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银行：清廷的中央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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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清银行”从属于【格物·央行】

　　1905年9月，清廷设立“户部银行”，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二家新式银行，也是历史上首家由官方设立的国家性质的银行，其最初角色定位是“清廷的中央银行”。（我国历史上第一家新式银行是“中国通商银行”，设于1897年，为官商合办，是一家商业性质银行，以盈利为终极目的，但其经营大权实际上由清廷官员盛宣怀一人独揽）

　　清朝时，铸币权虽然归属于官府垄断，但是并不是由清廷中央独占，而是由中央和地方共享，清廷中央的宝源局和宝泉局，以及各省地方的官银钱局，皆可铸造金属铸币。

　　到晚清时，铸币权分散的弊端日益显现：各地铸造的银两铸币（银铤、银锭、银饼、银条等）和铜钱（圆形方孔）都五花八门，重量、成色、形制都不统一，一些地方官银钱局为了私利，还故意铸造劣质的铸币（掺杂劣质金属，或重量明显偏低）；另外，由于各地官银钱局铸币标准不一，所以不同地区的铸币是无法等价通用的，各地的铸币流通都有很强的区域分割性，这就给跨地区商贸带来很大不便。除此之外，由于列强的入侵，外国银元币（机铸的新式圆形银币）也大量涌入中国，在各沿海地区和通商口岸流通。

　　除了金属铸币流通混乱，晚清时还有各种纸币也在市面上流通，这些纸币的种类更是繁多，大致包括三类：一、我国本土的民间金融机构——钱庄或票号发行的银票（可兑换银两）、钱票（可兑换铜钱），清廷对民间钱庄或票号的业务发展并没有严格监督或限制，所以，各钱庄或票号均可自由发行银、钱票；二、各省地方官银钱局发行的银、钱票，也可兑换银两或铜钱；三、在华的外商银行发行的各种新式钞票（按西方的新式纸币印刷风格制作的，票面往往印有洋文），也可称为“银行兑换券”，有的可兑换为银两、有的可兑换银元币、有的可兑换为外国纸币。除以上三类之外，还有中国本土新设立的新式银行（如中国通商银行）发行的新式钞票，可兑换为银元或银两。更多阅读：《中国货币简史》

　　由于币制的混乱，再加上当时内忧外患，对外巨额赔款、国库匮乏，晚清清廷决定来一次币制大改革，以统一币制，并纾解财政紧张。

　　1903年，清廷成立“财政处”，专门负责整顿币制，由皇族庆亲王奕劻和军机大臣瞿鸿机牵头操办此事，户部具体承办。

　　财政处成立后，上述建议：在户部下新设一个国家造币总厂，作为清廷推行新币制的造币机构，造币总厂全新建造，并引进西方最新的机器设备，模仿西方的新式机铸币，铸造清廷的新式机铸币，以作为统一新国币，通行全国。此建议上奏后被批准，并将造币总厂的选址设在天津。

　　▼图：天津造币总厂旧照。1903年秋，造币总厂开工建造，1905年5月建成投产，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设备最好、技术最先进的造币厂。该厂直属于户部，所以名称为“户部造币总厂”。1906年9月，户部改名为度支部，随后该厂也改名为“度支部造币总厂”。1910年时，清廷下令将铸币权收归中央独占，随后将九个省的地方造币厂，改为直接受天津造币总厂管辖的九个分厂，总厂向各分厂提供铸模，以统一铸造标准。

　　尽管清廷尝试过许多措施以试图统一铸币权（中央独自垄断）、统一全国铸币标准，但事实上，从天津造币总厂开设，一直到清廷灭亡，清廷从未实现过铸币权的真正统一（因当时清廷的统治权威已经丧失，清廷中央对地方已失去控制，各省的官银钱局在铸币上对中央政令听而不行），铸币流通杂乱的局面也一直未真正改善过。

　　除了设立国家造币总厂，财政处和户部还上奏建议“试办银行”，奏曰：“制币与银行相辅而行，非银行则不能畅行各币，此一定之势理......现当整齐币制之际，亟赖设立中央银行为推行枢纽......以为财币流转总汇之所”。也就是说：要整顿币制，必须两手抓，一方面要统一铸币权、铸造发行新国币，另一方面要设立一家国家性质的银行，来统筹管理全国货币财政事宜，配合新币制推行。

