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研高考志愿填报30年的东北大爷,十天收入可能比你一年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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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文/郝佳 统筹/刘姝蓉】北京某高考考场外,一个用自行车摆摊的大爷相当“打眼”。当有人走过,他就会递来一张薄薄的名片,上面标着“高考报志愿咨询”,还有他的地址和联系电话。大白新闻通过攀谈得知,这位操着东北口音,身材瘦小的老者自称“何老师”,研究志愿填报已有逾30年。他此前常居于辽宁丹东,在先报志愿后出分数的年代,为自己的儿女成功报考了本科大学。后来找他帮忙的亲友越来越多,在当地小有名气,他干脆抓住这一“商机”,最高一天接待20个考生家庭。

  

  子女落户北京后,何老师跟着过来带孙子,并把志愿填报业务当作退休生活的一大乐趣及收入来源,单人收费3000元。在他的家长客户里,有正部级部长,有在重点大学招生办工作的,还有通过收废品找到他的——从被卖掉的参考资料里看到了联系方式。他说,怎么选学校和专业是门技术活,自己每年都会到各大书店查阅资料,更新各个高校录取人数、分数线的最新数据,整理到册子里。

  谈起自己从小栽培、明年升入高三的孙子,何老师充满自豪:“全年级排前十,瞄着清北去的。”在他的认知里,为孩子的求学问题可以牺牲一切,“孩子要是没培养好,是你身为家长一生最大的遗憾,官级再大也没用。”

  高考志愿填报“个体户”

  这是北京七月艳阳高照的一天,参加2020年高考的学子们正在迎接人生的“赛点”,考场外则是另外一副情形:家长们坐在路边或车里焦灼地等待,一辆二八自行车停靠在路边,车筐里装着标有不同颜色的学校专业介绍等资料,硬纸板垫着的一张白纸上打着简易广告,黑色的粗体字足够吸睛——“帮你报志愿”。

  操着轻微的东北口音、穿一件休闲条纹短袖,年过七旬的何老师,是这辆车和资料的拥有者。他从自己儿子高考那一年就开始收集志愿填报的各种资料,研究这其中的门路已有逾30年。按现在时髦的话来说,他是一位高考志愿咨询师。

  在他展示的一本本资料中,有过去十年里全国高等院校在京招生的数据,详列着各大学以往的录取人数、分数线、最低录取分、最高录取分,“这些都是我从北京高招办每年出的‘大厚本’摘录的,年年新的招录情况都会加上。”

  除此之外,何老师还整理了各所高校的优势专业,包括全国顶尖专业和国家特色专业,这些信息是他平时在王府井书店、国家图书馆查资料收集到的。他说,“现在报一个志愿要填六个专业,这些专业都是干什么的、怎么回事,每个家长都应该了解,这就是知识。”

  

  常言道,“七分考,三分报”,高考一结束,如何报志愿就成了家长和学生心中的头等大事。志愿填报其实就聚焦两项内容,一个定学校,一个选专业。何老师给好专业下了一个定义:“毕业以后有活干,这就是好专业。”他举了个例子,现在有很多小孩喜欢选车辆工程,但他更推荐学电气工程,因为这是高铁建设的基础专业,而中国的高铁世界领先。

  今年是北京实行“新高考”的第一年,除了语数外全国统一考试,每个学生还要从六门副科中自选三门。何老师指出,专业要报文科还是理科,还得根据自选三科考的是什么。而另一个与往年不同的因素是,今年很多预备出国的学生由于疫情改变了计划,而且他们中相当一部分学习成绩较好,势必增加了国内学校报考的竞争程度,“往年北京学子考到本市前300名,进清华北大没问题,但今年就不好说了。”

  对待客户有耐心,也有傲骨

  帮人填报志愿这项有点技术含量的业务,也给何老师带来了一笔收入,每个客户收费2000至3000元。流程是家长带着学生去到他家里,把关于学校和专业的意见和要求都告诉他,根据学生的成绩,他把最适合的学校及专业都排出来,再逐一解释为什么要这么选,一直分析到客户满意为止。

  何老师发现,孩子和家长关于专业的选择经常有分歧,不过经过他的耐心介绍,一般学生都能听进去。通过交流他还观察到,95%的家长对报学校这些事都是一知半解。他直言不讳地表示,志愿报的好坏,主要看家长的水平,跟孩子一点关系没有,因为他们还未踏出校门,并不了解社会上哪些专业就业前景好。

  这位白发稀疏的老者表示,找他参谋的家长中不乏高职级高学历,有的是正部级部长,还有学生父母都是博士生的,甚至有在重点大学招生办工作的老师,也来向他请教。最令他诧异的,是回收废品的人员也因为孩子的择校问题找上门来,一询问才知道,对方是从别家卖掉的资料上看到了联系方式。

