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对华战略调整和中国的选择

“ 中美关系进入了新阶段，双方既存在观念、目标、路径上的差异，同时也有着维系现存体系和总体和平合作大势的共同责任，两国人民在世界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等重大问题上，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近期，以5月20日白宫发布《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指针》（简称《战略指针》）报告为代表，特朗普政府不断进行程式化、系统化对华战略的试水。

本文系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荣誉院长、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外交部前副部长傅莹女士，盘古智库高级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章百家，盘古智库高级顾问、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盘古智库高级顾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关系研究中心荣誉主任姚云竹，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高级研究员安刚在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举办的“美国对华战略调整带来的挑战和中国的选择”系列研讨活动中的观点整理，文章来源于"参考消息网"“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

傅莹：美方试图驱动制度和价值观之争成为对华关键博弈场

白宫发布的《战略指针》包含了根据形势变化而更新的政策思考，更加明确地否定美国过去历届政府推行的对华接触政策，更加激昂地渲染中国崛起对美国带来的“威胁”和“挑战”，更加具体地描绘对华竞争的路线，意识形态对立的含义更浓，可以认为美国对华竞争性新战略朝着成型又迈进了一步。

《战略指针》和近期蓬佩奥等美国政要的一系列讲话将矛头指向中国治理和执政党，将“价值观挑战”列为中国对美三大挑战之一，突出中国内外政策的意识形态根源，似乎在刻意把中国包装成当年的苏联，其意图无非是将政治和安全因素推到美中竞争的优先位置，为胁迫企业和经济界接受“脱钩”提供依据。究其原因，还是美国强硬势力要咬紧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不想让双方在抗疫中的合作需求缓和竞争，进而分散乃至打乱他们的“战略部署”，相反，他们试图借机强化竞争。

新冠疫情前，西方思想界已经开始担心，中国作为非西式民主制度国家的成功，带来稀释西方价值观号召力的效应，这进一步印证了美西方在冷战后试图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上统领世界的不成功。中美两国迎战新冠疫情的表现大相径庭、高下立判，让外界不得不承认，中国模式在维护国民生命安全和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方面是有效的。

在美国战略界看来，中国的崛起不仅是对美国现实利益和国际地位的挑战，更是对美国的制度稳定和价值输出的威胁，这是更具深层意义的挑战。从中方角度看，美国从来没有放弃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企图，现在更是试图挑衅中国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因此中方必须坚决斗争。

看今天的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不能低估一些政客出于各种利益的考虑刻意误读、误判中国和由此可能对两国关系带来的伤害，会让两国关系偏离正轨，但是也不必高估他们改变历史潮流的能力。历史人物是否成功，关键取决于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美国已不具备冷战刚结束时的那种影响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的绝对强势地位，也没有充分的理由和足够的号召力掀起一场对华全面战略围堵和意识形态围猎的世界浪潮。

中国坚决维护自身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安全，反对外界任何干涉国家内政和改变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的企图。同时，中国也不以消灭其他制度为目标，更不会重走美西方向世界推广自己价值观的老路。

要实现新时期的大国关系稳定，双方需要通过对话和谈判加深对彼此核心利益、制度尊严、价值体系的理解，按优先顺序梳理各自和共同关切的清单，争取就行为边界达成共识和必要的默契，逐渐培育尊重对方关切和恰当的利益交换的习惯和能力。中美关系进入了新阶段，双方既存在观念、目标、路径上的差异，同时也有着维系现存体系和总体和平合作大势的共同责任，两国人民在世界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等重大问题上，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

章百家：维护自身发展权是中国对美斗争主题

在中美业已开始的博弈中，美国要维护的是全球领导地位，中国要维护的是自身发展权。这是当前中美矛盾的核心。这一矛盾在中美两国的综合国力接近到一定程度时才会发生。然而，客观地看，中美双方的目标并不在同一层次，中国没有取代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意愿，事实上也不具备这种实力。这就为中美避免零和博弈留下了空间，双方在这场斗争中都有一定回旋余地。

的确，现存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治理体系需要改进，但这种改革只能是逐步的，需要各国之间的协商与合作。

尽管当前中美关系处于困境之中，但两国仍有机会避免走上大国争霸的老路，也可以做到竞争与合作同在，最终实现双赢。前提是，美国认识到，造成其全球影响力下降的既有自身内部的原因，也有对外政策的失误，而不是因为中国的挑战；中国认识到，维护自身发展权是这场对美斗争的主题，而不偏离这一主题。

零和博弈只会两败俱伤。面对困局，中美双方都需要保持理性、克制与远见。要有耐心，保持沟通和谈判以避免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如若不能，也要尽量避免陷入对抗。

无论双方关系处于何种状况，都要为转圜留下余地。美方尤须认识到，若以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作筹码，将严重破坏两国关系的基础。