　　“试办银行”的建议被清廷采纳，随后经一年多筹备，1905年9月，“户部银行”总行正式在北京设立，我国历史上第一家国家性质的银行诞生。

　　▼图：位于北京西交民巷的户部银行旧址。图片来源于网络。

　　从户部银行的设立初衷来看，其最初的角色定位就是“清廷的中央银行”。

　　自英格兰银行成功探索出一套成熟的中央银行制度之后，该行就成为全球的“央行之母”，其他西方各国均将其作为参照模板，结合本国实际情况，设立本国的中央银行。更多阅读《英格兰银行：央行之母是怎样炼成的？》

　　1882年，日本为了整顿国内纸币滥发的状况，参照欧美国家的银行制度，设立了日本的中央银行——日本银行。而清廷的户部银行，正是以日本银行为参照样板而设立的。更多阅读：《日本银行：为整顿纸币泛滥而设立的央行》

　　1903年初，清廷派遣皇族的载振和户部的张允言等人前往日本大阪参观第五节劝业博览会，并考察学习日本的银行制度和财政制度，收集相关文书，以为清廷币制改革学习先进经验。期间，张允言等人参观了日本的多家银行，并拜访了日本的大藏省（相当于财政部，日本银行正是在大藏省的推动下设立的，日本银行的首任总裁和副总裁均是大藏省官员）。

　　张允言等人回国后，便开始着手创办天津造币总厂，同时以日本银行为参照，筹备设立户部银行。张允言是天津造币厂和户部银行的核心创建者之一。户部银行开设时，张允言出任户部银行“总办”（相当于行长），《户部试办银行章程》三十二条也是出自他之手。

　　北京的户部银行作为总行设立后，清廷又在九个城市设立了分行，形成了一个健全的官方银行分支网络，中央银行的雏形初步形成。

　　户部银行成立后，其作用主要发挥上为清廷整顿财政上，在统一币制上的功能发挥较少，主要表现在：负责发行天津造币总厂铸造的新国币（新式机铸币，交由大清银行代为统一发行），同时发行新纸币（户部银行兑换券，有的可兑换新式银元，有的可兑换银两），以通行全国。但并没有禁止其他金融机构（钱庄、票号、外商银行、本土新式银行）发行纸币。

　　▼图：户部银行兑换券，印制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效仿西方的新式纸币印刷风格，正面有汉字和满文，背面印刷着英文，面值“拾圓”，可兑换十枚新式银元币。

　　为了进一步凸显户部银行的国家性质，强化其中央银行地位，1908年2月，度支部（由“户部”改名而来）上奏清廷将“户部银行”的各总、分行均改名为“大清银行”（同年7月1日开始实施），同时还制定了《大清银行则例》二十四条，进一步确定了其中央银行的角色定位。

　　大清银行，相比于户部银行，不仅是名称的变化（“大清”二字更能体现其最高级别），其在职能上也更健全、管理上更加成熟，是户部银行的“优化升级版”，或者说是一个真正成熟的中央银行。根据《大清银行则例》，大清银行具有“代表国家发行纸币的权力”（唯一享有此权力的机构），并“代表清廷统一发行新国币”（新国币，即由天津造币总厂及其分厂铸造的新式机铸币，有新式银元币，和新式铜元币），而且负责“经历国库事务及公家一切款项”（代理国库）。

　　此外，《大清银行则例》不仅只适用于大清银行，也适用于各种本土金融机构，如钱庄、票号，都需遵守此《则例》。但在华的外商银行不受其约束（列强的特权），清廷设立的其他官办银行也不受其约束（按各自章程行事）。

