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平准书》和《货殖列传》入手，浅析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谈及司马迁，想必大多数读者首先想到的便会是他的著作《史记》。正是因为《史记》在历史上的闻名，因此世人大多将司马迁视为一个史学家，但实际上，司马迁并不仅仅是一个记录历史的史学家，他在许多方面都有着自己的思想，并且将这些思想融合在了自己的写作里。

本文希望向读者介绍的，便是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在《史记》中，司马迁专列了《平准书》以及《货殖列传》两传来专门记录经济方面的内容。其中《平准书》记述的是西汉初年至汉武帝时期的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和制度、政策的变化与沿革，《货殖列传》记述的则是当时全国各地的物产、风俗及经济状况，为春秋时期至西汉时期的富商作传，总结他们经营管理的经验。

在这两部传记中，司马迁还在其中提出了一系列经济观念，并且这些经济观点是十分独特的，甚至可以说是领先于当时代的。因此，本文希望通过简单的介绍，能够让读者了解到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的另外一面，也就是他独到且系统的经济学说。

《史记》作者司马迁

司马迁的社会经济思想

司马迁的社会经济思想中，最为基础的是他对于人性的观念。他在《货殖列传》的开篇，就提出了他对于人性问题的思考：

“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

司马迁提出，人类本身就有追求财富的本能，人类追求财富是自发的，他在《史记》中写道：“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同时，人们也是普遍地羡慕富裕而担心贫穷的：“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二十四史之首《史记》

司马迁所提出的“人类具有追求财富的本能”实际上并非全新的观点，先秦时代的许多思想家都曾经提出人具有求利的本能，但先秦的思想家们并没有准确地定义何为“利”，这个“利”在他们看来，既可能是金钱的利益，也有可能是人在政治、社会等其他层面的收益。

而司马迁则准确地将人所本能追求的“利”定义为经济上的财富，人本能追求的是金钱而不是政治或其他方面的利益。除此之外，司马迁还提出了所谓的“人欲动力说”，也就是将人类追求财富的本性视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将社会物质财富看作人类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因此，司马迁肯定人们追求财富的权利，甚至对安于贫困的人予以严厉的斥责，同时，政府不应该压制人们追求财富，而应该顺应人的这种本性。

《货殖列传》史料

但是，司马迁同时提出，追求财富必须采取正当的手段，他提出：“求富有正道，奸富不可取”。司马迁将人们追求财富的活动分为三种：“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

所谓“本富”，是指人们因发展农业生产而积累财富；

“末富”则指人们通过发展工商业而积累财富；

“奸富”则指人们采取各种非法手段来积累财富。

司马迁认为，通过农业和工商业来积累财富都是可取的，但采取非法手段则是绝不可取的。而如果人们通过正当手段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则又会反过来促进社会道德发展，正如《史记》中所写的：

“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

古代农业发展景象

在肯定了人们追求财富的正当性之后，司马迁进一步提出国家管理社会经济的准则，也就是所谓的“善因论”。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政府发展经济应遵循的原则：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所谓的“善者因之”，就是指政府要充分调动社会中人们追求财富的积极性，以此来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应该放任百姓进行各种经济活动，而不应该采取干预措施，这才是最好的经济政策。而“利道之”，则是政府在某些方面对经济活动采取引导，以此来鼓励人们从事某些经济活动，“教诲之”则指政府采取某些教化措施来诱导人们从事某类经济活动，或者是采取劝诫的措施来让人们不要从事某类经济活动。

“整齐”则是指政府用行政手段干预人们的经济活动，而最后的“与之争”则是国家直接从事某些经济活动来牟取利益。由此就可以看出，司马迁认为，国家放任经济的自由发展是最好的，这一思想与后来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思想颇有一些相似之处，只是司马迁生活的时代要比亚当·斯密早了许多，由此也可以看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确实是超出其时代的。

古代贸易经济

司马迁对经济发展的思考

上文所讲的司马迁的社会经济思想，是司马迁对宏观的社会经济原则的一些思考，而司马迁对经济发展中的一些具体方面也有着自己的思想。

首先，司马迁提出农业和工商业必须要同时发展，而不能单纯地着重于农业的发展。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平准书》史料

司马迁提认为，由于每个地区的自然环境与历史发展的不同，以及各地民众生活习惯和喜好的不同，造成各地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分工，有的地区着重农业的发展，有的地区则着重工商业的发展。而要更好地利用自然资源，更好地发展社会经济，则需要各地人们根据不同地方的特点进行分工协作，司马迁写道：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又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则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

司马迁明确提出，只有同时大力发展农业和工商业，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农、工、商、虞这四个部门在经济发展中是缺一不可、不能相互替代的，不能人为地对某一个部门进行压制。

农、工、商、虞下的产物

其次，对于社会贫富不均的问题，司马迁则认为，社会存在贫富分化是相当自然且合理的，他并不赞成国家对贫富分化进行干预。司马迁提出，人与人之间之所以会出现贫富的分化，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才智和能力上的差异，正是因为人们在才智与能力上存在差异，自然便会产生贫富的差距，这种自然现象不需要通过人为的行为来进行限制。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

“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

最后，司马迁提出，富家和富国是统一的。如果人们从事某种经济活动能够积累财富，那么不仅对个人是有利的，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也是有利的。个人创造了财富，则相当于国家社会的财富也得到了相应的增加，富国与富家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统治者不应为了积累国家的财富而采取限制个人积累财富的举措。

司马迁影视剧形象

结语

《史记》中的《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展示当时的经济活动和货币史的著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除了这些著作本身的历史意义之外，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在当时也是十分独到的。通过上文的介绍，读者们应该可以看出，司马迁的许多经济思想与后来的亚当·斯密等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强调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都强调自由放任式的经济的作用和重要性。

但是，亚当·斯密的思想是在18世纪的英国提出的，当时英国的工商业已经得到了迅速发展，而司马迁的思想则是在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提出的，并且盛行着“重农抑商”的思想。司马迁能够在这样的时代和这样的背景下提出这样的经济思想，可以说确实是十分先进的，而了解司马迁先进的经济思想，对于我们了解司马迁本人也是极其重要的意义的。

参考资料：《史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