目“钱江时代”，每层楼的中央区域，都安置了一个院子——这是他极力说服开发商换来的。他希望人们在这里聊聊天、种种菜。在他看来，“有院子才是中国人的生活”。

整整3年时间，农居才全部落成。

远远望去，这十多栋新农房靠山临水，灰、白、黄的主色调与山水大地呼应，夯土墙、抹泥墙、杭灰石墙的外立面凝聚着这座村庄的记忆，与旁边几栋古建筑，形成了一种悦目的和谐。

村民的生活也有意无意发生着改变：有的农户，专门邀请设计师打造了古色古香的庭院；还有人琢磨着王澍的风格，也用抹泥墙的古法重做了一面墙；偶尔抬头，透过天井小院，定也有人曾收获瞬间的感动。

浙江文村 |王澍

竣工后，文村很快成了“网红村”，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年流量达到10万人”。有的村民看准时机做起了民宿，也有不少大学生返乡归来。

但这对于文村人的收入似乎并没有什么帮助：游客们大多匆匆而来，看完“大师”的设计后，又匆匆而去。因为文村没有配套的旅游设施。

出路在哪儿？村干部和村民们都在摸着黑摸索：

自己做民宿太难，就打包出租给专业的旅游集团，统一装修、统一管理；为了增加村民收入，镇上打造了热闹的“山货节”；还推进了环境整治计划，让村民改掉乱丢垃圾的习惯……

浙江文村 |王澍

“成本高，周期长，收益小”，注定了王澍的设计没办法快速复制与推广。文村，更像是王澍乡村诗意梦想的实验田。

但，也是一颗种子，这颗种子带着生发的力量，引导村民向上伸展，去触摸一种新的生活。

如王澍所说，他是投石问路者：“我们就像在湖面上投下了一颗石子，希望让更多人参与讨论和关注乡村，乡村的复兴才有可能实现。”

征途：诗意山水

梁思成给中国建筑戴上了中国式的“高帽”，贝聿铭将东方元素纳入自己的现代建筑体系中，马岩松在城市里用现代语言实践着中国人的山水梦，王澍蹲下身来，与居住者对话，把自己沉入泥土和大地，最后让房子破土而出。

王澍不喜欢谈建筑，“只造房子，既是为了建造一个宁静而温暖的世界，也是为了超越建筑本身”。

建筑背后，不应是虚无。它从自然中立起来，映射着中国人的山水梦想，也通向人们最真实的记忆与生活。这朴素的生活与记忆如空气一般稀松平常，但有一日失去了，便是遥远的乡愁了。

而基于此，建筑才有了情感，也变得丰富多彩：“每一次，我都不止是做一组建筑。每一次，我都是在建造一个世界。我从不相信，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世界存在。”

王澍

但，这条路无疑是艰难的。他像一个孤独的英雄，循着文化的召唤，走向了重返自然的征途：

“你一开始有一个很纯粹的，带有理想一样的想法，完了你要像长征一样的经过很多的险阻，中间每一次都是有人想摧毁你、否定你，你必须能够做到百折不挠，而且要说服大家，最后走到终点。你还保持了你最初理想的那个纯度，没有半分的减损，甚至更加地坚硬，这就是一个好的建筑师。”

现在的王澍没有以前那么锋利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变得“温润平和”。

“刀剑”收起，却更加坚韧。批判与捍卫终归虚无，只有作品是真实的。“理想世界”也只有在作品与实践里，才获得真正的力量。

他的建筑，他的思想依然在争议中踽踽前行。而成果，如建筑本身一样，只能在漫长的时间长河里得到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