　　随后几年里，大清银行陆续在全国各地增设二十多家分行，形成一个庞大的中央银行网络，以为全国的货币统一做准备。

　　▼图：大清银行哈尔滨分行旧址。图片来源于网络。

　　《大清银行则例》颁行后几年里，清廷下令各省地方官银钱局均不得再铸造银铜铸币，而且禁止印发新的地方官银钱票，同时也禁止民间钱庄或票号私自发行银钱票。

　　大清银行各地分行设立后，也陆续在各地发行新式机铸币和新纸币（大清银行兑换券），并收兑以往的各种旧币（无论是金属铸币还是纸币），以试图实现全国货币大一统。

　　▼图：大清银行兑换券（李鸿章像），面值“壹圆”，宣统元年（1909年）在奉天（现今辽宁）印制，票面上印有“李鸿章”的图像。这类钞票是清廷自行设计印刷的。

　　▼图：大清银行兑换券（载沣像），又称“大清龙钞”，有四种面值（壹、伍、拾、百），票面正下方印有“凭券即付银币伍圆全国通用”字样，表明此券可全国通用，票面上印有溥仪之父摄政王载沣的图像。这类钞票是由美国雕刻师设计的，当时为了印刷这种新钞票，清廷在北京开设了一个新式印钞厂，引进美国的设备和技术，并聘请美国技师来华印制。这类新钞票于1911年3月正式开印，但不久后辛亥革命爆发，被迫停印。

　　另外，大清银行在发行纸币时，汲取了以往宋元明各朝的教训，非常重视发行准备金。度支部要求大清银行，根据发行的纸币数量，要储备五成以上的现银以供随时兑换。而当时其他国家的央行，日本银行、英格兰银行，也均是发行可兑换的银行券（以金属铸币为本位，银行券可兑换为金属铸币）。

　　尽管清廷在统一币制上做了诸多努力，但最终因革命爆发、清廷覆亡，币制改革也随之终结，大清银行也未帮助清廷完成统一币制的使命。辛亥革命爆发后，各地大清银行相继停业，后被改组为“中国银行”，以另一种“身份”延存下来。

　　大清银行虽然非常短命，但其历史地位却不可小觑。首先，它是在晚清“西学东渐”背景下，清廷对西方先进制度的学习和模仿，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值得肯定；其次，大清银行并没有消失，而是以“中国银行”的名称存续至今，且在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其在国内金融市场有着重要的地位；再次，大清银行一定程度上维护而来清廷的货币金融主权，与外商银行形成对抗。

　　在晚清时，外商银行凭借着特权，在中国大肆开展业务，且不受清廷监管，逐渐地，各国的外商银行不仅掌控了中国的外贸金融（外商银行和外商企业相结合，控制中国白银的流入和流出，也控制着中国对外汇兑），还逐渐掌控了中国的国内货币金融市场。

　　晚清清廷因巨额赔款，不得不向外商银行大量借债，并以关税等作为担保，最终使得清廷的货币及财政主权被外商银行所挟持；而同时，巨额的借债，使得中国大量白银流入外商银行之手（白银是当时我国的本位币），外商银行借以掌握的白银而操纵我国货币市场。

　　另外，外商银行不仅资本雄厚，而且技术、人才优势也明显比中国传统的钱庄票号高出一个等级，所以，当外商银行大量进驻中国后，立即就对传统的钱庄票号形成“降维打击”，最终，中国本土的钱庄票号都不得不依附于外商银行而生存。晚清时，外商银行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其在中国金融市场上的地位，绝对是呼风唤雨。

　　还有，外商银行凭借着特权，在中国随意发行纸币，无需经清廷批准，这是对清廷货币主权的赤裸裸挑战，也加剧了晚清时期的货币混乱局面。更讽刺的是，当时许多权贵富商，为了自身的财富安全，而把财产转移到外商银行的存款账户上，外商银行券也一直被这些权贵富商们所青睐。

　　大清银行的设立，一定程度上与外商银行形成竞争，维护了国家的货币金融主权。

　　参考资料

　　外商银行在近代中国的纸币发行与流通，蒋立场，金融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4期

　　晚清中央银行法律制度发展论——以政府主导下的制度生成过程为视角，李永伟，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晚清本土钱庄和外商银行的互动性分析，张艳国 刘俊峰，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试论清末十年金融市场之嬗变，蒋立场，兰州学刊，2008年第10期

　　隐性中央银行：甲午战争前后的外商银行，戴建兵，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试论晚清的币制改革(三)，刘金章 唐建宇，华北金融，1984年第12期

　　清代户部造币总厂的前世今生，中国社会科学网，2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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