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BA中国分会荣誉主席:建筑师的责任,也在于“共存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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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4年,英国建筑师乔治·吉尔伯特·司各特设计建造了上海圣三一教堂,教堂至今完好,是上海著名的历史地标建筑之一,这也是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在中国的第一个设计项目。

  2020年,创立186年的该学会正式开启了在中国的工作。日前,“澎湃新闻·艺术评论”(www.thepaper.cn)专访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RIBA)中国分会荣誉主席、Aedas全球设计董事韦业启。在他看来,“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共存是建筑设计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在设计中,一定要牢记城市和建筑是在对话的,特别是城市中大型的核心建筑,对人们生活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建筑师要做的就是通过设计最大程度消弭各层面的坏影响,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达成人-城市-自然间的共存。”

  

  RIBA中国分会荣誉主席、Aedas全球设计董事韦业启

  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Royal Institute of British Architects,简称RIBA)是创立于1834年的英国建筑师职业协会,也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建筑学会。目前,RIBA在全球115个国家拥有大约五万名会员,并且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建筑艺术收藏品。RIBA每年颁发的皇家建筑金奖被认为是英国建筑界的最高荣誉。

  近日,RIBA宣布在中国成立其第六个国际分会,推动中国与国际间的建筑交流。作为RIBA中国分会荣誉主席,韦业启在采访中表示,RIBA在中国已有大约350位会员,这些会员主要以“海归”为主,未来协会将通过“中国百位杰出建筑师计划”吸纳更多在本土实践的中国建筑师;此外,韦应启还就可持续建筑、城市建筑的高度与密度等建筑界热门话题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RIBA进入中国,如何回应本土议题

  澎湃新闻:在14日的论坛上宣布了RIBA中国分会的成立,以及在上海建立的第一个国际办事处,能否分享一下RIBA和中国、和上海的合作具体是怎样形成的?

  韦业启:RIBA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学会,其宗旨是开展学术讨论,提高建筑设计水平,保障建筑师的职业标准。而中国正是世界建筑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近年来中国对建筑的需求发展得很快,其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模式和特点,例如城市化与高密度,提供了全新的城市范本。让RIBA 看到在中国建立分会的必要性。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分会将RIBA丰富的国际经验带给中国,同时去分享中国建筑的一些考量,不同地域的方向和策略,新的概念和设计创意,并且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

  之所以把办事处设立在上海,是因为RIBA在中国的第一个项目在这里。这要追溯到1864年,英国著名建筑师乔治·吉尔伯特·司各特(George Gilbert Scott)设计建造了上海圣三一教堂,他同时也是伦敦圣潘克拉斯火车站的设计者,这是RIBA会员在中国的第一次设计尝试。如今,经历了150余年,这座教堂现在依然完好,是上海著名的历史地标建筑之一。同时我们现在在北京也有团队,未来还可能到广州、深圳等城市发展。

  澎湃新闻:具体来说,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面对本土出现的多种新问题(比如可持续性、城市公共空间、交通等),迫切需要一些切实的解决方案。RIBA特别是RIBA中国在其中的角色是什么,或者说RIBA中国以什么样的方法、策略、角度,来帮助和解决这些中国的问题?

  韦业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些问题不是孤立的,或许因为风俗、习惯有着独特的呈现,但究其根本,这是世界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RIBA作为国际化的学术交流平台,我们希望可以成为各国之间的沟通桥梁,通过演讲、展览等活动,营造更多跨越国别的对话,在打破思维边界中,持续推进建筑师之间的交流与学习,为这些发展问题带来深刻洞见与解决方案。

  澎湃新闻:本次RIBA中国上海研讨会发布了RIBA 100的计划,请问这一计划的初衷和后续希望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韦业启: “2020 RIBA中国百位杰出建筑师计划”是RIBA中国分会成立后的首次活动,聚焦中国城市问题,通过多身份多角度的对话,突破现有模式,带来建设性的新实践。也希望通过这个计划、通过这些设计领袖的力量吸引更多的建筑师加入RIBA。利用我们的国际化的文化交流平台发展他们的创意和经验。

  共存架构建筑(Coexistence Architecture),把社区引入大型建筑中

  澎湃新闻:在论坛研讨环节,您以香港西九龙站为例,提到“共存架构建筑(Coexistence Architecture)”,可否详细谈谈您的这一理念?

  韦业启:我认为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共存是建筑设计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建造大体量的建筑是我们国际建筑事务所的优势,它对于城市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但它本身对城市而言是一种“破坏”,建筑师要做的就是通过设计最大程度消弭各层面的坏影响,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达成人-城市-自然间的共存。

  而以轨道交通为导向的开发(TOD)则是这个共存架构建筑的基础。它可以在高密度城市中,便捷高效地将人输送和分散到不同的点,缓解地面交通的压力。

  香港城市的高密度情况比大陆更加严重,当将超大型的TOD,超大型的高铁总站放在香港这么小的一个地方,还要与其他物业开发、办公酒店等结合起来,如何共存,如何平衡所有元素就非常重要。

  圆方是香港比较早的TOD综合体,它的裙楼犹如一个大“蛋糕”,我们一改过去的设计方法,把车站放在地面,以公交车总站或者出租车枢纽代替一层的商铺,旅客从出站后可以直达西九龙文化区。