  不过,何老师也遇到过很“牛气”的家长。有一次,他到高校招生咨询会的门口做宣传,一名家长傲慢地朝他勾勾手:“把你那资料拿过来,我看看。”这个平时脾气挺温和的老先生立刻被激怒了,心想,你瞧不起我,我也不做你的生意!后来,此家长掏钱想要买资料,被何老师一口回绝:“你给多少钱我都不卖!”对方只得悻悻而归。

  最多一天帮20个家庭报志愿

  在自行车上架起招牌的宣传方式不仅吸引了几名家长驻足,也引起了执勤人员的特别关注。一辆城管的车突然停靠在路边,里面的执法人员推开车门,指着何老师,厉声交代下属,“让他赶紧走。”

  遭到跟摊贩一样的驱赶待遇,这令他多少有些挫败感。要知道,往年这个时候,他都会回到辽宁丹东的老家住一阵。高考前后几天,登门咨询的学生和家长纷至沓来,也是他一年之中最忙碌的时段。

  他眯起眼,回忆自己的最高纪录——从早上6点起就有人敲门,最多一天能帮20个家庭报志愿,每人2000,一天进账四万。

  跟在北京不一样,何老师在丹东从来不用出去吆喝,他的名声来自于口碑相传。

  上世纪90年代,何老师的儿子高考那年的政策还处于“先估分,后报学校”,而且第一志愿只有一个,没有平行志愿的选项,所以怎么报学校显得至为关键。何老师清楚,儿子虽然在重点高中,但成绩不拔尖,全年级排在100多名开外。为了让孩子顺利进入重点大学,何老师那时把对报志愿有用的参考指南都搜集一遍,每看见一个旧书摊都要去找找资料。他琢磨一圈发现,辽宁的好学生都奔着大连理工去,但其实西北工业大学也不错,而且竞争力小,对于儿子是个机会。

  经过他的苦心“布阵”,儿子果然成功被西北工大录取,隔了两年,他又给女儿报了一所医科大学,第一志愿也录取了。从那以后,“老何一报一个准”的辉煌战绩就在街坊亲友之间传开了,渐渐地,很多高三家长都找他咨询,他也从中嗅到了“商机”。不仅在丹东做出了知名度,甚至远在大连、盘锦、抚顺的人也通过亲属找到他,然后自发地帮他宣传。

  “你要说我做这个(报志愿)有意思吗?我觉得挺有意思,退休后还能有点事做。而且每年忙活一个多月就收工,一个月的收入比我一年工资都高。”

  为了孩子教育可以牺牲一切

  1965年毕业于吉林工业大学汽车专业,何老师当年也是掐尖儿的大学生。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位于全国最北端的黑龙江省,那里不光严寒的气候让人难以招架,他最担心的要数当地的教育资源跟不上,生怕耽误了俩孩子学习。

  随着儿子升入中学,搬离黑龙江的想法愈发强烈,位于辽宁省东南部的丹东是他的首选。那是东北地区最温暖湿润的城市,而且水产丰富,适宜生活。最重要的是,这座城市在当时就有三所重点高中,教育水平相对优越。

  于是,考虑到一双子女今后的发展,何老师决定用尽一切办法调到丹东工作。在那个年代,办理调动手续是很困难的,他需要先在丹东谋到一份差事,因此走了不少弯路。“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心里就一个念头,为了孩子念书我宁可牺牲自己的一切。”

  所幸,他望子成龙的心血没有白费。家里两个孩子大学毕业后都被分配到北京,有了体面的工作。孙子出生之后,何老师与老伴也落户首都与子女同住,平时帮忙带孩子。而他长期信奉的教育理念,又在家里的第三代身上贯彻着。

  本着孩子要从娃娃抓起的信念,在自家乖孙4岁时,何老师就开始用心浇灌这颗幼苗,带他上围棋课,因为“能锻炼小孩思维能力”。在他的极力主张下,孙子小学四年级开始上奥数班,为五年级的四则运算打基础。他笑着回忆,“当时报辅导班前十名打折,清晨五点就帮我孙子排队报名去了。”后来,孩子一到双休日行程就排得满满的,上午英语、奥数,下午再学两小时语文,还有羽毛球、乒乓球、滑冰等兴趣班,基本上都是何老师陪着去的。

  一提起自己即将升入高三的小孙子,何老师的神情无限欣慰:“他学习好,年级排名前十,有机会考清华北大的水平,他自己想学建筑”。何老师感叹道,等明年给孙子报完志愿,自己也就可以“功成身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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