王缉思：政治误判反映改变中国体制的幻想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在6月24日发表讲话，“反省”过去几十年的美国对华态度，指责过去历届美国政府对中国做出了“误判”，以为美国对中国开放市场，会将中国引向“政治自由化”。这是观察和处理对华关系的美国人中间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另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声称过去同中国的经济合作让美国“吃了大亏”，中国“占了大便宜”。这两种观点相互呼应，异曲同工，都说过去美国对华接触和合作政策是“走错了路”，主张美国应向中国全面施压。

实际上，自1972年中美关系缓和以后，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坚持牵制、打压与交往、合作并举的“两手”。在国际安全领域，中美两国在上世纪70年代的合作促进了中南半岛的和平，牵制了霸权主义扩张。在本世纪初，两国的战略协作打击了国际恐怖活动，维护了朝鲜半岛和伊朗问题上的无核化原则。上述合作，以及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诸多合作，都是美国自觉自愿参与的，对美国也是有利的。而在经贸领域，中美双向投资、双边贸易、金融合作，都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美国资本向来是趋利的，哪里有美国“单方面吃亏”的道理？在国际安全和经贸领域，两国关系都是合作与摩擦并存。

至于在政治领域美国对中国的所谓“误判”，其实只反映了一部分美国观察家的幻想。中国的政治主流一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从来没有动摇过，没有给过美国人幻想的空间。美国的政治主流、舆论主流，对此也心知肚明，所以才不断攻击而不是肯定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美国过去的“两手”政策，从来都是有利于维护美国长远利益的，而现在改行全面打压战略，既短视，也有损美国的长远利益。

美国对华政策从软硬两手转向全面施压，既有中美实力日益接近的结构性原因，也有美国对中国政治的看法越来越负面的原因，同时还有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社会矛盾和种族冲突激化的背景。特朗普政府在对华关系中不断“甩锅”，企图以攻击前任政府对华政策来达到国内政治目的，对此我们应当保持清醒的认识。

姚云竹：指责中国军事行动咄咄逼人是不讲道理

美国政府一直关注中国军力增长，指责中方采取扩张的战略态势和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破坏地区稳定，挑战国际规则与现行安全秩序。事实上，中国坚持防御性国防政策，国防与国家总体发展同步协调进行，不搞影响发展、损害民生的军备扩张。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有着广泛的海外利益，中国主要通过开展多边合作和维护现有国际秩序保障这些利益。中国少量的海外军事存在，既是为了履行国际责任（如亚丁湾护航），开展防务合作（如联合演练、舰艇互访），也是为了危机时更好地保护中国海外国民和资产的安全（如执行海外国民撤运任务）。这与美国在全球部署兵力、建立海外基地网络、组织军事同盟、动辄发动战争的做法大相径庭。

中国所处的地缘战略环境复杂严峻。通过和平谈判，已经顺利解决了与12个邻国的陆地领土划界，正努力以和平方式解决或控制与邻国的海洋领土权益争端。而正是由于美国对中国实施高强度海空侦察和侵犯主权的“自由航行行动”，两国舰机才会有频繁相遇的危险事态。只要看一看危险事态发生的地点——都在中国、而不是美国周边海域，甚至不是茫茫大洋之中——就可以明白是中国还是美国正在进行咄咄逼人的挑衅！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最新发表的2020年鉴，中国核武器的数量只相当于美国的1/18（320∶5800）。中国实行“不首先使用”的核政策，保持“精干有效”的核武库，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而美国已经退出《中导条约》，不愿与俄罗斯继续延长《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扬言要重新开始进行核武器试验，正在从全球核秩序的构建和维护者转变为破坏者。在此情况下，美国对中国的核武库横加指责，给中国贴上“破坏国际秩序”的标签，就更没有道理。

安刚：美对华战略凸显敌我二元对立思维

美方宣称今后的对华战略将以“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为指导。回顾美对外战略中的现实主义传统，影响最大的是里根时期的“以实力求和平”现实主义思想，即“里根主义”：美国在冷战时期并不十分有利的形势下，通过大力渲染扩充军备、扩大核威慑，将苏联诱入军备竞赛陷阱。

近些年，面对俄罗斯复兴、中国崛起等挑战，美战略界一些人积极倡导“进攻性现实主义”，基本判断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注定了大国竞争的悲剧宿命，主张以进攻的思维和行动提防对手、捍卫霸权，这一思想被当下掌控华盛顿政治的右翼势力奉为圭臬。“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正是“里根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杂糅。

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国家间争夺权势的斗争。国家只能通过一较高下实现权力更迭，而对权力的无一例外的追逐导致冲突和战争，从历史上看也的确如此。但历史不可能被简单复制，特别是在全球体系和国际制度高度发展、科技形态不断进化的今天。当今世界，国际政治的现实已无法用简单的敌我二元关系予以说明，更简单易行的办法是大国保持节制和审慎，通过和平共存、合作治理、互利共赢实现权力的和平合理再分配。大国的对外战略实践接受现实主义的绝对指导是悲哀的，由激进分子掌控更是危险，呼唤多边主义、国际包容以及外交的回归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