  

  位于香港九龙的圆方综合体(图片来自网络)

  同时,在香港西九龙高铁站的设计中,我们重新设立九龙区的交通,将交通车道改为下沉车道,并将高铁站包容在社区里,通过营造市民空间融合周边环境,建立建筑和城市的共存关系。在项目开始之前,我们的研究辐射了周围大约一公里之内的所有居民,思考怎样使人们和我们的车站连在一起、他们如何通行、交通乘降点如何设置等。我们在中国大陆也在进行类似香港西九龙站这样的规划,但是涉及到产权、规划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要实现需要更多的研究。

  

  由Aedas设计的高铁香港西九龙站 摄影Edmund Sumner

  澎湃新闻:“共存架构建筑”似乎也涉及到了建筑师的社会责任,相较于通常人们所能联想到的社区尺度的改造项目,在您设计过的这些大型开发项目上,建筑师怎么体现其身份的社会性?

  韦业启:其实我们都是在做同样的事情,无论项目规模的大小,同样需要考虑各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不只是为社区创造一个空间,而是通过我们的设计去影响社区空间。

  以TOD为例,首先我们要考虑到对于社区的影响,如何配合社区的尺度,如何将人性化的设计引入到不同区域。而在做大型建筑时,也要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思考,考虑将人行道引入不同区域,想清楚城市和它的关系。

  在设计中,一定要牢记城市和建筑是在对话的,特别是城市中大型的核心建筑,对人们生活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通常国内的TOD会是多种业态相交织的,如商业、酒店、办公、住宅等,覆盖人们各方面的生活所需,而非国外明确的商业区、生活区的划分。我们就需要研究所有的部分,考虑如何降低我们的干涉,增加建筑积极的影响,还有商业经济价值的考量。综合对于城市不同的考量,才能做出好的设计。

  “用密度换高度”的挑战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澎湃新闻:在演讲中,您还引用到了章明所说的未来城市“用密度换高度”的概念,能否再谈一下您对此是如何理解的?在您设计的项目中有这样的案例吗?是否说明高楼现在在国内不再是一个趋势?

  韦业启:用密度换高度其实是很大的挑战,因为对于高楼来说,周边的环境会“宽松”一点,把高楼“拿走”以后,在相对低的高度里要增加密度,必须和周围环境联系得更加紧密。

  前面所说的香港西九龙站就是一个例子。本来我们的规划里有一栋300米的超高层,但因为场地背景里有香港当地著名的狮子山,我们希望山峰的轮廓不会因此受到影响,并且考虑到建筑尺度与人性化的关系,为了避免大规模建筑中出现过高的裙楼,带给人较差的空间体验,所以改为增加建筑密度,而不增加高度。这样带来的挑战更大,更加需要考虑其和周围环境的关系,和周边社区怎么融合,怎么创造公共空间。

  至于建筑的高度,并不是建筑师可以随意设定的,它会受到项目所在地块政策、规划等方面约束条件的影响。在建筑设计上,单纯追求高度并没有什么意义,这也并不是评判建筑设计是否优秀的必须标准。

  

  高铁香港西九龙站 摄影Virgile Bertrand

  澎湃新闻:这次论坛以“可持续”为主题,提到“可持续建筑”很多人想到的是生态、环保、绿色,但另一方面,如今有一些批评指出有些建筑师过度强调这一概念,而建筑本身却无法达到“可持续”的预期,对此您怎么看?或者说对于可持续的考量应该如何与建筑的其他考量联系在一起?

  韦业启:“可持续”涉及到各种方面,环保是其中很主要的一点。小型建筑可能可以做到全方面的环保,从减少运输能耗的就地取材,到室内外光照能耗的调节等等,但是这对超大型建筑来说很难。这就需要建筑师在项目中确定一个设计重点,可能是景观,可能是节能,可能是符合当地城市特点,也可能与其他人文环境有关……建筑师需要找到这样一个角度,将设计发展成一个能够落地和达成结果的方案。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合理的布局,优化地面、楼顶等空间,营造更多生态公共空间融入建筑,在容纳高密度人口的同时改善街区环境,也是一种“可持续”的表现。

  澎湃新闻:今年的疫情给各个方面带来影响,建筑也不例外,您认为“后疫情时代”的建筑会因此而有什么变化吗?

  韦业启:改变可能就是我们得一直戴着口罩工作(笑)。面对疫情我们可以做的是采取更多合理的人为调控,但建筑本身的作用不会因此改变。由于疫情,会有业主询问办公室的窗户能否打开,但其实,良好的空调系统就足够保证空气的清洁度。再比如轨道交通本身的作用就是要将人从一个点输送到另一个点,它不太可能为了分流人群而再另做隔断,但是可以通过错峰上班来疏散密集人流。建筑本身是硬件,不是软件,不能单从设计方面来处理这些问题。

  另外,最近很多人提出,未来办公建筑是否会减少或者消失,我觉得未必,如果未来随着5g技术的发展与虚拟软件的普及,远程办公会更加方便,但是人们还是需要面对面的交流,办公环境仍然重要。疫情对于建筑以及工作方法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我现在持保留意见,我觉得未来两三年应该会见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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