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合规业务本身“合规”吗？

在我眼里，刑事律师有两大伪业务，“刑事合规”算一个，“刑事控告”和“刑事申诉”各算半个。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刑事律师要坚决对“伪业务”说不。

今天重点聊那“一”个，剩下俩“半”个，改日再聊。

作为一个读书人，我通常避免过于直截了当的拒绝别人。但当Y女士提出想请我给她公司员工搞个法律讲座的时候，我还是毫不犹豫的秒拒了。

Y女士是我的当事人，一个雷厉风行的虎娘们。我甚至暗自揣测，她那文质彬彬，略带木讷的老公，只是替她顶雷背锅的。而她，才是垂帘听政的幕后大老板。Y女士绝不是那种仅仅满足于掌管男人银行卡的“强势女人”，她还要掌控男人的事业，和命运。

由于某种不太“刑事合规”的经营模式（与本文关联性不大，不再赘述），Y女士的老公连带公司上下几十号人锒铛入狱。按常理，Y女士应该首先哭的梨花带雨，而后恐惧的无以复加，在整个后半生都谨小慎微，“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避免任何再与公检法打交道的可能，囿于厨房与爱，把孩子含辛茹苦拉扯大，等着与老公重逢那一天——就像所有老套剧本中对伟大女性的刻板描述一样。

但Y女士显然不是这种刻板的女人，她身上的男性基因，或者说领袖基因是无法抹除的。她很快将原公司或实报实销，或判缓的员工重新招入麾下，以与之前大同小异的经营模式，继续“富贵险中求”的彪悍人生。

Y女士的要求，代表了刑事法律服务市场上（至少）90%以上所谓“刑事合规”业务的真实面目——他们并非无法分辨什么是刑事合规的，什么是刑事不合规的，他们只是想在模糊地带上，尽可能多的获取“模糊利益”；更有甚者，他们明知已经跨过了红线（并已铁了心干下去），但仍抱有侥幸心理，与其说他们需要“刑事合规”，倒不如说他们需要逃避法律制裁的“锦囊妙计”。

我很理解刑事律师印刻到骨子里的焦虑感，他们永远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猎人”，哪怕今年你创收一千万，明年你也照样可能没饭吃。

如果能像民商事律师那样，搞点“农耕经济”多好，弄几个另类的“常年法律顾问”，这样无论是柴米油盐抑或诗和远方不都有基本保障了吗？

于是，“刑事合规”业务应运而生。

但很不幸，恕我直言，这基本上是一项“伪业务”，而且是一项很可能反噬律师的“伪业务”。

最近处理了一件“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件。在这个案件中，我成功地被承办公安民警和检察官“带偏了”。我们之间沟通最多的事情，竟然是究竟要不要，能不能追究给案涉公司做所谓“刑事合规”服务的律师刑事责任。

事情非常简单，案涉公司出售了某种可以被用于犯罪目的的软件，但是公司几个负责人对于这款软件能不能卖，业务能不能做，吃不准，几个哥们一合计，既然我们不懂法律，那就请个懂法律的专家来论证论证吧。还真请了个律师，对业务合规进行论证，并进行了具体业务模式、合同等技术细节的合规设计。

几个哥们一看律师都说没事，这业务能干了，也就不再犹豫，直接开怼，结果直接把自己怼进去了。

客观来讲，就这个案子来讲，律师绝对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常识上讲，作为专业人士，没能（或者说虽然能，但不得不投其所好，睁眼说瞎话）识别出如此重大的风险，并且出具了毫无建设性的法律论证意见，最终导致极其恶劣的社会后果，至少负有道德和良心的责任；从犯罪构成讲，人家本来还没下定决心干与不干，结果你一论证说没事，人家彻底放开了，大胆干了，从这个角度讲，定个“心理帮助”，以帮助犯追究刑事责任，恐怕也难说有什么毛病。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从来不认为律师有区别于普通人的任何特权（除法律明文规定的“免证权”之外）。动辄“破坏律师制度”，“动摇法治根基”，用一两次灵验，时间长了，次数多了，恐怕也过不了关。

这两年，抓进去的“狗头军师”不在少数，应该引起刑事律师的充分警醒。我们经常讲，公检法办案要规范，但有谁真正审视过自身执业行为的规范呢？

规范，唯有规范，才能保障刑事律师自身的安全，才能更根本上维护律师制度的存续，才能更长远地促进依法治国进程。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活着，活下去，作为刑事律师活下去，充分领会并发扬毛主席《论持久战》精神，才能走进我们所追求的那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